疫情下再思西歐式民主 中歐四國「向右走」尋覓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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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中歐?就是俄羅斯與德國之間一個不確定的區域,遍布小國……它是西方世界中最不為人知、最脆弱的部份。」著名捷克裔作家、流亡法國逾四十年的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這樣形容他的故土。由兩次世界大戰到冷戰,再到蘇聯解體、中歐各國加入歐盟,這片土地似乎總在周邊大國的陰影籠罩之下,於紛亂歷史中艱難探索一條適合自己的道路。

撰文:鄭逸雯

來到今天,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讓中歐有機會再次思考「西歐模式」的利弊。自3月開始,疫情在歐洲各國迅速蔓延,西班牙、意大利、法國、德國等老牌歐盟大國成為重災區,官方公布的確診人數均遠超中國。反倒是中東歐地區,由於入境遊客相對少、早期及時實施防疫措施,大部份國家的確診病例數字仍維持在數千水平。

眼見歐美大國都因疫情手忙腳亂,全球也在反思西方民主政府為何未能有效控制病毒擴散,探討市場化醫療、中央統籌與地方自治等議題。另一方面,「封關自救」似乎成為疫情下唯一選項,儘管這與歐盟數十年來堅持的「無邊界化」、人口自由流動原則背道而馳。

歐洲疫情放緩,波蘭首都華沙有示威要求政府重開經濟。(美聯社)

對「入歐」不足二十載的中歐「維謝格拉德集團」四國而言,這種反思也許正將他們推離西歐治理模式。匈牙利立法會3月底通過法案,宣布擴大總理歐爾班(Viktor Orban)的行政權限,包括無限期維持國家緊急狀態、繞過國會自行頒布法令、監禁散播疫情「假新聞」人士等,此舉在西方社會招致猛烈抨擊。

縱使醫療資源及經濟實力難與西歐大國相比,但四個中歐國家在這次疫情防控上都取得理想成效,包括及早封關堵截病毒在國內散播,有效採取限行令、停課、家居辦公、禁止民眾聚會等措施。隨着歐洲疫情放緩,四國陸續放寬限令,可算在首波疫情中取得勝利。

捷克是其中一個最早要求民眾戴口罩出外的歐洲國家。(美聯社)

不再憧憬西方治理模式?

中歐四國與歐盟絕非在疫情下才開始漸行漸遠。保加利亞政治學者Ivan Krastev及美國法律教授Stephen Holmes認為,早在2008年金融海嘯後,自由主義在中東歐地區的聲譽便一落千丈,對「賭場資本主義」(casino capitalism,比喻資本主義的投機性與高風險)埋下懷疑與不信任種子;2015年歐洲爆發難民危機,中歐四國拒絕接受歐盟提出、成員國按比例接收難民的方案,令裂痕進一步擴大。

過去十年間,整個歐洲見證着民粹勢力壯大,中歐尤然。如今波蘭、匈牙利政府均被認為是極右翼;斯洛伐克由立場中間偏右的聯合政府執政;捷克總統澤曼(Milos Zeman)更毫不掩飾其反移民立場,走親俄親中路線,但首都布拉格巿長賀瑞普(Zdenek Hrib)宣布解除與北京的「姊妹城巿」關係,改而跟台北結盟,令「親中派」的澤曼相當尷尬。

捷克總統澤曼曾積極發展對華關係,圖為2019年4月28日,澤曼(左)在中國北京人民大會堂會晤中國家主席習近平。(Reuters)

弔詭的是,與傾向疑歐派的執政黨不同,中歐民眾大體上仍對歐盟抱有好感,特別是認可加入歐盟有助經濟發展。美國智庫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9年一項調查發現,84%波蘭人對歐盟持贊同(favorable)態度,之後依次是斯洛伐克(70%)、匈牙利(67%)、捷克(52%)。

但受訪者看法存在明顯的世代差異,年輕人更傾向支持歐盟;是否支持本國右翼政黨同樣是重要因素,立場偏右民眾普遍對歐盟更不滿意。調查還顯示中歐四國民眾在展望國家未來時,對縮小貧富差距最感悲觀,其次是政治制度運作方式、獲得高薪工作的可能性,反映普通人對現行社會制度、生活環境的真實感受。

(左起)斯洛伐克、波蘭、捷克、匈牙利四國元首3月時一同出席有關新冠肺炎疫情峰會。(路透社)

「西歐模式」何以跌落神壇?

回看歷史,中歐各國在冷戰時期被蘇聯納入麾下,但蘇共扶持下的紅色政權在這片土地曾備受挑戰: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波蘭數次罷工潮、捷克斯洛伐克1989年的「天鵝絨革命」,無一不彰顯其對「民主化」的渴望。正因如此,這些國家在蘇聯解體後湧現大批反共政客、社會活動家,一眾新政府以「仿效西歐」(Imitate the West)為旗號,迅速搭建起自由民主制度的框架。

冷戰結束後,前共產主義國家合共推出約2萬條新法律法規,內容涵蓋民主政體、市場經濟、新聞自由、法治等,作為進入歐盟的條件。但在實際運作中,這套制度在中歐國家卻出現「水土不服」,讓人們逐漸意識到,一味模仿「西歐模式」並不能一勞永逸。

中歐在地緣上相當含糊,卻質西歐國家存在經濟及文化差距。圖為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美聯社)

歐洲外交政策分析機構Carnegie Europe訪問學者Stefan Lehne指出,中東歐國家面臨司法機構薄弱、腐敗現象猖獗等挑戰,而這些政權之所以治理能力較弱,存在歷史淵源。他認為,中東歐在漫長歲月中隸屬結構鬆散的奧斯曼帝國,幾乎不曾有過強而有力的國家機構;共產主義政權的遺產也阻礙西方民主制的建成,例如任人唯親、裙帶關係等風氣。

擺脫蘇聯三十載後,中歐四國的政體、價值觀仍遭西歐國家詬病「不夠民主」,時常被視作歐盟中的不穩定因素。捷克《經濟日報》(Hospodářské Noviny)專欄作家、分析師Martin Ehl認為,中東歐國家僅在理論上滿足成為歐盟成員國的制度條件,西歐則將自己視作「唯一榜樣」,對理解新成員國的歷史、社會、文化並未展現太大興趣。

制度弱點、與西歐之間的文化差距,已經令中歐國家選民感到失望。
捷克分析師Martin Ehl

香港01製圖

經濟騰飛難掩社會創傷

不可否認的是,西方民主制度與歐盟助中歐四國走上富裕之路。上世紀九十年代早期經歷短暫陣痛後,區域內國家紛紛迎來經濟騰飛,1990至2018年間,波蘭、斯洛伐克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逾7倍,中歐四國中GDP增幅最小的匈牙利也超過3.4倍。然而在經濟飛躍同時,一個新的社會問題悄然而生—人口大規模外流至西歐,這現象在波蘭尤為嚴重。

截至2019年,逾260萬波蘭人生活在歐洲其他國家,佔總人口6.8%,當中近三成是大學畢業生;海外波蘭人的就業率比國內高14.6個百分點。該國去年7月推出新法例,為26歲以下、收入低於約8.5萬波蘭茲羅提(約16萬港元)人士減免18%薪俸稅。「(人口外流)必須結束,年輕人必須留在波蘭。」總理莫拉維茨基(Mateusz Morawiecki)當時稱。

中歐各國「入歐」後,年輕人得以奔赴西歐,追求更高薪資、更多機遇。這無疑拓寬了個人追求更好生活的可能性,卻造成國內勞動力與人才不足,日益制約經濟社會發展。年輕人外流也加劇人口老化,選民整體趨向保守,客觀上為右翼民粹政黨上台創造條件。再如今次新冠肺炎疫情,外界普遍擔憂中歐各國將無力應對大爆發,因大批醫生、護士已遠赴西歐從業,國內醫護體系隨時不堪重負。

布拉格有歐盟支持者在疫情期間要求捷克總理Andrej Babis下台。(路透社)

如果你生活在這樣一個國家,大多數年輕人迫不及待想離開,那麼無論你過得多麼好,也會感覺像個失敗者。這種不可避免的喪失感、劣等感,解釋了波蘭為何成為新興民粹主義的典範。

保加利亞政治學者Ivan Krastev表示。在他看來,民主制度在中歐的「變質」,需考慮心理層面的因素。

另一個例子也許是中歐民眾對社會公平的觀感。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2015年的數據,中歐四國的堅尼系數均在0.2至0.35以內,在世界範圍內算低,意味着社會相對來說較為平等。然而,四個國家的普羅大眾對貧富差距感到相當悲觀,例如2009年一項調查顯示,逾七成匈牙利人稱「強烈同意」收入差距過大。

波蘭大城巿的生活質素絕可跟西歐國家相比,但由於沿用自家貨幣,水紙仍較低。(Getty Images)

波蘭華沙大學社會學家Elżbieta Korolczuk認為,中東歐民眾厭倦的並非自由主義,而是其「邪惡雙胞胎」—新自由主義,在經濟上主張最小化政府干預,導致勞工環境惡化、社福制度欠缺等。

中歐四國曾由奉行平均主義的共產政權統治,又在短短數年間匆忙向「西歐模式」過渡,或令國民對西方民主制度的缺陷格外敏感,在觀感上放大社會不公現象。數百年間,中歐各國幾經易主,戰亂、政變、起義頻頻,在社會動盪中不斷拷問自己的集體身份。

波蘭也是停課得較早的歐洲國家,幼稚園都失去小童笑聲。(路透社)

超越「東」「西」,重建身份認同

昆德拉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因參與反蘇共運動而被迫流亡海外,在他看來,「地理上的歐洲」素來分割為兩個獨自發展的部份,一個與古羅馬、天主教緊密相連,另一個則向古希臘拜占庭、東正教靠攏。1945年以後,這條界限又新添意識形態之別,在地理上由東向西偏移數百公里。昆德拉形容:「一向認為自己是『西方』的各國,一覺醒來後突然發現變成了『東方』。」

西有英法德,東有俄羅斯,夾在大國之間的中歐經歷不同價值觀撕扯,逐漸形成一套「非典型」社會觀念。例如其草根知識分子、工人階層在冷戰時期曾反抗蘇共侵蝕,彰顯對民主、自由等西方價值觀的認同;蘇聯解體後終於回歸「西方」體系,這些國家卻在移民、難民問題上與歐盟周旋不斷。

疫情減退,法國天主徒開始重新回到教堂。(路透社)

「相比西歐,中東歐國家對種族、宗教多元的態度更為負面,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歷史經驗不同。」 Lehne解釋,中東歐原本是歐洲大陸種族最多樣的地區,但自十九世紀起發生多次針對特定種族、地域、宗教群體的驅逐與屠殺,加上國境變更,導致如今中東歐各國的民族構成相對單一。二戰結束後,中歐四國均建立共產政權,與外界的人口流動甚少,同一時期,西歐卻湧入數十萬移民,人口結構日益多元。

想深一層,也許「東」、「西」之辯本身不過是一種成見,即仍試圖將中歐放入大國政治的框架裏審視。由近現代史上不斷更迭、分裂的帝國,再到蘇聯陰影,中歐各國作為民族國家的獨立性長期遭到抑制。這或許也能解釋為何大多數選民如今渴望政局穩定,並強調本土利益及民族身份認同。

常年報道歐洲新聞的美國記者Richard C. Longworth曾感嘆:「中歐是帝國碰撞、戰爭開始的地方,幾個世紀以來充當緩衝區、防波堤……這裏盛產濃咖啡和復仇記憶,有太多歷史、太多鮮血。」

上文節錄自第215期《香港01》周報(2020年5月25日)《疫情下再思西歐式民主 中歐「向右走」尋覓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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