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製造」為何成了台灣的政治假想敵？

2015年5月，國務院正式推出「中國製造2025」戰略計劃，試圖將中國從世界工廠升級為全球製造強國。該戰略涵蓋從高端數控機床、新一代信息技術到生物醫藥、航空航太等十項關鍵領域，堪稱一項全方位工業轉型工程。這不只是中國內部的產業升級，更是試圖改變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角色定位。

然而，這場產業升級的國家戰略在國際上卻並不被視為單純的經濟發展行為。2018年，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第一任內，即以技術竊取、貿易失衡為由對中國發動貿易戰，「中國製造2025」隨即被華府視為戰略打擊的對象。爾今，隨著特朗普二度入主白宮，對華加碼開徵超高額關稅，標誌著中美之間的科技競爭進一步進入體制性對抗。

台灣夾在這場全球產業供應鏈重構與政治對峙的板塊運動之中，自然無法置身事外。綜觀「中國製造」在台灣內部的觀點，主要分為兩大軸線：一方面是來自經濟與產業競爭的理性評估，另一方面則是囿限兩岸關係與政治意識形態拉扯所衍生的情緒化批判。這兩股路線並存，且彼此牽制，相當程度扭曲了台灣社會對中國製造發展的理解模式。

兩岸產業競合　台廠湧現壓力

「中國製造2025」推出後，官方透過政策補貼、技術投資與國有資本介入，加速關鍵製造領域的本土化與技術突破。這些發展直接衝擊到與中國產業高度重疊的台灣企業，特別是半導體、電子組裝、精密機械等產業。

根據台灣經濟研究院2023年報告，中國在車用晶片、人工智能晶片與電動車三電系統的布局進展快速，其中像華為海思、中芯國際的擴產計劃，已對台積電與聯發科的部分業務構成競爭壓力。同時，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亦指出，中國在工業自動化設備與零組件方面的國產替代率上升，導致台灣如台達電、研華等電子與電腦設備廠商必須尋求差異化經營策略以維持市場地位。

儘管如此，台灣產業界普遍展現務實態度，台灣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在去年發布的產業觀測指出，對大型科技企業而言，中國仍是營收貢獻的重要來源，即便競爭加劇，雙方也難以脫鉤，未來只能朝向「合作中競爭、競爭中合作」的新常態調整。

政治對抗下的輿論扭曲

然而，相對於企業界的務實與調整，台灣在政治領域與媒體論述方面，對「中國製造」的理解則長期受到意識形態驅動，形成了強烈對抗性與刻板化的解讀模式。

自1990年代以來，「經濟中國化」與「經濟全球化」的論戰，已成為台灣選舉政治的慣用劇本，更經常成為每四年一次的大選辯論主軸。民進黨陣營普遍將中國經濟發展視為對台灣主體性與政治自主的洪水猛獸，強調「經濟去中國化」的重要性，將「中國製造」視為國安問題的延伸。尤其當「中國製造2025」成為北京官方政策指標後，其技術性內涵往往在台灣親綠媒體的論述中，被簡化為仿冒、低質、侵權等負面標籤。

當中，也不乏主流媒體在報道中使用如「紅色供應鏈」、「中國製造恐滲透全球」、「高科技間諜戰」等充滿敵意的詞彙，在媒體誘導式介紹「中國製造」的推播下，進一步加深台灣社會對「中國製造」的不信任與排斥。台灣的輿論也出現將中國大陸一切技術進展歸因於「偷來的」、「補貼灌出來的」等說法，削弱對中國產業實際競爭力的認識。

此外，台灣政客每逢選舉，更樂於操作這類話題，輕易將「中國製造」與「主權喪失」掛勾，使其成為反中動員的話術。在這種情境下，關於中國產業升級的討論往往難以超越意識形態邊界，形成真正理性政策辯論。

學界觀點分歧　政策莫衷一是

最後，在台灣學界對「中國製造」的評價方面，則呈現出明顯的分歧，反映出在面對中國大陸產業政策與發展時，哪怕本應相對客觀的學術研究，亦不得不與政治意識形態之間產生極大的張力。

一方面，不少分析從產業升級的角度出發，認為中國在推動「中國製造2025」過程中，已在多個高科技領域取得實質進展。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的研究指出，中國在半導體、工業機器人以及醫療器械等產業的國產化進程加快，對全球供應鏈產生了深遠影響。

另一方面，也有台灣學者對中國大陸的產業政策提出批評。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樊家忠指出，中國在推動「中國製造2025」的過程中，採取了掠奪性定價策略，透過國家資源支持企業以低於成本的價格進行競爭，破壞國際貿易秩序，對全球市場造成不公平競爭。

此外，前台灣工研院研究中心主任杜紫宸則指出，「中國製造2025」的推動可能導致台商在全球供應鏈中的邊緣化，尤其是在深圳與矽谷的合作加強的情況下，對台灣的創業環境構成挑戰。

這些分歧的觀點反映台灣學術界在分析中國產業政策時，往往受到政治立場與意識形態的影響，導致研究成果難以形成共識，並影響政策制定的客觀性與有效性。

特朗普主義與全球化信仰的崩潰

值得一提的是，台灣長期倡議「經濟去中國化」政策的道德與制度基礎，多半立足於對全球化秩序的信任，特別是自由貿易、資本流通與技術擴散等原則。然而，自2018年美國總統特朗普推動「美國優先」政策以來，這些制度性基礎便遭到強烈衝擊。特朗普以貿易赤字、產業空洞化及國安風險為由，對中國商品祭出高額關稅，並對中資企業施加限制與審查，事實上標誌著美國由全球化守護者轉為選擇性參與者。

可以說，特朗普主義的本質不僅是對中國的戰略圍堵，更是一種對新自由主義全球秩序的質疑與顛覆，其背後反映的是美國中產階級對全球化紅利分配不均的不滿，以及製造業流失後社會斷裂的回應。這種政治基礎使得單邊主義的經濟政策在美國內部獲得部份群眾的支持，也成為特朗普公然對外霸凌的「正當性」。

對台灣而言，這帶來的衝擊是多重的。一方面，台灣原本以全球化為依託推進外貿與產業升級，視自由貿易協定、多邊主義與規則導向秩序為對抗「中國因素」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特朗普主義的興起卻動搖了這一制度基礎，迫使台灣在選邊站與尋求自主中進退維谷。

回到眼下，今年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宮，上任不過百日便對華開徵超高懲罰性關稅，這進一步將台灣捲入保護主義與供應鏈重組的震央。面對中美科技分裂與市場區隔，台灣理應重新思考如何定位自身角色，積極尋求戰略自主與市場多元化，奈何同樣深受前述政治意識型態的框限，「一條路走到黑」，迄今仍奉美國戰略為依歸，全然不察這已不只是外交或軍事問題，而是攸關台灣未來產業競爭力的核心課題。

此外，特朗普式單邊主義對世界其他中小型經濟體也構成示範效應。自2020年代初起，歐盟、印度、日本等經濟體也紛紛提出本國優先政策或國產替代計劃，使得全球貿易體系逐漸從「最適配置」轉向「最安全配置」，全球化逐步「碎片化」，產業鏈開始圍繞地緣政治與價值聯盟重組。

在這樣的背景下，現實已然迫使台灣不再能單純依賴對外開放與全球化秩序作為產業策略，而是如何在碎片化全球化中，建構一套具有戰略韌性的經濟安全思維，以維持技術領先、分散市場風險與保障關鍵產業鏈地位。

「中國製造」還能還原為經濟事實嗎？

回顧「中國製造2025」戰略推出以來十年的爭議與產業變局，不難發現，它所帶動的不僅是中國的產業結構重組，更是全球對技術主權與供應鏈安全的新認識。台灣若始終以政治仇視的眼光看待「中國製造」，必然無助於自身產業的升級與應變能力。

真正有效的對應方式，是從現實出發、從產業邏輯出發，認識中國的發展趨勢與技術能力，釐清產業互補與競爭的界線。唯有理性拆解，台灣才能找出真正能保有競爭力與安全的策略。

是以，在中美博弈深化、全球化退潮的此刻，台灣若想擺脫被動，勢必得重新校準對中國發展的集體想像，將「中國製造」從政治仇敵的符號還原為經濟事實的一部分，才有機會在未來的全球經濟棋局中保有發言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