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富懸殊「超歐趕美」　中國何以自證是社會主義國家？

關於什麼是社會主義，1992年鄧小平南巡時曾有一句經典論述。他説：「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句話包含兩層含義，第一層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在於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與鄧小平經常説的「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一脈相承。第二層含義是社會主義反對貧富懸殊，主張共同富裕。這兩層含義合在一起，即鄧小平構想的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先富帶後富，達到共同富裕。

改革開放以來，或者説至少在中共十九大之前，中國正是基於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目標導向，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是第一要務」，將最主要精力放在「做大蛋糕」上，認為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政策導向和實踐不僅讓大約9億人擺脱貧困，從根本上解決了長期存在的普遍貧困難題，而且中國得已快速崛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但與此同時，「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不可避免帶來的貧富分化開始在中國社會加劇。坦率説，為了縮小貧富分化，過去多年中國政府採取了許多措施，不論是江澤民時期提出並啓動的西部大開發，還是胡錦濤時期實行的力度空前的扶持「三農」措施、全民社保，都緩解了貧富差距，改善了民生。但總體而言，貧富分化越來越嚴重已是不爭的事實。時至今日，中國仍有近40%的人屬於農村人口，其中多數人收入低、生活條件差。而在60%的城鎮居民中，固然已有許多人生活富裕，但仍然有為數不少的人常年都在為生活乃至基本生存苦苦掙扎。

以反映貧富分化的基尼係數為例，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披露的數據，2008年中國基尼係數達到一個歷史高值0.491，明顯超過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規定的警戒線0.4，高於同期歐洲主要發達國家的基尼係數。2008年之後中國基尼係數有所下降，但一直都高於0.4，其中2015年是0.462，2016年是0.465。《21世紀資本論》作者、法國著名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曾發佈研究文章稱，今天中國的貧富懸殊程度已經超過了絕大多數歐洲國家，幾乎已經接近於美國。

伴隨着貧富分化的加劇，海內外有不少聲音質疑今天中國還是不是社會主義，諸如「中國已經變質為資本主義」、「中國是權貴資本主義」之類的質疑，屢見不鮮。應該説，嚴重的貧富分化對中國社會主義的性質和自我定位構成嚴重挑戰。再加上中國兩千多年以來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樸素傳統，相互疊加之下，社會上對於貧富分化不滿的聲音日益普遍，甚至已開始滋生仇富心理，影響社會穩定。

而且嚴重的貧富分化從長遠來看，不利於中國提振內需，進而制約經濟進一步發展和當前正在推進的內循環。中國擁有14億人口的超大規模市場，制約內需啓動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嚴重貧富分化國情下存在大量低收入羣體無力消費，也就是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説的「6億人每月收入1000元」。對於這些人來説，他們都有消費的剛需，都希望通過消費來改善生活，只是苦於消費能力的不足。

二是長期以來，中國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存在明顯不足、嚴重不均衡，醫療、教育、養老、住房等「四座大山」無時無刻不在困擾着多數人，壓得人們喘不過氣，不敢消費。今天中國雖已經在胡温時期建立了全民醫保體系，後來又有完善，但保障水平有限，體制內體制外不均等，對於重病或慢性病的覆蓋比例更低，許多原本已達到小康水平的家庭往往很可能因為家裏有人身患一場大病而徹底返貧，甚至債台高築。今天中國教育資源分佈嚴重不平衡，大量欠發達地區教育資源嚴重短缺。而在那些教育資源相對充足的城市，大量家長又不得不為孩子的課外培訓費用發愁，深陷無休無止的內卷化競爭中。

養老更是如此，因為公共養老體系的不健全，體制外的多數人尤其是農村居民，養老只能靠自己和孩子，一旦年邁喪失賺錢能力或孩子不孝，老人的晚年必然無比貧困和心酸。2020年在中國輿論場轟動一時，令人髮指的陝西坑埋母親案，就暴露出了農村養老困境。住房難同樣非常嚴峻，在機會多、生活條件好、年輕人蜂擁而至的大城市，房價高企，年輕人普遍難以負擔，大量家庭被迫掏空家底給孩子購房，許多年輕人淪為房奴。

欲解決上述問題，只能回歸和承接鄧小平當年論述社會主義説的「先富帶後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如果説改革開放40年在相當程度上解決了普遍貧窮的難題，那麼接下來在繼續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同時，重心應該放在共同富裕。值得注意的是，共同富裕絕不是平均主義或大鍋飯，而是在尊重差異和自由的同時盡最大可能確保財富分配的公平，讓每個人都能公平分享社會發展的紅利。唯有這樣，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之路才算名副其實，才能説真正接近令人嚮往的理想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