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黨百年三問：中共和西方政黨的區別到底在哪
編者按：今年是中共建黨百年，百年以來，中國從曾經分崩離析、軍閥混戰的失敗國家一步步崛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有望在未來數年超越美國，成為第一大經濟體。這一切的發生與中共密不可分。作為全世界人口第一大國中國的唯一執政黨，中共一直以來在海內外都不乏關注和研究。但長期以來，中國官方學者和宣傳系統總是以政治背書和歌功頌德為主，流於口號和形式，而那些能獨立發出聲音，對中共進行客觀分析研究的學者，並不多見。海外社會雖然普遍認同中國改革開放成績，但是多數時候僅停留於經濟層面，許多人傾向於認為中共體制只是歷史的過渡而已，未能放下意識形態，以同情理解的態度來認識中共。
這種狀況顯然與中共100年建黨歷史、72年執政歷史和43年改革開放歷史不匹配，未能有效解釋，究竟一個什麼樣的政黨，讓近代四分五裂、內憂外患的超大型國家實現主權統一，並在建政後犯下反右、大躍進和文革等一系列嚴重錯誤後居然還能帶領中國告別封閉落後的積貧積弱狀態，實現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國家發展奇蹟。
在中共建黨百年之際，《香港01》刊發系列文章，通過傳統文化、馬列主義、西方政黨對比等三重視角來認識中共，此為系列文章第三篇。
一個社會產生什麼樣的政黨，有着深刻的內在原因。翻開政黨史，可以看到政黨的誕生、演變的規律。時至今日，政黨數量愈來愈多，演變速度也愈來愈快。長期以來，因為中共與西方政黨有太多不同，所以很多受西方思潮影響的人，認為中共遲早會崩潰，中國政黨制度會變得和西方大同小異。但事實是，中共非但迄今沒有崩潰，還屢屢在西方政黨暴露出嚴重問題的同時讓中國創造發展奇蹟。這讓愈來愈多的人產生疑問，中共究竟與西方政黨有哪些差異？
歷史傳統和文化根基的不同
不同歷史和文化背景下誕生的政黨，產生的基礎和土壤不同，這注定了政黨的理念、組織形態及其建立的政治體制會大相徑庭。西方文明歷史可以追溯至古希臘時期，自那時起就存在城邦民主，且城邦國家林立，盛行對外海上貿易活動。後來雖然出現過幾次大一統帝國，但要麼存在時間有限，要麼帶有一定的貴族制色彩。換言之，在西方漫長歷史進程中，並未出現明顯的中央集權大一統，世俗政權的力量一直不太強勢，盛行「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所謂國王只不過是最大的貴族或領主而已。即便是被人稱為專制黑暗的中世紀，始終存在宗教權力和世俗王權的相互制衡。宗教改革後，世俗政權擴張，宗教神權退縮，但國王必須聯合新興資產階級才能一起對抗教皇。世俗政權的羸弱，使得西方近代在反宗教神權和民族國家建構過程中，並未形成對世俗政權的信賴，而是形成一種個人主義本位的國家理性，強調社會契約精神，重視對個人權利的保護，限制國家權力，重視程序正義。
在不少研究者看來，正是因為西方缺乏中央集權大一統的專制傳統，加之古希臘民主文化淵源，所以五百年前的地理大發現後，西方才在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啓蒙運動過程中，逐漸發展出個人主義和理性主義、社會契約精神，形成一種「小政府、大社會」的傳統，並延續至今。
中國則是一部不斷走向大一統的歷史，雖然歷史上有過許多次分裂，但最終趨勢是越來越朝向大一統，從而奠定中華文明的主體疆域。自秦朝以來，中國就摒棄了周朝的分封制，建立了郡縣制基礎上的中央集權君主專制。此後兩千多年裏，儘管分封制偶有復辟，但整體還是中央集權君主專制為主，而且這套制度經歷了不同朝代的鞏固和完善後，在明清時期達到頂峯。
相比於西方文化中強烈的個人主義傳統，以儒家為主體的中華文化誕生於農耕社會，形成以家庭為中心的「家—國—天下」秩序，與中央集權政治制度相輔相成，重視人倫和道德修養，強調「秩序」和「統一」，具有濃厚的集體主義傾向。在認知方面，與西方重視純粹理性不同，中華文化主張經世致用，強調實踐理性，孕育了豐富的道德文化。在治理國家上，西方講求性惡論，發展出完備的法治系統，而中華文化推崇性善論，故存在重禮治教化、輕法治的傳統。
可以説，正是因為中西方截然不同的歷史傳統和文化根基，所以這種不同背景下產生的中共和西方政黨，自然在意識形態、組織形態和政治體制上存在着明顯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觀點。
意識形態的不同
意識形態作為上層建築的組成部分，會對一個國家和社會的發展起到潛移默化的指導性作用，同時對經濟基礎具有反作用。尤其是執政黨的意識形態，更是會對社會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西方政黨之間儘管並非鐵板一塊，不同政黨的意識形態存在區別，但大多有一個共同的思想底層，即自由民主理論。該理論先是承認人的尊嚴和價值，認為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主張羣己權界，每個人都是獨立的主體，只要不侵犯他人，皆有自由的權利。然後在政治上，既認為政府是避免所有人與所有人戰爭的必要之舉，又擔心政府這頭「利維坦」（Leviathan）濫權，所以必須透過分權制衡和憲政予以限制和規範政府權力。應該説，相比於容易釀成暴政的君主專制體制，這種理念確實在相當程度上彰顯了自由和民主，以至於不少人認為自由民主制度是「歷史的終結」。當然，今天西方的選舉民主體制備受詬病，不僅因為選舉民主容易滑向民粹，時常被資本利益集團操弄，而且其承諾的自由民主更多時候是服務於精英或富人。
中共背後是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底層、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的意識形態。中國傳統文化一方面非常重視人民的整體利益，有一種民本思想，認為「民惟邦本」、「民貴君輕」和「民水君舟」，另一方面不迷信民主，不贊同民治，而是提倡為民做主。因為在中國古代思想家看來，任何社會的大多數人並不具備足夠理性和能力進行民治，所謂「同是人，類不齊，流俗眾，仁者希」，故應該通過制度設計把德才兼備的精英選拔出來，由他們來「保民—養民—教民」。至於馬克思主義，本源自西方，卻因為與中國自古以來的歷史文化傳統有諸多耦合之處，比如共同的集體主義價值，都重視經濟民生與反對社會不公，都強調辯證思維和實踐理性，加之一些歷史原因，故在中國獲得遠超過西方的接受度，重塑了中國人的政治話語體系。
目前因為自由民主理論有西方強大的國家硬實力作為後盾，加之中共正陷入理論危機，未能融會貫通傳統文化、馬列主義和西方文明，提出一套有效的話語體系，故中共在意識形態上處於守勢。即便如此，若想理解中共及其與西方政黨的差異，就不能不瞭解其背後的意識形態。
政黨組織形態和結構的不同
以組織形態和結構的嚴密程度而言，西方政黨大體分為兩種：剛性政黨和柔性政黨。剛性政黨的黨章相對嚴肅，具有一貫性，黨紀相對嚴格，黨員實行登記制度，不能隨意參加，各級黨組織職權明確，黨的領導人有較大權力。這種政黨在歐洲比較常見，特別是傾向於工人羣體的政黨多屬於此類，比如，英國工黨和法國社會黨。柔性政黨的黨章則比較模糊，黨紀鬆散，甚至沒有黨員登記制度，各級黨組織職權比較隨意，往往僅在選舉期間才發揮作用，並且只起到協助候選人競選的作用，根本沒有實質領導權。比如，美國的民主黨、共和黨就屬於此類。
中共的組織形態和結構則完全不同，它的黨章非常嚴肅、明確，黨紀十分嚴格，入黨程序複雜、門檻高，實行幾乎軍事化管理，在思想和行動上高度統一，嚴格禁止一切公開的或秘密的派系活動，各級黨組織屬於垂直管理關係，黨的領導人在民主集中制的框架下擁有最高領導權。
為什麼會有這種區別？
這是因為西方政黨普遍產生於選舉民主體制之下，以程序正義為核心的法治相對完善，使得它們能夠通過和平的選舉運作掌握政權。而且西方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盛行，注重個人的理性作用，嚴格的黨紀制度缺乏市場。此外，西方社會的發展已經相對成熟，治理挑戰相對有限。而中共誕生於一個有着數千年君主專制傳統、並且內憂外患、軍閥常年戰亂不止的近代中國。它面對的是「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和非常艱鉅的救亡圖存挑戰，不是「要不要選舉」的問題，而是「要不要革命」的問題，因為根本不存在通過選舉去改變國運的條件。這種現實註定中共只能是一個列寧主義政黨和革命黨，而不是一個選舉黨。對革命黨來説，要實現革命理想，必須在黨內建立嚴密的組織結構和紀律，以達到「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的效果。當然，等像中共之類的列寧主義政黨取得革命成功、掌握政權後，又無一例外面臨着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型的挑戰，特別是怎樣既能維持政治秩序穩定，又能展現多元和民主的困境。
政治體制的不同
政治體制是國家結構形式，指國家的權力安排方式以及國家機關之間的關係，也被稱作政權組織形式。西方政黨賴以維繫的體制是選舉民主，權力通過選舉進行轉移和分配。這種體制強調的是權力制衡，既有政府權力與社會權力、公民權利的劃分，又有縱向上中央權力和地方權力的制衡，同時還有橫向上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的制衡，以及政務官和文官的分工。同時，西方體制強調政府的「節制性」，政府不能過度干預市場，屬於「小政府、大社會」的範疇。
而中共建立的政治體制帶有濃厚威權色彩，不光一黨執政是基本特徵，權力只能在執政黨內部進行分配，而且黨居於絕對主導位置，是廣義政府的領導者和構成主體，「大政府、小社會」的特徵明顯。當然，中共體制亦具有一定色彩的混合體制特徵，即起主導作用的中共有點像君主，具有幾乎排他性的絕對領導權力，匯聚名流、偏向協商的政協有貴族制特徵，人大和黨內民主制度又帶有民主制特色。只不過民主的成分相對有限，尚與社會訴求存在不小落差。
上述四大不同不是為了簡單説明孰優孰劣，只是揭示出二者的差異。對於中共而言，無論是意識形態危機、亟待治本的腐敗毒瘤，還是去專制化和增加民主成分的挑戰，都説明它仍有許多必須克服的嚴峻問題，必須通過借鑑和吸收人類社會已有經驗來厲行改革。而那些長期受西方思潮影響的人，亦有必要放下意識形態的偏見，尤其是在中共通過中國崛起傳遞出巨大的外溢效應，成為越來越不可迴避的現實的情況下，理解它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急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