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強世功・一｜香港「五十年之後怎麼辦」？習近平給出答案

上世紀八十年代，面對香港回歸這一急迫的問題，鄧小平將原本用於解決台灣問題的「一國兩制」作用於香港，並承諾「五十年不變」，也因為這一承諾，「五十年之後怎麼辦」的問題始終縈繞在香港社會，香港的命運探討也始終圍繞2047展開。在香港實踐「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中期時刻，也就是香港回歸25周年之際，習近平訪港時明確表示，「一國兩制」這樣的好制度「沒有理由改變，必須長期堅持」，自此「五十年之後怎麼辦」也隨之轉變為「香港怎麼辦」。雖然2047大限的夢魘不再，但面對中國之變、世界之變，香港對自身角色和命運的透析，對香港與內地關係尤其是對中國共產黨的全面準確認識，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和迫切。

香港回歸26周年前夕，《香港01》記者在北京專訪了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強世功，強世功同時擔任北京大學社會科學部部長、北京大學國家法治戰略研究院院長、北京大學港澳研究院副院長。2004年至2008年，強世功曾擔任香港中聯辦調研人員，結束中聯辦工作之後，出版《中國香港 政治與文化的視野》一書，2022年出版該書增訂版《中國香港 文明視野中的新邊疆》。此外，強世功還著有《法制與治理》（2003）、《文明終結與世界帝國》（2021）等。本次訪談圍繞很多關係根本的重要命題展開，也是對新階段「香港怎麼辦」的一次問道。此為訪談第一篇。

香港01：去年香港回歸25周年的時候，您提到「大局已定、待開新局」，今年雖然不是香港回歸逢五逢十的日子，但從去年到今年，香港發生了很多事情，比如這是香港告別疫情後的第一年，也是香港社會檢驗新特首及其團隊施政能力的時間點，再加上中國內部經濟形勢和外部環境在疫情這一催化劑下發生的急速變化，以及香港內部社會惡性暴力事件不斷導致的人心浮動，重新思考香港的角色和命運顯得尤為重要。站在今天香港回歸26周年的時間節點，該怎麼理解您所說的「大局已定、待開新局」？香港的「大局」是什麼？「新局」又是什麼？

強世功：香港的未來向哪發展，從回歸以後，準確說應該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到現在一直在爭論所謂「五十年之後怎麼辦」，也就是2047的問題。過去，英國人和香港人將1997看作是「香港大限」，前些年有些香港人又以類似的心情看待2047，不斷提出這個爭論。在某種意義上，香港政制發展的爭拗、「佔中」、暴亂乃至「港獨」，都是對這個問題的回應。

我說「大局已定」，就是從「一國兩制」的基本格局來看，引發香港心理波動的2047問題已經得到解決，因為習近平總書記在去年訪港時已經明確說了，這樣的好制度「沒有理由改變，必須長期堅持」，這個「長期」就包括了2047之後怎麼辦的問題。而且我們還要注意到，「一國兩制」也會適用於未來兩岸統一後的台灣地區。中央在十八大提出「一國兩制」必須堅持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這兩個根本宗旨，面對香港暴亂乃至「港獨」的挑戰，中央通過香港國安法和選舉制度修改，對香港的掌控力前所未有的加強，從制度上否定了香港不少人曾經幻想的通過普選奪取香港政權從而將香港變為獨立或半獨立實體的2047方案。這意味着香港接下來政治上不會有大的風波和動盪，更不會發生2019年反修例運動這樣的黑暴情形。當然，社會層面存在一些你所說的問題，這些社會小波動很正常，因為任何一個社會都是有這樣或那樣的社會問題。我說的「大局已定」就是從政權的根本問題入手。

既然「大局已定」，那麼就要考慮香港未來長遠的發展道路是什麼，香港政制發展乃至2047的問題必須放在這個大的發展方向中來確定。這就是我提出的「待開新局」問題。這裏的「新」有兩層意思。一層就是與過去的、舊的截然不同的「新」（new），那麼過去的、舊的「局」是什麼「局」，說來說去就像香港反對派希望將通過普選將香港變成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而引發的持久政治爭拗的局，從這個角度開，未來的「新局」就在於不再會陷入這樣的政治爭拗中，「一國」的基礎會不斷加固，人心回歸問題也會逐步完成。

另一層更重要意思就是要恢復到本來應該的那個樣子，古人講「苟日新，日日新」就是這個意思，不是每天變得不一樣，而是每天要努力恢復到本來的樣子。這個「新」在英文中往往用neo，比如大家常說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因此，我所說的「待開新局」就是在「大局已定」的情況下，中央乃至香港社會各界應該思考一個根本性問題：香港作為一個國際性大都市，它原本應該是什麼樣子？香港自身的特色是什麼？我們究竟需要怎樣的香港？是一個動盪不安的香港，還是繁榮穩定的香港？是一個日趨封閉沉悶蕭條的香港，還是開放充滿生機勃勃的香港？是一個內地化的香港，還是國際化的香港？

目前的香港製度，尤其是政治選舉制度是在中英較量的冷戰大背景下形成的，也是英國殖民撤退戰略下的產物，而香港回歸之後，圍繞政制發展的爭拗也是在中美競爭較量大背景下形成的。這在某種意義上，這種「選舉政治都市」並不是「中國香港」本來應該有的樣子。因此，香港的制度設計應當「正本清源」，符合香港在國家戰略中作為繼續深化改革開放的國際性大都市定位。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不變形」、「不走樣」的含義所在。

如果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可以把香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英國主導下的香港。香港作為大英帝國建構世界帝國的遠東商業貿易的支點，通過香港展開遠東的商業投資和貿易。正是基於這個戰略定位形成香港經濟社會上的自由、但政治文化上的高壓殖民的總體制度構造，香港成為「政治冷感」而經濟活躍的國際性大都市。這個階段中國雖然參與了制度塑造，比如六七抗議運動以及回歸壓力對麥理浩治港的影響，但總體來說香港的定位符合大英帝國作為世界帝國的遠東戰略支點的定位。

第二個階段乃是中英乃至中美較量的階段，就是從中英談判一直到「修例風波」，這個階段在早期乃是中央擁有主權與英國擁有治權在香港展開的較量，以至於香港基本法是在兩國較量妥協背景下形成的「未完成的階段性制度設計」，這就是政制發展始終是開放未定的，而且還有2047問題。這個時候，中國政府着眼於經濟崛起將香港定位為助力改革開放的國際性大都市，尤其是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乃至貿易中心，而英美着眼於維護世界帝國利益一方面強調香港經濟的開放性和對英美的依賴性，另一方面香港轉變為一個政治大都市，通過引入民主選舉塑造一個挑戰中央權威政治階層，並將香港塑造為分化、分裂中國、推動中國「和平演變」的地緣戰略支點。在這個階段，尤其是香港回歸之後，雖然中國對香港擁有主權，但並沒有展開鞏固主權的制度建設，尤其是缺乏國家安全的保護，嚴重威脅到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由此才導致香港回歸以來的政制發展爭拗和政治動盪。

第三個階段就是十八大以來，特別是2021年中央通過香港國安法鞏固了在香港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這是發生在中美從合作走向競爭的大背景下，意味着在香港問題上中央不再與英美妥協，而是頂着被美國製裁的壓力，對反對派的「顏色革命」勢力展開反制，從此香港歷史進入了由中央全面主導的新階段。

如果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就要反思，香港陷入衝突動盪的制度根源。我認為這就是第二階段中英較量中，英國人利用手中的治權通過基本法在香港引入了競爭性選舉制度，而在中國和英美較量的大背景下，這種制度將香港從一個商業大都市改造為一個政治大都市，即香港成為選舉城市、遊行抗議和過分動員的大都市。由此，我們看到香港三年一次區議會選舉，四年一次立法會選舉，五年一次選委會選舉和行政長官選舉，還要加上全國人大選舉。可以說，五年之內就要搞六場選舉，平均下來每年要麼搞選舉，要麼就在準備選舉，而且選舉的競爭性非常激烈，以至於必須動員全部的資源和精力來投入選舉。所以，無論中央、特區政府、香港政團和社會力量，都形成了「以選舉為中心」的工作模式和動員模式，陷入了「選舉陷阱」，導致香港社會日益嚴重的資源浪費、社會內耗、認同撕裂，最後陷入分裂、衝突和乃至動亂，其結果就是我們看到香港經濟民生問題日益凸顯，香港作為國際性大都市的地位受到影響。

對大多數香港老百姓來講，工作、住房、收入和生活才是根本，他們並不關心「民主普選」這些抽象的概念，然而，香港開啟回歸問題以來，香港政府乃至社會各界將太多的精力投入到應對民主化的政治問題上，反而沒有精力和能力來處理經濟發展問題，包括政府本應該做的產業推動、住房問題等都沒有做。經濟上的積極不干預和政治上的民主化，將香港變成一個不同於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的政治選舉城市。如果比較一下1980年代以來香港和新加坡經濟狀況的此消彼長，就會看出新加坡政治穩定，不斷在全球開拓資源發展經濟，而香港開啟回歸就陷入政治爭拗的不穩定動盪中。1980年代，香港人喜歡嘲笑內地從反右運動到「文革」的政治內耗，沒想到從此內地政局穩定發展經濟，而香港卻陷入「文化革命」的分裂內鬥中。

因此，從香港國安法以來，中央治港首先就要在制度上「正本清源」，將香港從競爭性選舉的政治內耗中解放出來，恢復香港本來國際經濟城市的本來面目。無論紐約，還是倫敦，都不會如此陷入選舉政治的衝突中。因此，「正本清源開新局」就要從完善選舉制度的改革入手。其一，就是2022年香港選舉法的完善，着眼於形成政治上穩定的大多數，實現「愛國者治港」的目標。其二，就需要完善區議會選舉，區議會選舉要「去政治化」，恢復區議會作為社區諮詢服務機構的社會公共職能。其三，未來需要制定新的行政長官普選方案。

也許有人會說，香港反對派之所以推動選舉，就是為了改變香港官商勾結的政經局面，着眼於解決貧富分化。如何解決貧富分化，這是全世界的難題。靠什麼？首先要靠發展，做大蛋糕，然後才是分配。但是，無論「發展」，還是「分配」都需要有一個權威的政府，新加坡如此，內地如此，西方也是如此。然而，香港回歸以來，在政制發展的衝擊下，始終未能建立起權威的政府。在競爭性選舉的壓力下，沒有人敢做「保皇黨」，反對派的目標就是打擊特區政府權威及其背後的中央權威，尤其是隨着政治選舉的社會化，連中小學生都捲入政治，街頭政治取代議會政治，使得香港逐漸陷入某種程度的「無政府狀態」。因此，「正本清源開新局」就是逐漸壓縮競爭性選舉的空間，鞏固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的政治權威，讓社會把精力和關注點從選舉問題轉移到經濟民生問題上，打拼經濟，改善民生。

因此，現在面臨的問題是，怎麼重建特區政府的權威。這又隱含着怎麼在香港確立中央的權威。沒有中央的權威就不可能有特區政府的權威。香港過去一路走來我們也能看得出來，特區政府的權威削弱的背後，恰恰是中央的權威受到了挑戰。而確立中央權威的一個有效辦法，就是重新把精力投入到香港的經濟發展、社會文化繁榮上，重建一個穩定繁榮的香港。過去在英國主導下造就了一個繁榮的香港，成就了1980年代的「東方之珠」，那麼在今天中央主導的格局下，如何再現香港新的輝煌，這無疑是「待開新局」的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