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到了溫哥華，卻沒拿加拿大護照
有本頗有名的人類學著作叫做《Flexible Citizenship》，「彈性公民」，作者叫 Aihwa Ong。我是在讀研究院時看這本書的，所以具體內容忘掉了七七八八，大意是指在全球化下，出現了一批口袋裏裝着幾本護照，周遊列國尋找機遇的人。
這些 flexible citizens 未必對個別地方完全沒有感情，但歸屬感不能把他們鎖在一個城市中。他們由經濟利益驅動，不太在乎身分認同，不太在乎自己的「根」。
這本書在 1999 年出版，八、九十年代身在美加的香港移民，在書中是 flexible citizens 的典型。
終於 我在 1997 年 6 月也去了加拿大
那本書很好看。不過，我從來不認為香港移民真的像書中講得那麼純然由工具理性推動。這也許是受自己的「家族移民史」影響。今天，父親那邊的 extended family 基本上都有加拿大護照。1985 年左右，姑媽一家首先決定移民。S 姑姐，也就是那位姑媽的唯一親妹，二話不說決定要跟，原因就是「一世人兩姐妹」而已。
幾年後，她們先後回港探親。1991 年，大批親戚組了個旅行團去溫哥華。我不知道他們在安排旅程時，除了探親外，多大程度上是想「探路」，反正回港後都紛紛申請移民了。唯一是我父親看來不為所動。
直到某天，之前也有參加加拿大探親團的祖母，突然說她也想移民，移民也可讓辛苦了一輩子的母親提早一點退休，父親就去申請了。那是 1995 年。到一家人 landing，是 1997 年 6 月，我們也是整個 extended family 中最後進入溫哥華的一家。
昔日香港校長 今日加國保安員
不過，多年後，我父親和我還是沒有加拿大護照，因為抵步後，我們又立刻回港，他負責做賺錢的太空人，繼續當他的小學校長，我就繼續讀書和談戀愛。而且我和他心裏，其實都對移民沒有多大興趣。
最記得一次聖誕節探望家人後回港，在溫哥華機場過了關，父親突然呆了一呆，然後帶點尷尬跟一個機場保安揮手打招呼。走過後，他很感慨地說：「那個保安員是某間小學的校長。」
黃子華在 1997 年的《秋前算賬》中說：
「問題係，係咪就係為咗國泰民安，就值得我哋喺最壯年嘅時候，放低自己建立嘅一切，喺另一個地方，重頭再嚟過？」
這確曾是一代香港人心中的問題，但很多人還是做了困難的決定。
移民豈止是個人利益計算
今天，社會上一些角落裏有關移民的討論，就像純粹是你有沒有足夠能力和「資格」，如果有，就看你對香港有沒有足夠的感情和承擔。那就是把要移民的人都想像成 Aihwa Ong 筆下那種只是在計算狹義個人利益的 flexible citizens，然後就問這班人：「你對香港沒有感情嗎？」
在這種論調中，走是容易的，留下是困難的。但我的理解是：
第一， 一個人有能力和資格移民，不等於移民對這個人沒有很大的機會成本，對大部分人來說，移民都不是輕鬆的決定；
第二，世界上當然有人純粹因為計算政治風險和經濟機遇而移民，但對更多人來說，移民這決定涉及的還有家人的意願、子女的未來、有多少親人和朋友在那裏、有沒有已經做了開荒牛的親友、生活模式的比較和選擇、人生到了特定階段時的規劃、價值理念的取捨等。
講到底，一個人應不應該移民，本來就是一個複雜的私人問題，可以有很多不足為外人道的因素。只不過，若果社會上再次出現移民潮，那就構成一個公共議題了，而社會要問的不是為什麼走的人那麼無義氣，而是社會為什麼留不住人才。
當然，大家對後面那個問題的答案也許都心中有數，只是當我們集中想的是後面那個問題時，明顯地責任不在決定離開的人的身上。
（本文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