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鄭永年(下):中國要自己創造機遇期 交朋友不能靠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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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簽署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為持續了近兩年的中美貿易摩擦做了一個階段性總結。國際輿論熱衷於討論雙方誰輸誰贏,但這份貿易協議作為世界大變局的一個註腳,顯然還有這更為深遠的意義。尤其是,中美雙邊關係看似暫時有所緩和,但隨着中國崛起,中國必然會更積極進入全球治理進程,重新定義國家實力邊界,改變原來由西方主導的國際權力格局,這也必然導致中美之間的結構性矛盾進一步凸顯。

在未來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時間跨度中,中美之間的博弈乃至纏鬥會呈現出怎樣的趨勢和特點?世界格局又將經歷怎樣的變化?

日前在全球化智庫(CCG)舉辦的公開論壇上,香港01專訪了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CCG學術專家委員會主任鄭永年。以下為採訪實錄第二篇(共兩篇)。

專訪鄭永年(上):沒有貿易戰壓力 既得利益集團怎會讓步?

專訪鄭永年(下):中國要自己創造機遇期 交朋友不能靠政府

01: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裏,基本上除了匯率之外,雙方的核心分歧都沒有涉及。第二階段的協議,中美會怎麼談?

鄭永年:我認為核心的問題可能慢慢會涉及到,但是分階段的談判的優點就在於一步一步來。假如說這次中美簽署的是一份綜合性的、全面的協議,理論上是可以的,寫在文本上可以,但如何落實?

美國也好,中國也好,都需要一段時間的調整,我想雙方還是會分解成幾個動作,一步做一個動作,這樣反而可行,雙方都互相適應。非要搞的很理想,一步到位,落實不了也沒用,不如實事求是的,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我想未來一年兩年,如果中國這能把這些東西做下來就很了不起,不能說100%,能做到80%我覺得就非常理想了。

01:第二階段的談判中,中美之間分歧比較大的幾個問題,你覺得先從哪個問題下手的可能性最大?

鄭永年:當然要看美國,因為貿易戰不僅僅是貿易的問題,還有技術之爭,制度之爭,意識形態之爭。美國可能會提出一些涉及國企,甚至涉及制度性方面的問題,但問題是中國會放棄嗎?就像過去這一年多,剛開始美國方面提的要求也很高,然後大家互相的討價還價,最後達到一個雙方都可以接受的點。

我想下一階段也會是這樣,美國可能一開始會涉及很多很多東西,但是中國會放棄國企嗎?我們會放棄共產黨的領導嗎?肯定不會。只要慢慢能達到雙方可以接受的程度,那就可以。貿易為什麼叫談判?為什麼又叫鬥爭?就是這個道理。

01:那麼在未來的中美博弈中,哪一方會佔據更大的主動權?

鄭永年:因為貿易戰是美國發動的,中國沒有主動發起貿易戰,我想中國也不會主動發起冷戰,更不會主動發起熱戰,中國都是被動的,但是被動並不意味着手裏的主動權就少。

這次是美國主動發動貿易戰,但是雙方現在簽了第一階段的協議,可以看出中國也是有能力掌控這個進程的,所以我是覺得這是一箇中美雙方互動的結果,很難說誰主動誰被動,這個東西不是必然的。雙方都是主角,最終的結果也是雙方互動得來的東西。

01:中美博弈的背後,其實隱藏着更為宏大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命題。當然,「大變局」絕不僅包括中國或美國,整個國際體系的範式都在發生轉移,其中既有中美之爭、歐洲撕裂、新興經濟體崛起等表現形式,又有財富權力的轉移、世界權力中心的轉移、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到來等內在邏輯,更包括民主自由價值觀遭遇挑戰、信息時代對社會空間的全面改造等深層線索。

鄭永年:對,這當然是個重大命題,儘管中國一直在堅持二戰之後的世界格局,但實際上這個格局已經不存在了。

未來的國際格局肯定要重構,這個重構過程中國肯定是主角,所以不要害怕這種變化,關鍵是怎麼理性的掌握變化。大國之間的合作很重要,理論上大國應該提供更多的國際公共產品。中美都是大國,如果中美能合作起來提供一個國際公共品,這個世界的新秩序就能建立起來。在當今這個世界,無論是美國一家,還是中國一家,哪一家都沒有能力單獨提供那麼龐大的國際公共產品。

鄭永年認為,中美只要合作成功哪怕一個國際公共產品,新的國際秩序就可以建立起來。(Reuters)

01:但目前存在的悖論是,美國提供公共產品的意願越來越弱了,中國目前提供的公共產品,比如說「一帶一路」,西方的接受度又相對比較低。

鄭永年:這的確是個大問題,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世界會面臨國際公共產品不足的情況,也是這個世界會繼續碰到的麻煩,所以今後很長一段時間世界秩序會有問題。

中國現在有能力、也願意提供公共產品,但中國肯定是根據自己的定義,根據自己對世界形勢的理解來提供公共產品。美國也要求中國提供公共產品,但美國希望(中國)根據美國的要求來提供公共品,中國當然不幹,所以這兩個國家有磨合的過程。

同時我覺得中國現在提供的公共產品,一帶一路、亞投行之類的,美國(最終接受起來)也沒問題。美國能在二戰後主導國際秩序,和歐洲國家之間打的不可開交有直接關係,歐洲自己沒有能力(構建國際秩序),要求美國當世界領袖。中國現在沒有人邀請,但是中國的市場那麼大,慢慢會形成(令人信服的領導力)。仔細觀察其實你會發現,美國真正被世界所接受是1980年代的事;美國從數據上的世界最大經濟體到各國心目中公認的世界最大經濟體,是從一戰到二戰花了很多年才慢慢讓人家接受的。

中國也一樣,(被接受)一定有個磨合的過程。所以中國也不用怕,中國應該大度一點,別人可能會懷疑你,你只要做自己認為對的事情就可以了。

另外我覺得需要思考的一點是「國際機遇期」。鄧小平時代的國際機遇和今天的國際機遇是不一樣的概念,鄧小平所說的國際機遇是被動的,國際上有這個機會,中國趕緊把它抓住。如果今天還用這個思路去考慮「國際機遇」,我覺得是大錯特錯了。

今天的中國已經可以為自己創造「國際機遇期」了,而不是等待別人給「機遇」。中國只要理性,有能力避免冷戰,有能力避免熱戰,同時要好好思考避免代理人戰爭,比如說最近半年的香港,以及台灣問題和南海的問題。在這些問題上,我覺得中國要考慮如何構建一個新版本的「韜光養晦」,而不是鄧小平時代的韜光養晦,這方面的空間很大,只要中國能理性地去思考這些問題。

要做到理性,我覺得國內有一些東西極左、極右的聲音還是要少一些,就像習近平總書記說「高級黑」要少一點,「低級紅」也也要少一點。我覺得現在高級黑和低級紅都太多了,這些東西害了自己的國家,雖然某種程度上民族主義不可避免,但中國需要理性的民族主義。

有點情緒沒什麼,中美兩國是那麼大的大國,沒有哪一方可以打敗對方,只要不敗給自己就行。兩個國家如果是理性的,天下就太平;一個國家理性、一個國家有情緒,可能會吵吵鬧鬧;兩個國家都是非理性的、情緒化的話,那就比較麻煩了。

01:那麼對於中國來說,外部環境風險,與內部的改革和治理,哪一個挑戰更大?

鄭永年:內部挑戰更大。我想大部分國家都是主要面臨內部的問題。中國只要內部做到可持續發展,然後對外保持開放,就會「天下太平」,即使其他國家亂了,中國還是穩定的。

美國的問題也是這樣,美國從1890年代開始,內部發展好了,才慢慢成為世界領袖。如果內部不發展的話,(繼續當世界領袖就是)打腫胖子充臉,不可持續。

鄭永年認為對任何國家來說,解決好內部發展都是首要問題。(香港01)

鄭永年:所以我覺得對任何國家來說,發展還是硬道理,如果沒有發展就很麻煩。尤其是中國,現在人均GDP剛到1萬美金,就像我之前說的,哪怕中國的人均GDP達到今天台灣地區2.6萬美金的水平,也有很長的路要走。當然,如果中國能在2035年達到人均GDP2.6萬美金,那經濟體量就已經大的不得了,你想想到時候中國的市場有多大?中國的國際地位有多高?

01:其實就目前來說,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一大市場,同時正如你之前所說,中國正在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但中國似乎並沒有取得與「靠近中心」相匹配的國際地位,具體表現是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缺少朋友。中國曾經可以被亞非拉的窮朋友「抬進聯合國」,但如今國際環境已經發生很大變化,有觀點認為目前中國沒有真正可靠的、有影響力的朋友,既沒有完全發揮出市場的影響力,利用投融資的粘合度發展出可靠夥伴,也沒有像西方國家之間那樣憑藉意識形態作為紐帶的朋友。這對於想要在未來發揮自己國際影響力的中國來說,也形成了某種挑戰。

鄭永年:其實你在說這個問題的過程中,本身已經出現了答案。

我覺得中國要以市場交朋友,而不是以政府的角度。我個人認為中國犯的錯誤是在走出去的過程中沒有有效地使用市場,而是政府使勁太大,政府在前面帶着市場走,倒過來了。

我一直認為,中美貿易戰有一半是中國人自己打出來的。像「一帶一路」、「中國製造2025」這些東西,本來是中國為了自己的可持續發展而提出,但是被很多人說着說着,就成了「我們要趕超美國、趕超誰誰誰」。就好比我們鍛鍊身體是為了自己活的健康,但如果你說我鍛鍊身體是為了別人早死,這個邏輯就不對了。還有一些人整天罵美國,覺得美國病了,但這並不代表你自己很健康,有可能你自己病得更重。我們很多的邏輯沒有整理清楚,以至於「中國製造2025」,「中國模式」,「一帶一路」這些東西都成了過度宣傳,相當於把「睡」得好好的美國人給「叫醒」了,完全沒有必要。

其實在「一帶一路」出現之前,中國與沿線國家的很多貿易、文化交流都有正常在做,但現在你再去那些沿線國家看看,比如東南亞,已經是什麼東西都叫成「一帶一路」,唱歌是「一帶一路」,書法是「一帶一路」,旅遊是「一帶一路」,數學會議都是「一帶一路」,還有更多與「一帶一路」不沾邊的項目與活動都標榜為「一帶一路」。

這種現象在中國國內可以理解,帶上「一帶一路」的帽子可能拿錢要好拿一點,但會讓其他國家的人產生誤解,開始懷疑「一帶一路」是不是中國整個國家的項目。如果美國的「全政府-全社會」是一種令人擔憂的東西,那現在「一帶一路」(給國際社會的印象)就是全政府、全社會。

我覺得「在商言商」,中國需要趕緊對「一帶一路」重新定義。

還有「一帶一路」本身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由國企帶頭,當然這也是必然的,但機會應當是開放的,不少放在沿線國家(比如馬來西亞)的項目就是封閉型的,既不向中國的民營企業開放,也不向當地企業開放。

所以我一直在說,中國政府要退後,市場先行,慢慢來不要太着急,尤其是宣傳口徑要低調一點,避免過度的宣傳。我問過德國和法國的智庫,我說剛開始的「一帶一路」你們還是比較接受的,後來為什麼一下子轉變了?他們說我們就是看中國的媒體看的。如果能按照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市場起決定性作用」,讓政府做一些輔助性的東西,「一帶一路」的效果會更好。如果太着急了,用舉國體制做到了,就難免會出現很多的爭議。

用市場交朋友意味着把利益放在前面,每個國家都需要利益的。事實上「一帶一路」的那些基礎設施投資,基本只有中國可以做,華爾街資本對這個毫不感興趣,他們感興趣的是金融、互聯網。緬甸也好、斯里蘭卡也好、馬來西亞也好,它們把一些項目叫停了以後還是沒有投資,還是要依賴中國,所以中國要以更有效的方式來做。

中國要做這些事情沒問題,但做的方式是欠考慮的。我覺得,市場為主、政府為輔,這樣可以找到更多的朋友。政府是交不了朋友的,儘管你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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