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阿拉伯世界談疫情:中國應負什麼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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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中國屢成輿論焦點,從疫初的驚世封城、全球蔓延下的醫療外援,到如今喧騰發酵的瞞疫究責論,中國始終是那字裏行間的巨大關鍵詞。然而同一字詞位處不同時空,召喚出的形象自也有所不同,除卻中、英、西、法、俄幾大世界語言,阿拉伯語所構築的對中輿論也值得關注。

一枝獨秀的《半島電視台》

阿拉伯語擁有3.3億的使用人口,位列世界第四,在討論中國上也自是百家爭鳴。但面對此次疫情,卻呈現極為不均的分布圖景。

首先在沙特眾多媒體中,除了以煽情着稱的《歐卡茲報》(Okaz)有零星文章提到「中國若真問心無愧,就該開放接受調查」、「只要中國配合調查,人類就有機會避免悲劇重演」外,其餘親政府的《阿拉伯語》(Al Arabiya)、《今日報》(Al Yaum)等,若不是轉述中美防疫的外宣戰,就是報道中國的疫情概況。沙特各報的主要抨擊火力,仍是瞄準伊朗與土耳其,並將兩國的淪陷歸咎於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與神權政府的無能。

「中國是否該為疫情負責」並非沙特的媒體輿論焦點。圖為沙特衛生部長與官員開會討論防疫之景。(AP)

而在埃及媒體界,擁有百年歷史的《金字塔報》(Al-Ahram)除報道中國疫情信息外,便是刊載中國對埃及的物資援助;另一個立場偏向自由派、頗受年輕讀者喜愛的《第七日報》(Youm7),也並未深刻討論中國是否該為疫情負責,只是有零星幾篇文章提到「病毒已被美國當作政治武器,用以攻擊中國」。埃及的主要關注對象,仍是世界整體的防疫境況,以及中東與非洲在病毒肆虐下的競合。

與上述媒體相較,卡塔爾的《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對疫中中國的討論,便可謂一枝獨秀。除了刊載阿拉伯各國菁英、研究員、記者、作家專文外,更出品政治辯論專題,探討中國的角色、責任與防疫概況。

埃及媒體對於「中國是否該為疫情負責」並無深入報道。圖為宵禁前的開羅街景,一群年輕人正騎着摩托車慶祝朋友婚禮。(AP)

阿拉伯人眼中的諉過西方

在「中國是否該為疫情負責上」,《半島》的名家專欄大多認同「西方諉過論」,即中國之所以成為國際聲討對象,根本原因在於西方的無能與無地自容。3月開始,《半島》便陸續出品相關文章,其中許多作者皆提到,正因西方慣於鄙視東方,故為保文化尊嚴、同時替自己的防疫不力卸責,將病毒栽贓成中國實驗室製造,同時抨擊中國隱瞞信息導致疫情蔓延。

而在此類文章中,又以對美國與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批評最為激烈。許多作者皆認為,美國政府與特朗普將這場人道危機當成了選舉造勢工具,所作所為皆以連任為最高目的。巴勒斯坦記者梅里海爾(Ali Abu Merihail)便指出,美國一向以世界領袖自居,沒想到會在疫戰上失足,眼看中國抗疫如此成功,自己11月又有選戰要打,便藉抨擊中國轉移焦點。

許多阿拉伯世界的專欄作家皆認為,特朗普出於選舉考慮,刻意炒作究責中國這個議題。(AP)

其餘批評也要求美國反求諸己。例如宰達特博士(Dr. Nasser Zaidat)便反問,倘若今日疫情是在美國爆發,其反應是否能比中國更透明、迅速?蘇丹研究員艾哈邁德·卡戴許(Ahmed Kardash)更直指,如今美國將病毒源頭歸咎給中國實驗室,與其當年栽贓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思路如出一轍: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而美國不僅不反省,還屢屢實踐這種子虛烏有的外宣攻擊。

與專文的同仇敵愾相比,《半島》政論節目的立場交鋒便較為劇烈。例如在4月14日播出的《中國真在處理疫情上大勝歐美嗎?還是勝利不過是謊言?》中,來自埃及的科普特政治分析家馬格迪・哈利勒(Magdi Khalil),便與來自阿曼的戰略研究員阿尼斯·納卡什(Anis Al-Naqash)激烈辯論。

哈利勒認為中國政府造假數據、放任國民全球散播病毒,事後還想以大外宣為自己辯護;納卡什則反駁,中國有許多積極的防疫政策,倒是特朗普與歐美領導人普遍無能,缺乏危機處理能力,故而將病毒政治化;且美國自二戰以來,便持續以荷里活、媒體來替自己大外宣,現在的疫情不過是戳破其偽裝已久的強大罷了。

對新世界秩序的想象

而除了探究中國的疫中角色外,阿拉伯世界更關心的,或許是中國對疫後新秩序的參與。

在《半島》的名家專欄中,約旦作家塞勒姆(Muhammad Selim)便認為中國巨龍即將吞噬以美為首的腐敗資本主義世界,往後的全球政論焦點,或將不是中美競爭,而是中國如何進行全球治理;阿爾及利亞作家賽義夫(Ramadi Seif)也認為,過去世界習慣以缺乏信仰、迫害少數群體、壓迫自由、製造劣質衣服與設備、經濟落後、共產國家等標籤來理解中國,但在此次疫情後,中國或可以人道大國之姿顛覆西方強加的刻板印象,同時填補亞洲人被壓抑多年的精神空白。

有阿拉伯作家認為,中國在全球援疫的過程中,逐漸建立起人道大國的形象。(AP)

此外也有作者認為,中國模式可為世界仿效的對象。例如作家卡拉勒(Ahmed Hussein Karaar)便提出,中國之所以能有效抗疫,在於其並未如歐美般,放任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失控式地腐化;作家朱達(Abdullah Judah)也提到,在此次全球疫戰中,中國向世界展示了另一種有效的治理模式。

但讚賞與批評往往相應而生。在某些作者眼中,中美之間確實存在新冷戰的張力,但短期之內,中國還不足以超越美國,阿拉伯世界也不會因中國崛起而獲得任何好處,無需竊喜;研究員塔赫(Amin Taher)甚至提出,中國崛起其實就是復刻版的對帝國主義,近來其以一帶一路計劃遂行「債務外交」,沿途剝削各個發展中國家,在所謂援助發展的面具下,其實滿是債務陷阱的圈套。

阿拉伯世界中也存在着對一帶一路的恐懼。圖為土耳其胡努特魯燃煤電廠項目作業現場,這是中國在土耳其的最大直接投資項目。(AP)

一場疫情,讓中國浮上輿論的風口浪尖,也令阿拉伯世界的中國觀出現激烈辯論。在無數交鋒中,中國既是被分析的對象,也是面映射阿拉伯心結的政治透鏡。阿拉伯世界久困發展逆境,並在西化、社會主義化、軍事化、保守化、民粹等陣營間遊蕩多年,自會希冀一條拯救自己的發展路線。

而出於對帝國主義的恐懼,他們在歐美對中國的攻訐中,看到了自己被壓迫的過往,當年美國用以入侵伊拉克的莫須有,也因疫情而再次湧現,化作擾人的嗚咽陰風;而面對崛起的中國,其雖認知到這是與歐美不同的治理模式,卻也擔憂帝國主義的霸權再臨。

對阿拉伯人而言,這是一場疫情下的中國觀論戰,也是發展焦慮所衍生的多重人格對話。伴隨疫情蔓延,這些爭論還會持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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