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賴喇嘛影響力每況愈下 東京「共存共榮」講話突顯政治盲點 

撰文:趙觀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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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二(20日),達賴喇嘛在東京發表講話稱,只要不堅持獨立主張,尋求西藏地區與中國共存共榮,相信可以得到中國知識界的贊同。他同時強調,藏族人民留在中國,可以獲得更好的經濟利益,而藏族人民信仰的佛教,在精神層面對漢民族也有益處。是次講話延續達賴近年的「示好」姿態,同時體現其一貫的政治盲點。北京一向不認為中國存在「西藏問題」,而是只有「達賴喇嘛」問題;北京想談話的對象從來是達賴喇嘛,不是達蘭薩拉(流亡藏人政治中心)。中共這個態度一直沒變,也不會隨領導層更替而有變化。達賴喇嘛與中國政府糾纏近六十年,近年來,隨着達賴喇嘛年事漸高,外界好奇他與中共會否有和解的轉機,但從這次的講話來看,這種和解仍然遙遙無期。

達賴喇嘛日前在日本訪問時稱,西藏和中國要找到共存共榮的方法。(資料圖片)

中共視達賴為叛逃者和分裂份子

對於達賴近年「示好」,中共的強硬態度經常令外界百思不解,其中牽涉近六十年的恩怨情仇。現年83歲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原本以西藏宗教領袖身份,於1951年同意與中共簽署《十七條協定》,展開雙方合作。後來中共對藏區加強管治,當地於1959年爆發騷亂,其後達賴喇嘛流亡印度,並在達蘭薩拉成立流亡政府,公開領導西藏獨立運動。

由達賴出走他國開始,中共即視他為難以取信的「叛逃者」,他多年來更積極奔走活動於國際社會,為促使西藏獨立爭取支持,北京亦因為這些舉動,指摘達賴是「分裂份子」。即使近年達賴的立場已從要求西藏獨立,轉向謀求「大藏區真正的自治」,但中共多年來聽其言、觀其行,早已對他失去信任,認為所謂的「示好」,都是「戰術讓步」,尋求「自治」的真正目標是「變相獨立」。

事實上,達賴這個反覆無常的形象延續至今,這點從近年傳承藏人領袖衣鉢的問題可以見到。早於2011年,達賴便提及挑選繼承者,並表明待他年屆九十,才向佛教學者諮詢,以決定他是否應該轉世,換言之,不排除會中止轉世傳承的宗教傳統。不過,到了去年8月,達賴的心思忽然發生重大轉變,他在紀念印度報人的「馬瑟講座」期間表示,其繼任者最早在一至兩年內就會出現。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曾表示:「達賴喇嘛轉世應當遵循宗教儀軌、歷史定制和中國法律法規,不是由誰說了算。」(資料圖片)

不論達賴是有感身體狀況轉差而改變心意,抑或是想利用轉世問題試探北京反應,但其說法前後不一,只會加深北京眼中的「叛逃者」形象,甚至不給予其坐上談判桌的機會。實情是無論達賴提出哪一種見解,中共都多次強調十四世達賴喇嘛是流亡國外的「分裂份子」,無權由他個人指定達賴喇嘛繼承人,亦無權代表整個藏區藏民。

對中共而言,達賴在東京講話中的「示好」表態已是新瓶舊酒,且與其置喙轉世傳承問題更是互相矛盾。就在今年初,達賴接受訪問時表明,揀選繼任人可以採取類似天主教選出新教宗的方式,他的繼任人將是「一名高僧或是20歲左右的僧侶」,並就此由高僧組成委員會,最快將於11月29日開始會面。達賴也提到有可能由他親自點名繼任人。

總而言之,中共根本不承認達賴有權討論西藏事務,而他主動爭取轉世傳承的話語權,正正觸犯了北京的政策方針紅線,企圖排斥和挑戰中國對藏主權。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4月便就此回應,說活佛轉世是藏傳佛教特有的傳承方式,達賴喇嘛轉世系統已有幾百年的歷史,有一套完整的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達賴喇嘛轉世應當遵循宗教儀軌、歷史定制和中國法律法規,不是由誰說了算。」

在中國的外交壓力下,自2012年卡梅倫(David Cameron)會見達賴後,歐洲大國領導人再未與他會面。(資料圖片)

達蘭薩拉不是藏民的「耶路撒冷」

從達賴的東京講話可見,即使經過將近一個甲子的流亡生活洗練,又因幾年前罹患前列腺癌致健康每況愈下,他仍未放棄以西藏領袖的身份自居。儘管北京強硬態度從未改變,他仍不斷拋出和調整「談判」立場,就西藏議題提出「權威」講法,藉此向北京招手或施壓,希冀終有一天北京會答應啟動和解進程,雙方會正式對等磋商。

一如上述,中共視此為天方夜譚,但從傳媒廣泛報道達賴的東京講話來看,北京亦不得不認同,年逾八旬的達賴至今依然擁有相當政治籌碼。

達賴有什麼政治籌碼?事隔近六十年又剩下多少?首先,他是西藏流亡政府實質領袖,又是最具影響力的外交代表,不乏海外藏人響應其號召,在各地抗議北京管治,例如2008年北京奧運聖火巡迴世界各地,沿途便不時遇到有示威者高舉「雪山獅子旗」,表達對中國對藏政策的不滿,一度成為各國傳媒的焦點,也令這場彰顯中國國力的盛事蒙上些許陰影。

其實,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前,達賴尚未有如此大的影響力,好像1991年之前,從未有美國總統會見過他。但1989年六四事件,以及蘇聯和東歐共產政權土崩瓦解,令中國驟然成為西方陣營的政治焦點,達賴才於其間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並開始廣受歐美日各國領導人接見。直到近年來,限制達賴在國際間的政治活動,也成為中國外交的目標之一。

印度達蘭薩拉。(網上圖片)

然而,隨着中國國力提升,過去十年,達賴的影響力經歷了一番此消彼長。自從2008年西藏騷亂後,藏區十年來未曾有過大規模動盪,傳聞數以百計的自焚事件亦大多限於僧侶圈子。中共的經濟扶持政策取得成效,西藏的經濟增長保持平穩,旅遊業亦循原有軌迹繼續發展,一般大眾的生活水平隨之節節提升,對北京的態度與異見者愈走愈遠,抵制中共的呼聲逐漸低落。

或者有見及此,達賴就「西藏自治」想出不同的方案,並在東京講話直言藏族人民留在中國,可以獲得更好的經濟利益。可是,他卻忽略了一個大背景:西藏已經今非昔比。當年達賴流亡,追隨者有逾10萬人,但近六十年後,恐怕再難維持如此強大的「吸引力」,而陷於經濟困境的達蘭薩拉亦顯然不是藏人的「耶路撒冷」。按目前中國政府對藏管理,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個層面都已經處於主導地位,相比之下,達賴更像是一個「局外人」。

再者,達賴再努力,能真正給他支持的外部力量恐怕也是寥寥可數。自2012年時任英國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會見達賴之後,歐洲大國領導人再未有與達賴會面。美國也愈來愈顧及中國的感受,特朗普當選總統至今,也未曾會見達賴。除了日本之外,達賴在國際社會的日子似乎並不好過,甚至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都要求中央政府和邦政府高級官員,不要參加西藏流亡政府成立六十周年紀念活動。

目前,達賴僅餘的政治能量主要源於其宗教領袖身份,不乏西方名人如莎朗史東(Sharon Stone)、李察基爾(Richard Gere)和Lady Gaga對其崇敬有加,他亦以「靈性修為」之類主題廣獲西方大學邀請演講。

達賴的文化影響力甚至延伸至商業世界,例如今年2月德國汽車品牌平治(Benz)在官方Instagram上發布了一幅印有據稱是達賴「金句」的汽車宣傳照:「Look at situations from all angles, and you will become more open」 (從不同角度審視境遇,你的視野將會更廣闊)。

上述公開支持達賴的名人多年來遭北京封殺,而平治則在照片觸發內地網民批評和威脅封殺後,在官方微博上刊登道歉聲明。先不說個別明星為信仰而犧牲中國市場,其中最有趣之處是,即使如平治這類國際大企業以中國為主要銷售市場,都會認為達賴具有強大宣傳能力,但卻同時忘記了達賴在中國的敏感政治身份,以致引起軒然大波。

李察基爾是達賴喇嘛的虔誠信徒。(資料圖片)

缺乏承繼文化影響力的接班人

達賴本人應該深明自身的文化影響力,所以在東京講話中特別提到,他現時提倡的「中間路線」理念得到中國知識份子認可,而藏人崇奉的佛教也能裨益漢民族的精神世界。儘管如此,時間站在北京一方,83歲的達賴終有一天會撒手人寰,流亡政府中有誰能代為施展同等文化影響力呢?不同於達賴,他們沒有流亡的歷史故事,也沒有在中西對立之中嶄露頭角,更未有一人如達賴般數十年經營耕耘,獲得「靈性象徵」的名聲。

不管是達賴從未認真培養接班人,還是預期中的接班人始終未成大器,中共均成功貫徹其主權立場:達賴問題不等於西藏問題。從政治經濟層面看,北京已成功穩定藏區局面,流亡政府只是殘存於境外的「小麻煩」,而非能夠爭奪藏民人心的「競爭者」。從國際關係角度看,達賴就是流亡政府的化身,流亡政府所構成的「小麻煩」主要都是源於達賴的影響力,而其各類影響力一則受崛起中的中國壓制,二則受制於其年事已高,取而代之的接班人卻未見蹤影。

可以說,西藏問題的根本解決方法,必須是中國領土的完整統一。在這個基礎上,北京應對達賴的時候,採取有原則和底線的爭取態度,避免西藏問題長期懸掛。例如近來達賴不時透露出回鄉的願望,去年11月更傳出中共統戰部部長曾經在雲南會見達賴的親信,這些都是積極向好的迹象。而對於藏民而言,他們對國家的忠誠仍然需要時間去培養,中國政府和藏民都需要對二者之間的矛盾進行有效管理。

總體而論,於西藏而言,經濟和民生仍然是根本問題,文化及歷史因素導致的族群嫌隙是關鍵因素,二者同樣重要,只有將根本問題和關鍵因素同時解決,達賴最後的歸宿之路可能才會清晰。

上文節錄於第139期《香港01》周報(2018年11月26日)《東京「共存共榮」講話突顯政治盲點  達賴喇嘛影響力每況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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