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期四天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已經結束，過去四天時間，中共高層閉門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行頂層設計，商討「如何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宏大議題，並形成了最終決議，四中全會的公報已經發布，相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料將在一周內對外公布。此舉意味着，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為前提，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遵循的「中國之治」，將進入新的階段。

在四中全會召開當天，官媒對此進行了吹風——《人民日報》等多家官方媒體，在頭版刊登新華社的文章《開闢「中國之治」新境界》將中共四中全會進行的制度性頂層設計稱為「中國之治」。《人民日報》（海外版）10月31日的文章稱，中國之治，是歷史上從沒有過的新型國家治理體系。

四中全會頂層設計「中國之治」

多維新聞在此前文章中《【解讀四中】決戰意識形態 中共四中全會的另一重要義》就曾指出，中國經過70年的創造性探索所造就的一整套新體制，讓社會主義中國的「獨樹一幟」的崛起，為世界提供了有別於西方的「中國方案」。這個方案，既包括髮展模式，更包括道路、理論、制度。這就是「中國之治」。

重要的是，中國並沒有採用西方的政治制度，這無疑是對西方的意識形態和普世價值主導的文明的一種挑戰。部分發展中國家，比如東非「小中國」之稱埃塞俄比亞，就拋棄了西方世界的理論，師法中國模式來主導自己國家的命運和發展。這就是「中國之治」外溢效應。

對於「中國之治」，《人民日報》（海外版）文章這樣形容：它不是憑空照搬的「飛來峰」，不是簡單延續中國歷史傳統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而是立足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這個本根，吸收了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經驗，是先進國家治理理論和實踐的集大成者。

1992年，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高瞻遠矚：「恐怕再有30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如果說鄧小平當年提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制度、道路，打開了中國通向現代文明的大門，那麼，今天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聚焦「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第五個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要修通中國通向中華現代文明的高速公路。

從中國官方公布的公報來看，四中全會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各項制度進行了系統性總結和梳理，以說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可以說是習近平時代對「中國之治」的全面概括和系統性闡釋。至於對未來的擘畫，還需要看最終的決議。

「經國序民，正其制度。」這是習近平在闡述在制度上進行頂層設計時引用的話，語出《資治通鑑·漢紀十》，其意為：治理國家，使人民安然有序，就要健全端正各項制度。本次中共四中全會，可以說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第五個現代化」一次全方位淬火，這是四中全會的核心要義。

習近平等中共領導人，不止一次對外說明，中國的崛起為世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提供了中國方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着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意味着科學社會主義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在世界上高高舉起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意味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發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這是中共九大報告中有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表述。

「中國之治」終結西方時代？

2016年，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GPPi）研究員、聖保羅熱圖力奧·瓦加斯基金會（FGV）的國際關係專家奧利弗·施廷克爾(Oliver Stuenkel)的英文作品《Post Western World 》，2017年中共十九大期間在中國出版時，被翻譯為《中國之治終結西方時代》以由中國友誼出版公司於2017年10月出版。該書提出了這樣一個判斷：

世界多極化走到2017年，新勢力已全面崛起，其中的核心是中國復興。改革開放近四十年，中國的輝煌成就對全球秩序產生了廣泛和系統影響，中國方案也讓世界更多傾聽到東方的聲音，中國已成為能夠挑戰西方領導秩序的國家。後西方時代真正到來。

該書不乏對「中國之治」的讚譽：中國和其他新興國家，拋開狹隘的西方中心主義，將西方「民主法治」作為人類歷史進程中的臨時畸變，將東方崛起視為回歸常態，規避簡單化的極端，面對現有秩序或者建立「平行秩序」，補充了世界上的國際機構，增加了新興國家的自主性。中國之治最為耀眼，它既開啟了盛世中國之路，又重塑了全球秩序，正引導並帶領着全球治理的新航向。

奧利弗·施廷克爾在書中認為，中國的崛起，使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受到挑戰，全球力量平衡正在發生轉變。而世界多極化走到今天，新勢力全面崛起，其中的核心是中國復興。中國也已成為唯一一個能夠挑戰西方領導秩序的國家，中國之治的巨大成功，標誌着後西方時代真正到來。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之治終結了西方時代。

顯然，現在講「中國之治」終結了西方時代，可能還為時尚早。這顯然不符合中國官方宣傳單基調。習近平曾在北京舉辦的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表示：「我們不『輸入』外國模式，也不『輸出』中國模式，不會要求別國『複製』中國的做法。」國家政治制度和國情的千差萬別，決定了世界上各個政黨的類型模式、活動方式、運行機制、地位作用各不相同。這是世界政黨政治的客觀規律，這種客觀規定性決定了政黨制度具有不可複製性，因此黨際之間應是求同存異、相互尊重、互學互鑑的關係，不能簡單模仿和複製。

他還曾多次公開表態，「人類只有膚色語言之別，文明只有奼紫嫣紅之別，但絕無高低優劣之分，認為自己的人種和文明高人一等，執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認識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災難性的！」「人類歷史告訴我們，企圖建立單一文明的一統天下，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其背後的含義，不僅是西方國家將自己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經濟制度強硬嫁接給不同文化、宗教和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的反擊，也是表明中國並不想以自己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經濟制度「一統天下」。當然，不主動對外輸出中國模式，並不意味着中國模式就不會挑戰西方體系。

不能忽視的薄弱底層

四中全會召開期間，一部反映中國社會最底層民眾生活的紀錄片《差館》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鳴。讓很多人警醒：在大國崛起的宏偉敘事背後，還有不能忽視的薄弱底層的存在。大陸導演周浩的2010年左右拍攝這部紀錄片，用鏡頭記錄了中國一個經濟高度發達的大都市——廣州的火車站裏的派出所中發生的故事。

縱觀整個片子，《差館》裏記錄的大都是底層老百姓和邊緣人物，他們有的是沒錢吃飯的，有的是工資被拖欠的，有被騙的被偷的，有沒錢回家的，有被人打的，有帶孩子偷東西的，有神神叨叨的，還有各種小販等等。「（那裏）每天都有絡繹不絕來求助的人，每一個人的問題都很具體，很多在我們看起來都是很小的事，對他們而言，可能就是要命的大事。」片中幾乎每個人，都在為生活乃至生存苦苦掙扎。這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國社會薄弱底層所處的現實。

中國在過去40年間經濟高速發展，讓今天的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杭州、成都、蘇州這樣的大城市都已聞名世界，與發達經濟體相比，都毫不遜色。中國社會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民生活水平出現根本性改善，大約8億人實現脱貧。但正如《差館》所揭示出的，在這個不斷發展、日益崛起的大國身後，還有許多人活得艱難而卑微。暫且不論北上廣深之外，尚有大量貧窮落後地區，單是本身就屬於少數的北上廣深，同樣有許多人活在底層，就像《差館》裏的人那樣，備嘗人生的艱辛。

客觀的講，今天崛起的中國，並沒有達到「強壯」的級別。要清醒的認識到，中國依然是一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社會——龐大的待脱貧人口、底層民眾的生存掙扎、城鄉二元實惠撕裂、懸殊的貧富差距、階層的固化……都是中國這個國家最真實的現實。中國社會底層龐大的群體，並未充分獲得，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所帶來的紅利，他們之中很多人——在絕對貧困線下掙扎的群體，考慮的是如何生存，這是他們最基本的訴求。他們是共同構成了中國整個社會的肌體的微小細胞，不能忽視。

2020年是中共提出的實現全面脱貧的最後時間線，即便中國執政者能夠做到在2020年全面脱貧，但也是在極低貧困線指標（家庭人均純收入2,300元人民幣/年，折算後每人每天可支配收入為6.3元人民幣，相當於1美元左右）之下的脱貧，離真正讓人民過上富足的小康生活，可能需要幾十年，上百年，甚至幾代人的努力。讓人欣慰的是，四中全會公報提出了「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堅決打贏脱貧攻堅戰，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可以看到，中共高層有意識的在平衡中國崛起這個時代命題，與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