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何建宗】反修例打破港人心理底線　年輕世代亟待「去光環」

雖然持續了半年之久的香港反修例，在區議會選舉之後有所緩和，但人們對於香港問題的追問與反思卻不該就此停歇。因為以香港反修例作為一堂公開課，帶給人們的思考，不僅僅香港迴歸至今深層次矛盾如何一步步積累至今，還應該包括系統反思港人在很多問題上的認識誤區與迷思。如果走不出「別管我」的誤區，破除「都怪中共」的迷思，那麼即便這次反修例運動隨着時間的推移消停了，下一場運動又會很快在各種偶然和必然的因素下接踵而至。

為了更進一步釐清港人的誤區與迷思，《香港01》記者日前在北京專訪了香港智庫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創辦人兼主席，原香港發展局局長助理何建宗博士。值得一提的是，就在香港反修例爆發後不久，何建宗創辦的智庫推出新書《兩制之辯》，本書結集了十多名智庫成員有關香港問題的文章，內容涵蓋「一國兩制」、憲法與基本法、管治香港、大灣區發展、港人身份與待遇及青年議題等六大章節，可謂切中時弊的應景之作。

「一國兩制」失敗了嗎？

在《兩制之辯》的封面上，寫着很醒目的兩行字：「一國兩制有沒有變形、走樣？就讓內地和香港年青人來個大辯論！」對於第一個疑問，內外輿論場還有更通俗和直接的表達，那就是「一國兩制」已經徹底失敗，香港爆發且持續至今的反修例運動就是最直接的證明。至於第二句中的「大辯論」，目前還只是呼籲和期許，就算有一些辯論的形式，也很難彼此說服，打破既定認知與意識形態。

「反修例運動其實觸及了港人對於『一國兩制』的心理底線，香港人覺得在『一國兩制』的制度安排下，香港與內地的區隔是很重要的，你是你我是我，尤其是在制度層面，比如香港的法治與自由是不同於內地那一制的。但反修例似乎在各種誤會和一些歪曲之下，讓大家的心理底線被打破了，這就好像防火牆開了一個小洞。」何建宗在採訪一開始如是說道。

雖然港人一開始「你是你我的我」的理解本身就是有問題的，所謂的「心理底線」也是一種憑空想象和自我建構出來的，但當這樣的想象出來的底線被打破後，的確產生了極大的破壞力。這也是今次的反修例明明針對的對象是「逃犯」，而非香港大多數市民，卻能很快速地成為港人同仇敵愾的原因所在。尤其當「反送中」的口號響起，隱含的邏輯已經很清楚：如果不走上街頭抗議那個「中」，那就是在支持內地的那一套，就是在給香港「送終」，港人怎能不「反」呢？

細究源頭，還是港人對於「一國兩制」的理解出現了偏差，認為區隔的、消極的、被動的「一國兩制」才是正常的、正當的，也就是「井水不犯河水」，「兩制」被誤以為是這一制度設計的核心要義，而忽略了「一國」的前提。何建宗也特別提到自己最新的一個體會，「可能兩地融合的速度香港人有些接受不了。」

具體來說，「香港和內地的融合應該有三條腿，一個是經濟融合，一個是社會融合，一個是政治融合。迴歸至今22年時間裏，經濟融合一直在做，而且隨着內地經濟的騰飛，融合的力度越來越大，中資機構越來越多，香港也從中獲得了不少紅利。社會層面的融合也在進行，比如放開自由行，香港人去內地讀書、就業或者買房等都有很多便利的通道，雖然也出現了不少問題，甚至一度鬧出『驅蝗運動』。原本人們以為，隨着經濟融合和社會融合的展開，政治融合會自然而然發生，比如澳門就是很好的例子，但香港卻沒有沿着這一路徑走。」何建宗談到這裏特別強調，「香港前兩種融合一直在進行，但政治融合跟不上，雖然政治融合不代表放棄一國兩制，或者放棄高度自治，但至少要有較強的身份認同，價值觀不能南轅北轍，不能有分離或港獨的思潮。部分人香港人政治上思想上的『叛逆』會產生很大的衝擊，如果處理不好的話，反而會拖經濟和社會融合的後腿。」

其實退一步講，經濟和社會層面的融合，其實也是政治，或者說至少底色也是政治。因之「一國兩制」這一制度安排，所以內地與香港之間的風吹草動，都很容易被上綱上線到「一國兩制已經失敗」，或者通過簡單的歸因將香港問題一股腦兒都歸咎於千里之外的北京，「都怪中共」也成了港人建構「共同體」意識最具號召力和迷惑性的表達。

「現在很多人把大陸作為替罪羊，這是不應該的，或者是有人故意炒作這個議題。這一次運動的處理策略跟2014年佔中是一脈相承的，就是六個字——不流血、不妥協。」何建宗補充道，「這兩個原則的前提下，任何政府的空間都是很小的……現在兩極分化和撕裂也越來越嚴重。從「黃絲」的角度，他們會說為什麼不妥協，你不妥協我就升級暴力；而在「藍絲」看來，他們會說為什麼這麼軟弱，那麼多警察連止暴制亂都做不到，就是因為堅持不流血，所以那些暴徒才可以阻攔公路、地鐵等，如果強硬點的話，很難想象這場運動會延續這麼久。現在局面是很不理想的，不能硬，也不能軟。」

「別管我」——後現代精神？

其實不獨是香港，將視角放在全球範圍內，發展問題和治理問題的確已經成了擺在各個國家和地區面前必須直面的問題。為何會在全球範圍爆發街頭示威活動？表面上看，每一場示威活動都有一個切實的由頭，比如香港的反修例遊行是因為港府啟動修訂《逃犯條例》引發民怨、民怒，智利抗議的目的是抗議聖地亞哥地鐵提升票價、生活成本增加以及國內普遍的貧富差距，西班牙加泰羅尼亞示威抗議則是不滿於西班牙改變加泰羅尼亞自治地位，因為這削弱了加泰羅尼亞人的認同，黎巴嫩此次民眾抗議則是源於政府宣布要對通過社交平台WhatsApp進行的通話徵税……但其實這些表面的「由頭」背後，既有着人們對於公平、公正的渴望，也暴露出政府治理效能的嚴重不足。而作為參與運動的主體，年輕人對政府的容忍度越來越低。

具體到香港走上街頭的年輕人，何建宗特別提到了「應該去光環」。按照他的說法，香港一些年輕人會認為自己站出來是為了救社會，是中老年人「欠了他們」的，於是越搞越過分，越來越暴力，甚至不惜以影響市民生活，襲擊不同意見人士的方式發泄。一些人也開始給他們帶上光環，覺得他們做什麼都是對的，他們就代表未來。「雖然我做青年智庫，但是越來越不認同這種思考。因為這是極度自私的心態，也是這個運動與過去香港所有爭取正義的社會運動最大的不同，是個別群體被無限放大，綁架了整個社會。回看過去的歷史例如文革；激進青年不一定代表未來，而那種『未來』也不一定代表正確。「

針對記者提到的作為後現代精神的「別管我」思潮，何建宗這句話背後除了帶出代際之間很大的鴻溝外，也暴露出香港讓人不可思議的一面。「這就是文化大革命在香港的一個呈現，政治全方位地入侵各種人際關係，以暴力或者威脅去解決問題，每個人都要選邊站要表態，社會的互信越來越低，同時又有很多謠言、謊言出來。」臨末，何建宗還特別提到，「其實心亂是更大的問題，心亂你們在內地看不到，你來香港也看不見，但是我們土生土長的香港人、親戚朋友看得出，這裏麪包含一種對於基本價值觀或者基本倫理的顛覆。」

日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所研究所黨委書記房寧在《別管我——後現代精神？》一文中寫道，「如果說當下如火如荼展開的遍及全球的抗議運動，都是反映和代表了後現代的精神現象，那麼，後現代精神、後現代價值究竟是什麼呢？根據我們的觀察和體會，後現代價值觀具有多元化取向，但多元化價值取向中也透露出了共同特徵，這就是絕對的自由偏好，尤其是把自主選擇作為最高價值。在現象上，後現代價值觀表現為去監管、去中心、去權威的訴求，一句話：別管我。在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的香港社會動盪中，我們也嗅到了那種後現代的氣息。」

面對這股後現代浪潮，不僅香港需要進行一場刮骨療毒的改革，構建香港特色資本主義，世界範圍內正在面臨着治理和發展問題的國家和地區，也都需要重新思考，比自由民主更重要的公平正義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