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小果死刑背後 一場紅色政權與黑社會的「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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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底,轟動中國社會一時的「孫小果案」劃上句號,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對孫小果1997年犯強姦罪、強制侮辱婦女罪、故意傷害罪、尋釁滋事罪再審案公開宣判,決定維持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1998年2月一審對孫小果判處死刑的判決,並與其出獄後犯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等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十五年的終審判決合併,決定對孫小果執行死刑。

在現場視頻中,孫小果聽到「死刑」宣判後意味深長的表情引起輿論的關注,人們紛紛猜測,在那一刻,這個背負着多條人命、本應在二十二年前就接受「死刑」的人,此刻究竟是何種心情。

1997年,孫小果在雲南強姦及用多種「酷刑」毒打無辜少女,翌年被判處死刑,但弔詭的是,這個原本應該已經不在人世的黑社會頭目,居然在去年4月雲南掃黑中再度成為被打擊對象,隨後的調查揭露,原來這名死囚經過一系列基層公職人員的關係運作,先後從死刑變為無期徒刑,進而改判有期徒刑,並在服刑十三年後出獄,繼續為非作惡。一個原本應已被執行死刑的罪犯揭開了藏在隱匿社會角落、遠離政權、滲透在中國社會的神秘隱形力量。

孫小果案來龍去脈

1992年,雲南人孫小果在其繼父—武警雲南邊防總隊司令部警務處副處長李橋忠協助下,在武警系統服役。服役期間,孫小果夥同多人在昆明環城南路強行將兩位女子拉上車,駛至呈貢縣境內輪姦,卻在父母操作下逃過法律制裁。

1997年4月,孫小果強姦了一名16歲少女,兩個月後,他又強行姦污了一位女學生,再過四天,他再向另一名女學生施暴。同年11月,孫小果挾持17歲少女,對其毆打、侮辱,包括用竹筷夾十指,用牙籤刺指甲縫、乳房,強迫她用牙齒咬住大理石桌面後,再用手肘擊打後腦使其牙齒脫落,最終致使少女受重傷。據《中國法律年鑑》,1997年八個月內,孫小果及其團夥至少八次犯案,涉及強姦罪、故意傷害罪、強制猥褻侮辱婦女罪、尋釁滋事罪等。

1998年,孫小果被雲南中院判處死刑,但再次在父母的操作下逃脫一死。2010年4月11日,孫小果經多次減刑後刑滿釋放,實際服刑十二年零五個月。出獄後化名為「李林宸」,成為多家企業股東並在昆明經營多家酒吧。

2018年,孫小果再次因為鬥毆被捕。2019年1月,官方發現孫小果曾經是1998年一審被判處死刑的罪犯,隨後中央掃黑除惡第20督導組進駐雲南,將該案列為重點案件督辦。

此後案件不斷升級,2019年6月4日,由中央政法委牽頭,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領導小組辦公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組成的全國掃黑辦大要案督辦組進駐昆明,督促雲南省有關部門辦理孫小果案。自此,孫小果案成為中共此輪「掃黑」的標誌性案件。

很明顯,中國官方是希望借孫小果案,向外界釋放一個明確信號—中國政府將繼續把中共建政後重點政績的「掃黑」延續下去,絕不放鬆。

逃過死刑的孫小果,獲多次減刑並出獄後,搖身一變成夜場大佬。(資料圖片)

起底中國黑社會

隨着歷史的演進,人們用許多不同詞彙來形容黑社會組織。中國官方的說法經歷從「封建會道門」、「流氓團夥分子」到「黑惡勢力」、「黑社會集團」的演變;民間或稱「黑幫」,或稱「黑道」、「黑社會」,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香港黑幫電影影響下,也有人用舶來詞「社團」或「古惑仔」描述。

1949年,中共通過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從中央到地方,國家權力自上到下貫通。隨着黨組織管理延伸至農村基層,以及對城市社區的嚴密控制,中共政權徹底佔據黑社會、鄉紳、軍閥處於半獨立狀態的中國基層政權。基層政權組織的嚴密化及市場關係的徹底簡化,堵死了黑社會重新崛起的政治和經濟空間。中國再沒有嚴格意義上的黑社會組織。

黑社會的重新出現,大約始自鄧小平啟動改革開放之後,且其規模不斷擴大。根據官方統計,2017年各省區市自「掃黑」開始後抓捕的「犯罪嫌疑人」估計在20萬人以上。如果把「犯罪嫌疑人」理解為全部均是黑惡勢力成員的話,那麼可想而知,全中國黑社會人員的數量有多麼巨大。

中國基層還是「紅」的嗎?

無論任何時期,政權與黑社會無可避免存在衝突與對立。這種衝突和對立在遠離主流政治之地的農村基層就變成黑社會獨大。中國14億人口中,有近8億是農民,他們居住在約70萬個行政村,由500萬名村官管理,這是一個遊走在國家政權影響力邊緣的龐大社會。

自1988年試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開始,中國實施村民自治制度已長達三十一年; 而從2010年正式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在農村全面鋪開選舉產生「兩委」—村民委員會主任(簡稱村主任)和村黨支部書記(簡稱村支書)算起,中國農村已實踐一人一票的普選達九年。

不過,這套理想主義的民主試驗遭遇現實中的種種亂象。由於鄉村中存在的宗族勢力、家族勢力、政治資源、村民的政治冷感等各種因素交織,再加上鄉鎮一級官員對農村的擾動,令到這套理想未能在多大程度上成為現實圖景,也未能承擔起鄉村治理重擔的成功模式。

本身就是一種組織形式的黑社會在鄉村失序中獲得機會,染指中共基層政權,把持鄉村事務的空間,從而走向一個個小型的半獨立王國。

在河南舞陽縣,一名村黨支部書記以「萬歲」自居,獨斷專行,村中大小事都由他說了算,連村民家辦紅白喜事都要「先踩他家的門邊」,經他點頭同意。在河南鄭州,一個名為「治安管理委員會」的黑幫,接受當地街道的委託代管社會治安工作,通過打砸搶收取的保護費,部份作為他們對這種「授權」的費用返還給街道。這是典型的黑幫與基層政權共生關係案例。

這種以家法代替國法的基層組織形態,限制了真正的社會公正和國家法治的權威,並且激化了一系列社會不平等矛盾。

據研究,中國農村政權組織涉黑化不僅存於一地或者某幾個地區,而是遍布全國。不僅存在於東南沿海發達地區,如兩廣、江浙、海南等地;也存在於中部地區,包括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西等地;還有東北、西北地方;甚至連北京這種社會管控力量較強的地方,也查處過多宗村官涉黑案件。

顯然,中共不能容忍中國農村在一片紅色的底色上,浸染上暗黑的色彩。恰逢此時,中共最高領導人的改革日程表已經進展到將農村基層治理整頓提上日程的階段,一場紅黑基層決戰在2018年呼之欲出,並且延續至今,未見衰減。這是一次遠較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歷次「打黑」行動規模更大、覆蓋更廣、觸動更大的政治行動。

中共近年開展掃黑除惡運動。(資料圖片)

第五個現代化不能被黑社會「消解」

就在中共發出掃黑除惡號角的二十多天前,即2018年1月2日,國務院公布了2018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預告着中共在數十年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之後,重新將執政視野轉回農村,預示着中共即將在日益凋敝的農村開展一場經濟和政治上的大規模改造運動。

中國農村吏治問題顯然已成肘腋之患,而非疥癬之疾,幾乎淪為「國家長治久安」、「黨的執政基礎」的反面現實映襯。基層官員職責範圍覆蓋民眾生活的方方面面,無不關涉民眾最切身的生活感受,這也就使得基層官員與黑社會的關係經常成為民眾對中國政府認同感最直觀的判斷來源。

當「第五個現代化」、「中國之治」已被中共納入藍圖之內,通過打擊黑社會重構現代化的基層治理體系,避免黑社會腐蝕基層政權,避免黑社會消解「現代化」,便成為國家主席習近平宏觀布局中的關鍵一步。

中國現有691,510個行政村,中央將重新核對各村村主任的合法性,並作大規模清理。隨之而來的是,廣大的農村腹地和政權薄弱地區在掃重運動中迎來中共黨組織的大規模整頓。

以廣東省為例,在掃黑開始後幾個月內便排查整頓「軟弱渙散村(社區)黨組織」1,258個,其中「涉黑涉惡等四類問題」突出的村(社區)200餘個,撤換39名涉黑涉惡村(社區)黨組織書記。同時,廣東省也開始進行「基層組織建設三年行動計劃」,推行市、縣、鄉鎮三級官員下村「指導」、「整頓」,強化對村(社區)幹部的選拔、培養、管理、監督、激勵。

去年6月,中共政治局的最高級別會議開展了對基層組織整頓的制度化鞏固。6月24日,中共政治局會議審議《中國共產黨農村工作條例》,其中要求,「全面推行村黨組織書記通過法定程式擔任村委會主任」,而現行中國法律的規定是「村民委員會主任……由村民直接選舉產生。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換村民委員會成員」。簡單地說,以後,中國行政村將「黨政合一」,村主任和村支書兩個職位將由一人擔任,保證中共掌握基層政權。

這一硬一軟、一破一立的兩手準備,正在重新塑造中共在農村的話語權和動員能力。這個曾經以「農村包圍城市」獲取政權的政黨,正在回歸自己的政策初衷,「黑社會」這個在華人社會主導地下秩序的名字,如同一股黑色的海浪,在當下的中國急速「退潮」。

上文刊登於第196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月6日)《孫小果死刑背後 一場紅色政權與黑社會的「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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