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港台「反中共同體」背後 中國何以淪為「政治提款機」

撰文:泉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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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上周六(4日)宣布王志民卸任,並任命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前山西省委書記駱惠寧接任香港中聯辦主任一職。
這樣的「換帥」舉動,一方面因應於香港變局本身,另一方面也包含着北京對於香港的長遠佈局。而在「換帥」之外,面對世界範圍內的「捱罵」潮,以及港台之間形成的「反中共同體」,究竟該如何認識與反思。
圍繞此話題,《香港01》記者日前專訪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田飛龍。

本次訪談共分為三個部分,此為第三部分。第一篇為《兩大「殺手」裹挾三大虧欠 如何建構香港特色資本主義》,第二篇為《新冷戰加速 習近平如何終結二元對立世界》

前山西省委書記駱惠寧接任香港中聯辦主任。(歐嘉樂攝)

香港01:很快就要進行2020台灣大選,民進黨一直在吃香港的豆腐,港台之間好像已經在心理層面凝結成了「反中共同體」。你怎麼看港台之間的這種互動?又會如何影響香港、台灣局勢?

田飛龍:這恰恰是我真正擔心的,經過香港2019年的反修例之後,香港會快速的台灣化。隨着香港本土化加深,謀求完全自治的力量會愈來愈變得組織化、行動化,這也會裹挾一代代的青年人朝向一個與「一國兩制」相背離的政治方向,甚至成為台灣謀求台獨的棋子。

原來內地與香港之間靠「一國兩制」,「一國兩制」又得到英美的背書,反修例意味着原來的「一國兩制」處於危機之中。兩岸之間以往的脆弱平衡是靠「九二共識」,可現在這一共識也沒有「共識」了。加上美國在全世界的冷戰動員,香港和台灣都不同程度地跳上這一「戰車」。如果美國評估之後認為用貿易協議無法遏制中國,那麼基於「不能給中國喘息機會」的極端冷戰考慮,就會更大力度地使用香港和台灣這兩枚棋子。對北京來說,這是大變局中很大的挑戰,也是必然會到來的。

香港01:現在中國就像一個「政治提款機」,好像甚麼問題都可以歸咎於中國。過去因為落後,所以中國只能「捱打」。今天崛起了,強大了,又不得不面臨「捱罵」。

田飛龍:沒錯。「政治提款機」的意思就是出甚麼問題責任都是中國的,美國的問題責任是中國的,香港的問題責任也是內地的,台灣問題責任也是大陸的。可退一步來看,當所有人都把責任歸咎於中國身上時,說明中國舉足輕重了。為甚麼美國不把責任歸到印度身上?與此同時,中國也應該反思,當體量和影響力舉足輕重的時候,軟實力如何才能跟得上。如果中國沒有辦法很好地解釋自身發展進步的正向意義及與世界的兼容性,也就是不能很好地解釋自身強大的原因、性質與遠期影響,必然會被誤解,也不可避免「捱罵」。

田飛龍指,中國淪為「政治提款機」,可退一步來看,說明中國舉足輕重了。(中新社)

香港01:面對這股「捱罵」潮,中國國內有個極端,一個是帶着強烈民族主義情緒的「自大主義」,一個是很悲觀的「投降主義」。中國在對外解釋的過程中,民族主義會不會成為一個很大的阻礙?

田飛龍:民族主義是把雙刃劍。第一,隨着中國強大,民族主義的興起是不可避免的,誰也擋不住,而且民族主義的復燃在中國有着深厚的文化和社會土壤,迴避或者在政治上抑制都是不現實的,也是不利的;第二,民族主義也有好的一面,是實現政治團結的一種有效動員機制,也是很好的政治黏合劑。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田飛龍。(資料圖片)

最後,就是要在政治和政策引導上做好民族主義與全球化利益之間的溝通解釋工作,將民族主義限定在適當的範圍內,不要把民族主義變成一種排外主義和唯我獨尊主義。十九大報告其實有很好的政治平衡性,尋求建立一種將民族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有機結合的文明正義觀,理想的未來中國應當是這一框架內的自我實現與外化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