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疆大吏面面觀】二十大政治局五成「換血」 聚焦低調實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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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共地方年度大戲基本已落幕,預料中的人事佈局或有應驗,亦有不少意外的安排讓人猜測背後的原因。比如樓陽生、尹弘、陳潤兒、石泰峰等人的依次歸位。這觸發了人們對不久後的中共二十大人事排布的新聯想。兩年後的中共二十大,將是習近平上台10周年的日子,無論是中南海內還是各省區實力派封疆大吏都在窺伺着更進一步的機會,尤其是象徵最高權威的25人中央政治可能面臨50%左右的新陳代謝。地方實力派人物中誰是當下最耀眼的政治明星?又會如何影響兩年後北京的人事版圖呢?我們通過縱橫向的條件對比分析,試圖給出人們一份「客觀」的名單。

2017年6月22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山西太原考察企業,彼時樓陽生(右二)以山西省長的身份陪同考察。(新華社)

2020年年初的山西兩會上,接棒山西省委書記的樓陽生正式當選山西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從而完成了這次交接的所有程序。樓陽生的上升路徑並不複雜,但是足夠引人注意,尤其是其當年以「救火」姿態一路北上入晉,由專職副書記到省長再到省委書記,5年之內原地不動完成角色的躍遷。

1959年出生的樓陽生現年61歲,兩年後的中共二十大上仍然處在「安全」的年齡紅線內。從履歷上來看,樓陽生從中共基層做起,長期在浙江省地方任職,後在共青團系統中獲得提拔;曾歷任中共龍遊縣塔石區委書記,縣委組織部副部長,縣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共青團衢州市委副書記、書記,共青團浙江省委副書記、書記;其間,曾於1993年9月,在中共中央黨校一年制中青年幹部培訓班學習;1997年6月,獲浙江大學工商管理學碩士學位;1999年,曾赴美國休斯頓大學進修。1999年11月,樓陽生離開共青團系統,先後擔任中共金華市委副書記、市長,中共麗水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2008年1月,當選政協第十屆浙江省委員會副主席、兼任中共浙江省委統戰部部長。2009年1月,樓陽生離開浙江,調升中共海南省委常委、省委組織部部長;次年2月,還兼任省委教育工委書記;2012年3月,轉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2014年山西官場數名高級幹部涉貪下台後,當年6月,樓陽生被任命為中共山西省委副書記。

事實上,山西並不是中國政經版圖中出類拔萃的大省,其經濟體量也遠遠不能與經濟發達省份相比。但是,即使這樣被忽視的省份,其對一個封疆大吏的考驗也不比東部沿海省份少。一則是經濟轉型,二則是反腐救火。

在2020年1月4日,剛剛卸任山西省委書記的駱惠寧擔任中聯辦主任。在香港01一系列分析中認為,駱惠寧能夠以地方大員身份南下赴港,關鍵原因是他在山西官場救火的經歷和推動山西扶貧、經濟轉型的努力,得到中南海的認可。樓陽生也同樣如此,相比駱惠寧,2014年前往山西擔任省委副書記的樓陽生才是真正的「救火隊長」,是山西官場塌陷式腐敗後被緊急任命的官員。而山西經濟的轉型在執行層面其實更加有賴於擔任省長的樓。

此外要注意的是,2019年中共四中全會後,中南海決策層按循慣例向地方派出宣講團(中央宣講團宣講被認為是中共特色的政治傳達和思想統一工作形式。之前每次黨代會和中央全會結束後,中共即根據當時會議決議組建中央級宣講團,以迅速將中央全會意志上升為全黨意志)。其中,最大的「黑馬」便是樓陽生。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樓陽生在此次四中全會的角色還不止如此。官方早前披露,在四中全會決定輔導讀本的撰稿人中,樓陽生與新晉主政內蒙古的石泰峰併為僅有的兩名地方黨政負責人,與15名中共黨和國家領導人和中央部委負責人並列。這不能不說是樓陽生「特殊角色」的體現。

河北省委書記王東峰。(網上圖片)

與樓陽生相近,河北省委書記王東峰(1958年)、安徽省委書記李錦斌(1958年)、青海省委書記王建軍(1957年)的存在感相比一些傳統大省的「一把手」,存在感並不強。但這並不影響他們可能以「可信任」和主政地穩定為北京所看重。

再以王東峰為例,今年62歲的王東峰,仕途起步於家鄉陝西,曾先後任陝西省渭南市委副書記、代市長、市長、銅川市委書記;2004年開始擔任中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副局長。2013年4月王東峰「空降」天津,並且出任市委副書記,後出任天津市市長。四年後,王東峰再由天津調任河北,他上任後調研的第一站就選擇了雄安新區。這名官員表示,「規劃建設雄安新區,是習近平親自謀劃推動的歷史性偉大工程,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從這些言語中似乎可以推測中央對其調任的目的。

很明顯,王東峰最重要的政治任務,就是要推動以雄安新區為代表的京津冀一體化的推行。改革謀局,人事先行。中國政治傳統中,大凡觸及要分配蛋糕,改變利益格局的改革,「用什麼樣的人」從來是一個先決條件。從兩千年前商鞅改革,到明中期張居正改革,從清末洋務運動,到中國現代史中的鄧小平改革,皆是如此。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之後,中央政府將廣東的深圳和上海的浦東作為兩個試點特區,鄧小平在深圳啟用梁湘,在上海啟用朱鎔基,同樣能也印證「改革謀局,人事先行」這一要義。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決定設立國家級的雄安新區。而在此前後,多名曾在河北周邊的北京、天津、山東等地任職的官員「被委以重任」調往河北。分析表示,這些官員具有京津冀周邊任職經歷,更為熟悉了解當地的發展模式,可以為京津冀一體化發展謀劃獻策。

2019年16日,習近平來到河北雄安新區考察調研。河北省委書記王東峰(右一)陪同。(網上圖片)

此前,雄安新區的建設進度就曾廣遭質疑,在中國各地的基建熱潮中,雄安新區並未塔吊林立,讓外界疑惑新區為何「沒動靜」,連中國官媒新華網在2019年初也曾披露「兩年來,雄安新區除了基礎性項目和保障運行的臨時性建築外,幾乎沒有大的動工之處。」外界一度懷疑雄安新區被「千年大計」的光環給束縛住了,在「世界眼光 國際標準」的高標準之下仍然停留在規劃層面而難以落地。2018年8月,在清華大學「雄安新區規劃建設發展高峰論壇」上,雄安新區的一位規劃設計專家就曾表示,雄安之所以到現在一鍬土沒動的原因之一就是「很多事情還沒想明白」。但是在2019年初,雄安即將年滿「兩週歲」時,中國官媒就曾表示「即將進入大規模開工建設階段」「即將形成塔吊林立、熱火朝天的景象」,但是如今2019年已過,還是沒有給外界強烈的「改變」印象。與此同時,深圳從當前的經濟特區已經「梅開二度」被樹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上海也再推出臨港片區自貿區。相比之下, 這被外界認為與河北官場推進遲緩有關。

這其中多多少少有技術原因,也有人為因素。被習稱之為千年大計,傾注了其大量心血的雄安工程雖然是來自中共的頂層設計,但河北省承擔雄安新區規劃建設的主體責任,在這個過程中,河北執行層能不能對習的「雄安藍圖」有精準的把握與領悟,能不能極大方便的調動統籌資源都是影響雄安工程推進的重要因素,如果地方在執行上不能有效領悟高層的「千年大計」所指,在執行上也就難免會有偏差,而這樣一個具有分量的工程顯然又不容許有半點失誤,因此,河北官場尤其是王東峰,確確實實面臨着許多無形的壓力。

能否在未來兩年實現雄安「塔吊林立」將是評判王東峰會否仕途更進一步的主要標準。

再如廣東省長馬興瑞,十八大後的中國政壇,一個十分明顯的趨勢是,以航空航天、軍工、工信為代表的「大軍工系」官員跑步上位,馬興瑞就是代表官員,在擔任廣東省省長之後,馬興瑞也打破了廣東30年來省長皆由廣東人或長期在省內任職的官員擔任這一「慣例」。中國政壇從來不缺少低調的黑馬,在未來兩年會否再猶如十八大前陳敏爾一般快速擢升的政壇黑馬,令人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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