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2019年已經過去，但是整個2019年，尤其自下半年開始，世界各地相繼爆發大規模街頭抗爭活動至今並未結束。

2019年12月16日，印度首都新德里的示威者放火焚燒巴士，堵塞道路，防暴警察發射催淚彈並揮動警棍驅散人群；2020新年第一天，眾多香港市民響應「民陣」號召再次走上街頭爭取「五大訴求」；2020年1月4日，遊行人群從巴黎東部的里昂車站（Gare de Lyon）出發，手上標語寫着「馬克龍，撤銷你的計劃，拯救並改善我們的退休制度」，一步步往北走向4公里外的巴黎東站（Gare de l'Est）……

大量民眾走上街頭要求當權者做出改變，以回應自己的利益訴求。在過程中，或是遊行中動輒出現的暴力過激行為，或是政府採用的極端回應方式，無不帶來無法避免的副作用，即輕則城市陷入癱瘓，重則國家政權產生危機。

2019年全球如何成了一個此起彼伏的政治火藥桶？如今的街頭抗議活動和過去有何不同？看似毫不相關、各有訴求的抗議遊行背後，是否存在一隻神秘的推動之手？

瘋狂與躁動

2010年12月，中東北非地區發生「阿拉伯之春」革命，掌權30年的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Muhammed Mubarak）被推翻，但首位民選總統穆爾西（Mohamed Morsi）也不過上任一年就被軍方罷黜。當年同屬於北非國家的阿爾及利亞與蘇丹似乎逃過了一劫，卻在8年之後掀起被稱為「阿拉伯之春2.0」的政治運動，開啟了2019年全球抗議浪潮的序幕。

2019年2月，已經82歲且病入膏肓的阿爾及利亞總統布特弗利卡（Abdelaziz Bouteflika），宣佈要參加當年大選謀求五連任。布特弗利卡1999年起擔任阿爾及利亞總統，2013年罹患中風，之後幾乎不公開露面。阿爾及利亞的政治和經濟由此越來越封閉僵化，年輕人失業率高達三分之一。所以，布特弗利卡謀求連任的消息一經公布，憤怒的人群立刻走上街頭。布特弗利卡最終在2019年4月2日宣佈辭職，前總理塔布納（Abdelmadjid Tebboune）當年12月13日當選總統，承諾與示威民眾對話和修改憲法。

布特弗利卡宣佈辭職9天之後，統治了蘇丹30年之久的總統奧馬爾•巴希爾（Omar Al-Bashir）也因謀求連任引發街頭遊行，4月11日政府被推翻。10月15日西非國家畿內亞，10月21日位於南美洲的玻利維亞，兩國總統重蹈覆轍，也都因為謀求連任以及執政能力被質疑而被迫相繼下台。

如果說上述國家的街頭遊行還保留着「政治」這樣的傳統因素，那麼加勒比海島國海地的全國暴動，則介於政治和經濟之間。自2019年9月中旬開始，海地成千上萬的民眾走上街頭抗議政府腐敗、燃料短缺造成價格上漲等問題。一個月後，南美洲發達國家智利的街頭抗議，從反對地鐵票價改革演變到反政府遊行。

而在萬里之遙的香港，近百萬的年輕人因為政府要修改《逃犯條例》而從2019年6月開始大規模集結遊行，即便港府於9月4日宣佈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遊行仍在繼續且訴求擴大為「五大訴求」。甚至當時間的指針已經跨入2020年之後，香港的街頭遊行仍在不定期繼續。

這種帶有分裂傾向的遊行，到了西班牙和英國則變成赤裸裸的獨立訴求。自2019年10月14日九名分裂主義領導人被分別判處9年至13年徒刑後，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爆發了街頭遊行，並很快從和平遊行轉變為暴力抗議。加泰羅尼亞是西班牙憲法框架下擁有自治權的地區，其分離主義是長期困擾西班牙內政的問題。進入本世紀之後，隨着西方國家內部經濟困境的加劇，加泰羅尼亞的獨立話題被再次擺上了前台，而且成為西方國家人權與民族問題的禁區。

而在英國，2019年10月19日英國脱歐協議投票當天，有號稱百萬規模的人群聚集，因為對「脱歐」的意見不一致，支持脱歐與不贊同脱歐的人群互不相讓，分離主義再次「熱情高漲」。據稱，決意留在歐盟（EU）的蘇格蘭和北愛爾蘭，一個要求再次舉行獨立公投，一個組織新的「北愛爾蘭共和軍」，讓該地區局勢變得異常緊張。

訊息時代「無中心化」的兩面性

值得注意的是，經盤點後可以發現從政治到經濟，到某項政策乃至改革，甚至是某個有影響力的反對派人士的振臂一呼等，2019年的全球抗議沒有一個共同的導火索，也沒有共通的主題，抗議群體的訴求也各不相同，體現的是全球民眾對政治、經濟、社會的全面不滿。

另外，2019年的全球街頭遊行，很多都是沒有經過周密部署與組織，缺乏統一訴求、統一組織，「避免」造神領袖，進而形成了群氓式運動的現代特徵，即無領袖，無大台。

「無大台」的運動形式帶來的弱勢是訴求多樣，不統一。香港示威者儘管打出「五大訴求」，但這並非參與反修例運動的統一訴求，因此，到後來隨着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宣佈撤回修例，示威規模逐步減少，示威激進者難以為繼，只能越來越暴力。

網路的出現，尤其是智能手機與社交軟件的更新換代，為今天的街頭政治遊行提供了便捷的溝通平台。回首100年前中國五四運動時，組織者還要依靠街頭演講等形式擴大影響；二十世紀中期，各種政治運動的開展仍然依靠張貼宣傳報、電話等形式，到八十年代有了呼叫機，2008年蘋果手機誕生，將移動電話帶入智能手機時代，隨後推特（Twitter）、telegram（2013年初始版本）相繼誕生。

技術的變革不僅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生產方式，而且在近年社運形式發生變革中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今天溝通的便捷，讓全球各地遊行中發生的種種暴力行為很快被模仿。2019年10月中旬開始的西班牙遊行，示威者明確表示他們借鑑了香港示威者的行動。10月14日當天，近52.5萬人聚集於巴塞羅那，封鎖街道和地鐵站，令市中心交通癱瘓，極端抗議者點燃汽車，使用刀具、腐蝕性液體、彈弓、火焰瓶等武器與警方對峙衝突，甚至還有人用煙花對準起降的飛機。這種場景和香港街頭亂象如出一轍。

弔詭的是，在當今溝通無障礙的訊息時代，相關政府卻無法通過和抗議者代表進行談話以平息事態，因為這一輪街頭抗議的「去中心化」特徵，讓諸多抗議群體沒有「代表」，誰也不可能代表其他人去選擇結束抗議還是繼續「戰鬥下去」。所以黎巴嫩的動盪狀態仍未改變，伊拉克抗議者同政府繼續劍拔弩張，而香港的遊行人群也一直試圖讓外界不要忘記了自己。（未完待續）

本文轉自《多維CN》054期（2020年2月刊）專題欄目《並未離去的街頭政治 全球為何進入新抗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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