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一個「中國防疫」,世界各自解讀

撰文:郭雪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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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在2019年12月底,中國網上出現「武漢發現疑似SARS的未知病毒」消息,而後在一月初到一月中,外界得知武漢有人感染上了未知病毒,與此同時,1月3日中國將此病毒通報WHO。直到一月中旬,外媒對未知病毒的報道眾多,但中國內部並未真實體會到疫情的嚴重性──包括人傳人的嚴重性。此後,1月20日,中央領導進行批示、鍾南山出面發出病毒人傳人的警告,疫情頓時引發全國關注,1月23日,武漢封城。

約在二月底三月初,湖北疫情數字趨緩,其餘省分陸續達成感染「零新增」,疫情大致控制住。從疫情逐步嚴重到逐步控制,歷時約兩個月整,在武漢封城之後中國的一系列措施是有效率且果斷的,但在1月20日以前中國「政府瞞報、打壓吹哨人」的形象太過深入人心。

1月23日上午,武漢地鐵停運。(中新社)

因此,當海外疫情爆發,甚至美國因為治療費用、歐洲部分國家因為醫療資源緊缺,讓外界產生「好像比中國還慘」的感覺(儘管體制差異無法直接比較、這種感覺也未必正確),不少西方媒體也開始討論「中國防疫模式」。這時,「中國防疫」在西方媒體及輿論中就會產生有趣的化學反應。

其一,「中國防疫」成為一個個「Yes, but」。

在海外疫情嚴重的近一個月來,分析西方媒體在防疫上的討論,可以明顯發現一個「是的,中國防疫有效,但是」的「Yes, but」的句式。比如德國一家媒體的專欄評論文章寫道,現在中國的防疫被外界視為有效的,「但是」不能忘記這樣的高效是專制的、且其展現的結果未必可信(比如中國政府可能美化統計數字)。

再比如,西方專家在媒體上評論疫情時,亦會如此表示──中國防疫有效,「但是」中國防疫亦涉及政府對人民的監視、經濟等問題。

中國的防疫模式因為其體制,遭到西方輿論的討論與質疑。(Reuters)

其二,強調「中國防疫」,更強調「專制之弊」。

在講起這次中國防疫,對中國政府「隱瞞消息,導致各國輕忽病情」的抨擊至今仍熱烈。不論藍綠政治立場的台灣媒體,以及台灣政府本身,都將「WHO失職」以及「台灣一開始就未相信中國防疫信息」歸結為「台灣防疫成功」之因。跳出台灣,西方主流媒體在分析防疫成功的案例時,韓國、台灣也被列為「民主防疫典範」。比如美國CNN、法國十字架報(La Croix)都以台灣經驗「證明民主做得更好,未必要專制」。

相對於專制的信息管控、瞞報等,民主國家不容易有相同問題,且也可以有效管控──這是不少西方媒體分析之態度。

然而,當有德國媒體向德國政府官員提及「亞洲國家防疫」的一些措施(如韓國、台灣均手機GPS定位需居家隔離的人民),立刻被抨擊了,這是違反人民信息保護的。也就是說,東亞民主國家或地區的防疫措施,也有那麼些「中國專制」之成分,比如政府有限度管理人民的人身自由、獲取民眾個資並監督等。

2月12日,北京,工作人員對準備進入社區的快遞人員進行勸阻。(中新社)

但畢竟是民主政體,這些問題在西方媒體上的凸顯,遠沒有「專制中國」明顯。

其三,基於以上兩點,此次疫情比起疫情本身,從歐美國家到中國輿論,關注點已經來到了「當專制被證明有效,民主國家如何防衛」之爭,如同過去在經濟議題上的探討、以及歐美評論人在過去十年迫切找到「中國經濟出現危機」的徵兆一般。

中國存在感之強烈已經如此明顯,而以歐美為首的「主流世界」仍看不懂其體制、也難以適應。台灣有藍綠之爭,但最大的民意是「防止中國吞了台灣」;而美國、歐洲都有兩黨甚至多黨之爭,但最大的民意是「專制國家的影響力不能超越或影響民主國家」。中美之爭是未來數十年的常態,歐洲國家在務實與意識形態、政治與現實利益中的權衡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