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輿論戰】中共宣傳機器的老短板與新問題

自認為了最大程度地守護人民的生命安全而採取 「封城」等措施的做法卻被西方輿論批評侵害了民眾的「自由」與「人權」，而對外派遣醫護團隊援助醫療物資卻又被貼上「政治宣傳」、「贖罪」、「口罩外交」等標籤，甚至在中國剛剛從一場重大的疫情中稍得喘息之際，又被扣上「中國病毒」的「帽子」……

對於國際輿論上的又一波反華論調，如果中共以為自己遭遇的不公與污衊只是西方意識形態掛帥下「反華慣性」式的常規操作，且無法在短期內改變的話，那麼中共是否也需要審視自己是如何與世界溝通的。事實上，一些經驗教訓已經警告過中共，西方的偏見的確需要改變，但同時也需要改變自己。

當然，改變自己並不是迎合西方的喜好，而是說，中共需要意識到改變對方的偏見是目的，而不是不斷地通過爭吵製造新的政治對立，激化新的矛盾。尤其是在自認理直氣壯的時候，中共更應該檢討自己為什麼話語權始終不在自己的手中。

如果要審視，中共宣傳機器所受到的詬病最大。兩個原因，老短板與新問題。所謂老短板即是近些年中國在國際上影響力逐漸增強之時，宣傳領域卻成為中國崛起的最大短板，尤其是外宣。明明擁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宣傳機構，但每每中外輿論衝突，中共宣傳機器總是面臨話語權旁落的窘境。現實是中共「強大」的宣傳機器所做的的確極少。

靠近中宣的北京觀察人士曾有這樣一個比喻：中宣就像中國足球，領導很重視，投入很巨大，但是效果總能降低外界的期待，可謂比喻貼切。

習慣於服膺體制慣性，在此次的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共宣傳機器的新問題就暴露了出來。如果說疫情之初中國媒體因政治環境的收緊而削弱了監督功能，喪失了在疫情之初本該扮演的社會角色，那麼在所有媒體快速反應過來後，不僅言論控制繼續受到撻伐，而且官媒組織的大規模的正面宣傳團隊報道也屢屢出錯，令官方媒體公信力大損。

依照中宣龐大的機構規模與官方地位，其本該在中國此次的疫情中扮演最為迅速、最為權威的媒體角色，但是看看中國官媒在此次疫情期間所做的報道，便可以理解為什麼它在中國國內被痛罵習慣「喪事喜辦」：2月12日，武漢機關報發表《流產10天后，武漢90後女護士重回一線》的文章；2月15日，陝西都市生活類報紙《華商報》旗下的「華商漢中」頭條號發表稿件《孩子出生不到20天，她卻主動申請投入抗疫一線……》原文中，出現剛出生20天不到的雙胞胎孩子會說話，問爸爸「媽媽幹嘛去了？2月17日甘肅的官媒在用戶活躍的自媒體平台微博上發佈一家醫院的十幾名女性工作者，在出發前往疫情中心武漢之前剃了光頭，並炫耀稱她們為「最美的逆行者」；與此同時，官方媒體持續地報道在政府辦公室扔下捐款轉身就走的人。有人匯總了41個「丟下就跑」的報道。

更令人尷尬的是，在3月8日中國官方嘉獎的「巾幗奮鬥者」的「國社記者」廖君正是當初報道李文亮等9人為造謠者的第一人。

放在承平時期，這種為執行某項「統一部署」的慣性操作可能不過是被哂笑一下，但值此悲情時刻，官方仍然為了所謂的「正向宣傳」而機械地編造故事，便只會自己打臉惹起公憤。

結果可以看到，在整個疫情期間，中國民眾以財新之類的調查報道為了解武漢疫情的「官方指南」，甚至湖北作家方方以日記的形式記錄封城後的武漢也頗受追捧。

內宣失利，外宣更是慘淡。在新冠疫情從中國蔓延到全球的整個過程中，中國都承受了外界不少的誤解甚至是污名化的報道。但是除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推特（Twitter）上曾與美國展開激烈爭論外，中國媒體的聲音在這種國際爭論中幾乎沒有產生什麼影響力。

無論是其國內的宣傳報道還是中外的疫情口水戰中，中共宣傳「左手」鬥不過商業媒體和自媒體，右手打不過特朗普（Donald Trump）這種新型大「V」，更無法改變西方輿論對中國人和中國政府的偏見，而在「群眾路線上」，中國網民又受限防火牆，結果就是「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

中共宣傳問題的「大廈」不是一天堆積出來的，有技術性問題，也有體制性障礙。例如僵硬死板的宣傳機制下，當上層有指示，下面便是不分青紅皂白地執行，且不管有沒有調查，甚至連新聞的真實性都不要了，只要大方向與指示保持一致。其是壟斷地位下毫無競爭力產生的體制惰性；是過於森嚴的上下級觀念體系中的政治指令；也毀於從業者「討飯吃」得過且過的不以為然。總之，當一個帶有官方角色且已經形成固定思維的宣傳機器就這樣運轉了數十年後，憑一人之力，一家之力是難以改變它的運轉節奏的。

中共宣傳機器的強大最需要的不是擴充人馬，甚至不一定是學着創新，最為重要的是釋放活力，而不是「一管就死」，然後真正地以對方聽得懂的話學會溝通，而不是「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