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ON】殿堂級獨立電影導演堅盧治：若你不憤怒，那你還算是人嗎
2月9日，榮獲應屆康城影展金棕櫚獎的英國電影《我，不低頭》（I, Daniel Blake）在香港上映。拍攝這套電影的導演堅盧治（Ken Loach），60年來始終如一，拍攝一套又一套反映當地低下階層生活的寫實電影和紀錄片，向專注經濟發展的國度潑一盤冷水。當大部分電影給予觀眾數小時娛樂，他的作品令人反思自己的舒適生活幾乎是種罪過。他60年代的經典作品《Cathy Come Home》，令社會關注到無家者的吶喊，猛烈批評政府的房屋政策。50年過去，他依然在拍攝被主流社會忽略一群。
他不肯變，因為他認為制度從未更改，而且在全球化的趨勢下情況愈來愈差。「每家企業都以下調貨品售價來刺激銷量，令利潤下跌，於是企業紛紛在找尋不知來自哪裡的最廉價勞工。」每當有所謂「經濟危機」到臨，工人階級永遠是首當其衝一群，「在60年代，誰會想到沒有拿慈善機構救濟食物便要捱餓的生活，會被社會視為平常？」為了生存，這班人受盡凌辱，「若你不感憤怒，那你還算是人嗎?」
憤怒老人
這個憤怒老年，今年已經80歲了。這股怒火一直在燃燒，成為他創作源源不絕的泉源。在寒冷的英倫冬季，老人穿上數層厚褸在英國街頭一間食物銀行門前走來走去，不斷打量在排隊演員。他讓帶着孩子的婦人排在隊伍中亮眼的地方，稍稍調整演員的先後次序。堅盧治從遠處慢步跑到鏡頭旁，問攝影師：「效果如何？這樣似乎能說故事」。
他再次娓娓道出一個小人物的故事，透過工人Daniel Blake病後被政府福利部門當皮球踢，反映社會荒謬涼薄的新作《我，不低頭》（I, Daniel Blake），為他帶來第二座代表康城影展最高榮譽的金棕櫚獎。電影一貫沉重，重得讓人提不起來，他把他的憤怒帶予觀眾，希望藉着這份針對不公義的怒火，改變社會。
「若一部電影要成功，它要觸動到你，離場後對世界的看法有點不一樣。」他利用小人物的故事，反射出社會的不公義，每部電影設有特定議題。本地影評人家明指出，堅盧治拍攝的方向，是其中一種理想的電影，發揮了電影的功能，「除了票房明星紅地毯，那些很浮華、很表層的東西外，電影還可以是人的故事。」
由右轉左
母親是髮型師，父親是的電器技工，其後成為管工，是個典型藍領保守黨家庭。他聰明的父親當年通過了文法中學入學試，卻因沒錢買校服而輟學，看到關於大律師偉大故事的書籍後，夢想學業成績優秀的兒子將來在法律界大展拳腳……
說起「不堪回首」的過往，堅盧治尷尬承認，19歲前他對保守黨的右派思想堅定不移，他與父親也意想不到的是，辛辛苦苦考上了牛津大學法學院，最終竟沒有當上律師。入大學後成績江河日下，終以差強人意的三等榮譽畢業。一切，全因在牛津重遇畢生最愛──戲劇。
自15歲開始渴望演戲，心願在腦海縈繞不散。在大學遇到一班志同道合的校友，對戲劇創作的欲望一發不可收拾，他參與了戲社，與後來成為演員的校友杜力摩亞（Dudley Moore）一起製作諷刺時弊的短劇，執起導演筒，自此一生命運與戲劇不可分割。
畢業後，便加入一間劇團公司作助導，其後轉到英國廣播電台（BBC）擔當見習電視導演。
這一步，成為他政治思想「右轉左」的轉捩點。他與一班左翼年輕編劇一起設計劇目，電視節目在新聞時段後播出，讓他感受到政治氣氛。「那是非凡的厚待，當時的感受像是活在政治之中」，他指當時所看的政治書籍，在大學時期沒有看過。做不成律師，父親開笑說當上導演的他沒有一份「正當」職業，但同時讓他知道，對這個不斷為工人發聲的兒子，其實是感到自豪的。
《Cathy Come Home》打響名堂
《Cathy Come Home》1966年獲安排在BBC九時新聞後的黃金時段播放，首播已獲1200萬人收看，即當時英國四分一人口。影片以寫實風格反映英國當年鮮有談論的房屋和失業等問題，在當時相當嶄新，激烈手法引發極大震撼，大量觀眾看後打電話給BBC，有評論員指此片有如「醍醐灌頂」，甚至被拿到國會上討論。飾演女主角的Carol White，在影片出街後數年依然被途人攔着塞錢給她，堅信她是無家可歸的。
影片如何做到幾可亂真？拍攝團隊打破了當時電視節目的界限，走出了電視廠房，取外景拍攝。飾演男主角的Ray Brooks透露，拍攝時，他們會從真實的招租廣告中尋找住處，然後佯裝成租客，「我按門鈴後，接應的女房東看着飾演妻子的Carol用枕頭墊成隆起的肚皮，立即說：『我們不想租予有孩子的。』之後我們會問這位「房東」，可否支付她十英鎊，把剛剛拍下的鏡頭放進影片中。」
夠真實 才會有共鳴
他堅持這種獨特寫實拍攝手法，多年不變。選角從不是什麼演藝巨星，不少從未登上銀幕。《我，不低頭》中飾演主角Daniel Blake的Dave Johns，原為棟篤笑藝人，演過舞台劇，但從未參與電影拍攝工作。堅盧治以他的典型作風，讓演員一步步踏進角色的生活，就算是電影新人，一樣演出流暢自如，沒有半點生澀味道。
Dave Johns說：「堅盧治讓演員置身於現實環境」。拍攝現場店鋪內的顧客，都是剛好路過的，情境無比真實，連下一秒會發生甚麼事，演員都不知道。「他不會給你完整的劇本......每一日，你都活在角色的人生之中，所經歷的遭遇就在你眼前發生。直至電影拍攝完畢，你才知道結局是什麼」。別人的電影按場景、演員檔期等決定拍攝次序，堅盧治堅持順時序拍攝，令演員忘記鏡頭的存在，活出角色的人生。
他所追求的，是真實的感覺，目的是要引起觀眾的共鳴。他借電影故事向觀眾問一條問題—「這正在發生，你覺得怎樣？」
背脊比鋼更硬
《Cathy Come Home》助堅盧冶打響名堂，影片中的左翼思想卻不容於英國權貴，連BBC亦受拖累，被批評指影片說的是謊言，但BBC當時未有因而退縮。「在1980年代，我拍攝了很多敍述關於在戴卓爾夫人時期為何工會未能組織起來反抗她的電影和電視紀錄片。它們都被禁止播放。」
現在他的電影不單受到保守黨批評，理應照顧工人利益的工黨，也加入聲討行列，「他的背脊是用鋼打造的，若你沒有他那般強硬，便難以在這40年抵受得住權貴不絕批評。」與他合作多年的編劇Paul Laverty說。堅盧治自1960年代起加入成為工黨會員，至90年代中期退黨，他退黨的時機多少可反映工黨意識形態的轉變。
他對權貴憎惡到一個地步，連世人視為莫大榮譽的大英帝國勳章，也斷然拒絕。1977年他拒領OBE官佐勳章，當年沒有解釋原因。至2001年接受電台訪問時才揭開謎團，「大英帝國是剝削和征服的紀念碑，以此名義授勳，效忠女皇，我鄙視這一切。」他揚言，「當你看到得到勳章那班衰人，便知道那不是一個我想加入的俱樂部，因此我拒絕領取OBE。」
他的電影環繞英國，可是帶着左翼政治色彩的電影，在英國絕非賣座片種。近年支持他電影的地方，不是祖家而是歐洲，尤其是法國。來自歐洲各地電影發行商，會預先購買他的電影，讓他有資金周轉，繼續拍攝工作。
他的堅持曾令他陷入潦倒的生活，近乎破產，走頭無路之際為大財團麥當勞和雀巢拍攝商業廣告，「這令我十分愧疚」。堅盧治的兒子笑說，這是「被禁止」提起的事情，較他曾支持保守黨一事，更令他尷尬。早年為戲劇半放棄學業，電影帶來的成就為他賺回多個榮譽博士學位，包括他僅以三等榮譽畢業的牛津法學院。
繼續反叛
「年屆79歲，他仍然是一個反叛者。」紀錄片導演Louise Osmond去年如是說。跟他長期合作的獨立電影監製Rebecca O’Brien曾說，2014年上映的《翩翩舞自由》（Jimmy's Hall）是堅盧治的最後一套電影。隨年紀老邁，要負起長時間的拍攝工作，是體力上的重大挑戰。說好要退，最終未退下來，反而多拍兩套電影。
在《我，不低頭》中，堅盧治一針見血地指出政府福利制度的不足，他說：「制度效率持續地低，政府讓你等，目的便是要讓你跌出制度之外」。他要打破政府設定的框架，「他們認為，你若貧窮，那便是你的錯。若你找不到工作，便是你的責任。國家並沒有責任。」
另一方面，「全球化讓大企業在政治、經濟及國際上擁有絕對優勢。當他們獲得愈來愈多權力，勞工階層便剩下愈少反抗的力量。這是自然，無可避免的發展。」由國家到企業層面，低下階層的處境皆陷入困局，令活至耄耋的他不得不站起來繼續反抗。
在康城影展頒獎典禮記者會上，他說：「當你年老了，你對於看到明日的日出，都會感到高興，所以我們將會享受每一天的來臨。」有理由相信，堅盧治對社會不公義的怒火一日繼續燃燒，他一日還有未完的故事，並會努力把心中想說議題的拍成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