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國際橋牌社】荒蕪中的野心 台版《紙牌屋》「好事多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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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只談不會真的開始,所以我就直接開始了。」《國際橋牌社》製作人汪怡昕接受訪談時,笑著這樣說。訪談的地點在汪怡昕工作室的地下室,大大的兩面白板上密密麻麻的寫滿人物關係圖,還有1990年代開始每一年發生在台灣、世界重要的歷史事件。

《國際橋牌社》背景在1990年代,以6名年輕人的所思所想,所見所聞帶出當時台海周遭詭譎的國際情勢,社會內部也面臨劇變的狀況。籌備將近5年,在沒有大型資金的奧援下,大膽地寫下8季的預定、設定高達8億新台幣(約合2億港元)的總預算;但從籌備到上映,波折連連,從換10次編劇、被超過50名導演拒絕、有演員簽約後反悔、攝影師一通電話就辭職……3月15日在台灣開鏡的《國際橋牌社》,在開鏡之前似乎就是個傳奇。

本次專訪將分為上、中、下三篇登出,本篇為上篇。

《國際橋牌社》是台灣電視劇的首次嘗試政治劇,引發許多討論和期待。(國際橋牌社提供)

空前的政治寫實劇 差點變成台版《無間道》

「因為沒有人做過,所以沒有人有信心,沒有得到任何正面回饋」;但汪怡昕體諒地說,「他們不是唱衰,只是很難想像。」汪怡昕透露,在洽談合作的平台的時候,有業者甚至給出建議,要不要乾脆拍成台灣版的「無間道」系列,這是因為拍成香港警匪劇或是諜報劇,那才是投資者可以想像的,而不是政治劇。

汪怡昕感慨,近年來台灣人的膽子似乎變小了。「應該說,從《悲情城市》和《大國民》之後,台灣根本就少有在嘗試描繪政治的戲劇,就連隱喻都極少,又要如何能變得成熟。解嚴前不能做,但解嚴後,碰上大陸市場磁吸。」結果台灣的歷史政治類戲劇還是少有人想做,使台灣一直原地踏步,缺少這類作品的參照,業界一開始普遍都不看好。

汪怡昕籌備《國際橋牌社》的路上遇到許多難關,但他並不氣餒。(袁愷勳攝)

但對待夢想很認真的汪怡昕,在前置作業的資料蒐集就花了將近新台幣400萬,包括花100萬寫了一本論文,為1990年代的台灣做足了功課。

為一部電視劇 花100萬寫一本論文

另外一個前置作業期的難題在於,既然要描寫國際情勢,就必須瞭解國際情勢,但是過去台灣流通的資訊多只專注在本身社會內部的變化,對於外部的國際互動著墨甚少,這方面只能仰賴委託的教授團隊。 「我們花了一年的時間請教授做一本論文出來,然後再幫我們的編劇上課。」

研究團隊把美國司法部與中央情報局、日本內閣、台灣情報局、甚至是中共的紅頭文件都找來,包括「國民黨大掌櫃」之稱的劉泰英(1993年台灣前總統李登輝指定下,以出任國民黨投管會主委起,成為「財經國師」、「國民黨大掌櫃」,掌握國民黨新台幣近千億元資產,後涉及國安密帳案,判刑入獄5年。)與知名的凱西迪公關公司的簽名合約也有一份副本。甚至通過研究眾多紀錄後,全面釐清1995、1996年台海飛彈危機時美國艦隊戰鬥群的佈置,精准到每一條艦艇每一天的位置,如此才能對當時的情勢有更深入的理解。

汪怡昕說,「光是有資料也不行,因為那是一個龐雜的背景,還是必須有人幫他說明、理解,否則沒辦法厘清脈絡,遑論對資料進行篩選並濃縮進劇情中。」

美國政治劇《紙牌屋》受到熱捧。(網絡圖片)

也因為這樣在前置作業期,《國際橋牌社》花費就突破300萬、到花費接近400萬新台幣時,整個案子還不知道能不能啟動,汪怡昕坦言當時相當絕望:「還不只一個,那時我手上有三個案子。」2014年汪怡昕手上有包括記錄「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的紀錄影集《少了一個之後-微光》以及探討軍中人權的《少了一個之後-孤軍》,同樣都是事先不被看好的。

汪怡昕坦言,「當時絕望的感覺是,我還要不要再繼續出(墊錢)下去,絕望的不是大家都SAY NO, 絕望的是大家都這樣回饋我。」2014年汪怡昕和團隊的士氣跌到谷底。汪怡昕形容,「那時候整個頭都要冒煙了。」

所以說從一個不太被期望不可能的事情,到最後大家能夠願意幫忙發酵的這個過程,心路歷程跟坐雲霄飛車一樣。然而,就算跨越了前期籌備階段,難題依然多如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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