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鉤沉】被淡忘的枕頭山戰役 台灣泰雅族重創日本殖民軍

撰文:塗柏鏗
出版:更新:

台灣少數民族曾在日據時代前仆後繼地抗擊殖民者的侵略鐵蹄,其中尤以1930年的「霧社事件」最讓人耳熟能詳。但除此之外,1907年5月5日爆發的「枕頭山戰役」,亦曾給日軍造成嚴重損失,驍勇善戰的泰雅族令想奪取山林資源的日本軍隊吃足苦頭,死傷超過二百人,最後調派多批援兵才暫時壓制泰雅族的反擊。但遺憾的是,該場反殖民戰役卻被正大力提倡「轉型正義」的台灣視而不見,不利理解台灣抗日與日本殖民剝削的歷史全貌。

日本對台灣少數民族的殖民鎮壓十分慘烈,圖為1910年日軍於宜蘭梵山炮擊泰雅族部落。(台灣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日據時代,台灣少數民族往往承受遠較漢人嚴重的歧視與屠戮,因為其棲居的區域擁有大量殖民者垂涎的資源,其文化又不被承認尊重。對此,日本殖民官員持地六三郎(1867-1923年)曾出言直接抹殺原住民族的人格與生存權:「只見蕃地不見蕃人」,並赤裸裸地表達:「蕃地佔本島面積之百分之五十六,為林產、礦產乃至農產等利源之寶庫,不幸地此寶庫因為猛惡蕃人的緣故而被封鎖,以致無法開發此利源。蕃地乃利源之寶庫,而蕃害乃生民疾苦之所在,因此,不除此民患開發此寶庫的話,則本島之經營不能說是完成了」。故在日本的眼裏,消滅「蕃害」既能榨取資本所需的利益,又能彰顯「文明教化」,凸顯殖民台灣的成功。

日本總督佐久間左馬太以血腥的「理蕃」手段為人所知。(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因此日本總督府一方面公告無主地公有的政策,剝奪原住民族的祖傳狩獵與耕種領域,一方面派出軍警恐嚇其趕緊歸順,並以沒收武器、限制民生物資交易、鳴炮射擊等手段威逼之。而當日本於1906年刻意授命毫無民政歷練、卻曾於1874年發動「牡丹社事件」入侵排灣族部落的日本軍人佐久間左馬太(1844─1915年)擔任台灣總督,更象徵要借重其「生蕃剋星」的經驗嚴厲鎮壓少數民族。而佐久間左馬太亦不負東京朝廷的期望,上任後即着手製定「五年理蕃計劃」,推動號稱要讓高山族「甘心承諾」遷居隘勇線內、讓出傳統領地的「甘諾政策」。而枕頭山戰役的爆發,便是被這種看似仁慈、實則暴虐的「甘諾政策」給逼出來。

早在1900年時,日本總督府為了奪取山林內的樟腦資源,便不斷征伐與封鎖少數民族,尤以台灣北部區域的部落損失最重。1907年3月,台灣總督官房秘書課長大津麟平(1865─1939年)在巡視各地隘勇線後,還欣喜地報告泰雅族已在圍堵下陷入食鹽、刀具、鐵器等物資不足的窘境,促使佐久間左馬太更進一步侵略泰雅族領地。1907年5月,日本總督府派出深坑廳前進隊7百人與桃園前進隊1千人,打算往插天山推進隘勇線,結果遭忍無可忍的泰雅族伏擊,就此爆發「枕頭山戰役」。

剽悍的泰雅族,曾多次讓日本殖民者吃足苦頭。(Facebook@台灣國定古蹟編纂研究小組)

由於泰雅族孰悉地形、槍法又精準,因此儘管日本軍警挾有科技與資源優勢,但一時之間仍無如之何,根本前進不了半步。雙方激戰40多天後,日軍才勉強前行一百多米佔領一小丘,又經過數次交鋒後才攻下枕頭山。然而,距離目的地插天山仍有近30公里遠,日軍卻已死傷不少人,故不得不自台中與南投增派千名援軍。且為了減少損傷,日軍還不斷派人綏撫泰雅族。根據桃園溪口部落泰雅族耆老邱義正於2014年的口述,渠稱當時日本承諾道「我們不要再打了,我們和解以後,山林的所有資源,全部都交由你們管理」。但之後的事態演變,證明這僅是日本的謊言。

由於枕頭山陷落,加上日本軍隊源源不絕,糧彈不繼的泰雅族不得不罷兵談和,被迫遷居到隘勇線內。而日本總督府亦是鬆了一口氣,因為光是攻佔枕頭山就耗費不少人命,且根據統計,自5月5日至6月28日間就消耗山炮炮彈、子彈、機關炮彈、手榴彈等各式彈藥70餘萬發,因此總督府也急於結束戰事。接着,日本一面強迫投降的泰雅人遷居與改習農耕,一面設置「蕃童教育所」向泰雅族幼童施行殖民教育,以求徹底將這群「蕃人」改造成濡染大日本帝國文明的順民。

日本於台灣少數民族部落間廣設蕃童教育所,藉以施行軍國主義教育培養順民,圖為宜蘭蕃童教育所一景,中間站立者即身兼教職的日本警察。(台灣記憶)

同時,日本也沒忘記最重要的經濟利益,桃園前進隊於8月19日完成隘勇線的擴張,期間共修築隘寮234座、分遣所28所,開路約31.4公里,這給日本會社侵入煉製樟腦與伐木提供極大便利。且日本總督府的掠奪腳步未因此止歇,自1910年起又推動「後期五年理蕃計劃」,東京政府撥給約1,540萬日圓(約合當時770萬美元)的巨資供總督府花用,殖民當局還特設「蕃務本署」,就是為了以軍事手段徹底掃蕩不肯屈服的高山族,結果又引起台北、桃園、宜蘭、新竹等地少數民族的激烈反抗。而這,便是日本總督府所謂「理蕃」成功的殘暴真相。

至於歸順的少數民族,表面上看似受到日本殖民者的「保護」,還習得定居農業的生產方式,但實際上不僅無法自由出入原本居住的山林,還得提供勞力聽任會社調遣,連文化認同也因殖民教育的摧殘面臨喪失危機。開發山林所得的利潤,也全進了日本殖民者的口袋。而1930年「霧社事件」後日本總督府公布新的「理蕃政策大綱」,規定不能過度役使高山族與公正支付工資,更可從反面揭露後者承受的經濟壓榨有多麼沉重。

此外,日本殖民者還經常唆使敵對部落相互殘殺,造成少數民族人口鋭減與內部分裂。所以,台灣少數民族在向日本總督府投降後換來的「文明」生活,其實是殖民者的政治、軍事、文化與經濟的多重剝削,根本不是總督府口中冠冕堂皇的「教化蕃人,安定其生活,使其享有一視同仁之待遇」之使命。

悲哀的是,當前台灣社會雖然打着「轉型正義」的旗號,卻在一味親日與「去中國化」的路線下,刻意淡化台灣的抗日事迹與美化日本殖民的「文明」與「貢獻」,甚至頌揚二戰時「日台戰士皆為同袍」、「日台一體」等言論,不啻是對話語權原本就較弱勢的少數民族二度傷害,更無異淪為帝國主義從犯。這實在不能不讓人質問:自詡「民主燈塔」與「人權立國」的台灣政府,日本殖民受害者的權益與公道究竟何在?少數民族的犧牲血淚又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