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康復】與「狼」共舞:我是康復者,也是心理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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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我介紹的時候,他叫大家猜猜他的職業是什麼。看他微微發胖的身形,有人猜是廚師。他說是和情緒病有關的,有人猜是社工,他說接近了。「我是心理學家。現在在教育大學讀心理學相關的PhD。」他同時是「混合焦慮抑鬱症」患者及照顧者,也是一名輔導心理學家。

這是一個精神病康復者的分享小組。自助互助是精神病康復路上重要一環,卻長期受忽視。政府工作小組在2007年發表《香港康復計劃方案》檢討方案,花了一個章節討論包括精神病患在內的殘疾人士自助組織發展事宜,十年過後,自助組織卻只能靠寥寥可數的資助苦苦支撐。政府已再度開展對《方案》的檢討,但會否加強對於自助組織的支援,仍是未知之數。

2016年8月,香港精神康復者聯盟的「真人圖書館」活動正式開始,讓康復者及照顧者成為「圖書」,讓公眾可以「閱讀」。這項活動旨在讓康復者和公眾直接透過對話、分享,使公眾了解康復者,消除對精神病的誤解。

徐永業(Francis)已是第九個月在小組裏分享自己的心路歷程。他既是「混合焦慮抑鬱症」患者及照顧者,也是一名輔導心理學家。他形容自己的故事叫「與狼共舞」,這頭「狼」正是他的病,也是與他糾纏半生的另一個自己,他喚作「Dark Francis」。

在真人圖書館分享活動上,參加者對精神病患者的故事深感興趣。(黃寶盈攝)

遺傳加壓力得病 

從徐永業說話的語氣神態,看不出他是仍須服藥的精神病患者。小時候的他不懂事,只覺母親不理會他,父親很暴躁。母親是混合焦慮抑鬱症患者,常常不準時吃藥,總是進出醫院。那時候他很怕父母,不懂如何和他們相處。至15歲左右,他不開心的時候,開始「𠝹手」。後來他開始見學校社工,也被轉介看精神科醫生,被確診患上與母親一樣的病症,部分原因是遺傳。當時父母不希望他吃精神科藥物,怕影響發育。不過,沒有藥物控制病情,壓力和負面情緒很容易愈滾愈大,隨時病發。

後來他考進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他形容當時的生活與其他大學生無異。「拍拖、做兵、被分手,然後做的士司機的父親發生交通意外入院,母親病發再入院,再得了柏金遜病,一連串的打擊,我就病發了。」

起初徐永業不想承認自己得病,花了兩、三年才接受自己是患者。中學時期一直有社工跟進,但到了大學後,他覺得社工幫不到他,便沒有再見。「『Dark Francis』愈滾愈大,我也不知道如何處理『他』。」他開始放棄自己,曾經七天不洗澡。「那時的感受是有幾個『ness』,『hopelessness(絕望)』、『helplessness(無助)』和『worthlessness(欠價值)』。」

他會和身邊人訴苦,但作用不大。他問在場的參加者,若朋友哭訴的時候應該如何做。有人說「陪朋友一起哭」,有人說「給他一張紙巾」。作為一個過來人,他說,要求哭的人別哭,或是說那種「男人老狗喊咩?」的話,不單於事無補,也會加重對方的無助感。

多次尋死 學懂與病共存

「現時回想,我能讀PhD簡直是奇蹟。」他的GPA曾只有0.86,三級榮譽畢業。當時他仍未肯吃藥,但見心理學家後,情況好轉了。畢業後到社會工作,壓力又再增加,父親問他借錢,母親中風,「『Dark Francis』又再愈滾愈大,開始覺得自己負荷不了,就想尋死了。當時覺得自己很渺小。」

壞事一連串襲來,那時他不知如何面對,現在則能很平淡的述說曾十多次企圖自殺,他指最後一次試圖輕生,是一次過吃了200多粒藥,獲救後在深切治療部睡了數天。想起護士問他︰「你知不知道自己為何進醫院?吃了200多粒藥,不覺得飽的嗎?」他說:「那時我看着她呆了,決心要好好和這隻『狼』相處。」後來他學靜觀,朋友也肯聽他訴苦,開始和「狼」相處好了。「其實不是『他』變弱了,而是『我』變強了。可以和『他』一起跳舞。」

徐永業曾經在精神健康中心任心理學家,當時對病人的比例約1:40,工作量極大。現時他在教育大學進修心理學,皆因有個「小小的心願」。「之前我同一時期幫助40個病人,現在我希望可以成為教授,一年訓練出40個學生,成為心理學家或是社工,代我去見更多病人。」既需服藥抑制病情,又是具備專業知識與輔導能力的助人者,徐永業看似矛盾的身份,卻展現了精神病自助互助一環不容忽視。

自助組織單看政府撥款難以營運,需要捐款補助。(陳嘉元攝)

自助組織遭忽視

然而,在精神病患者環環相扣的康復過程中,康復者的自助互助最受忽視。香港精神康復者聯盟執委會主席鄺志輝說,聯盟成立近20年來一直爭取改變政策,但沒什麼重大成果。

楊彥琳姑娘是聯盟的服務發展主任,也是唯一的全職員工。聯盟平日辦的活動,是靠康復者義務工作。楊彥琳在聯盟工作了三年,「主任」的職銜聽起來挺高級,但背負的職責卻很沉重,也沒有什麼支援。聯盟現時設立互助小組、關懷探訪、義工訓練、照顧者支援活動等,和其他自助組織大同小異。

2007年的《香港康復計劃方案》指明政府要為自助組織提供計劃為本的財政支援,及促進組織建立跨界別的網絡關係和資源開拓。自助組織現可獲社署提供以兩年為一期的撥款資助,款額按計劃書考慮。據時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蕭偉強去年4月回覆立法會,最近兩期獲資助的平均金額為36萬元。

「政府對自助組織沒什麼資助,即使有也是非恆常的。之前我們獲政府39萬元的兩年資助,2016至2018年度卻減至33萬元,主席現時是不受薪工作,主要是康復者自願付出。」楊彥琳說。

33萬元作為兩年的營運開支,平均每月是1.4萬元,這樣的資助金額,如何足夠日常運作所需?「人工要錢,活動又要錢,印宣傳品、單張也要錢,去年曾俊華競選(特首)剩下的錢捐了給慈善組織,我們是其中一個,才能多聘兩個兼職。」楊彥琳說,「感覺政府對我們這種自助組織不太重視。」

上文節錄自第99期《香港01》周報(2018年2月12日)《 精神復康朋輩 助人自助力量強 政府應增援社區自助互助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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