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9】支聯會步向30年 三代人如何繼續點亮燭光?

撰文:陳小瑜 蔣鈞樂 潘希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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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幾何時,由支聯會牽頭的六四晚會,四方響應,百川匯聚,在維園升起的萬點燭光寄託着香港人共同的心願;惟在近年政治兩極化、本土浪潮崛起的大時局下,平反六四的路,好像只剩下支聯會孤身走下去。

有人說「三十而立」,也有人說「三十而惑」。支聯會爭取平反六四明年便踏入第30個年頭,迎來的究竟是「立」還是「惑」?《香港01》找來分別代表支聯會老、中、青世代,亦象徵六四三代人的何俊仁、尹兆堅和鄒幸彤對談,在這堆混雜希冀、憂憤、蒼涼的文字之間,既是對走過的29個年頭的小結,亦是對如何繼續點亮燭光的前瞻。

六四30周年是何光景?或許,今日便能窺視。

何:何俊仁  尹:尹兆堅  鄒:鄒幸彤

尹兆堅(左)1989年時正就讀預科,2009年加入民主黨,現為立法會議員、支聯會常委。鄒幸彤(中)高考狀元。自幼由家人帶着參與六四晚會,2010年成為支聯會義工,現為支聯會副主席、大律師。何俊仁(右)支聯會創始成員,1989年六四時是太平山學會會長,曾任立法會議員多年,現為民主黨中委、支聯會主席。(梁鵬威攝)

問:明年是六四30周年,你們如何形容這個階段?運動是走向上坡路還是下坡路?

何:我不知道這條路是在向上還是向下,但有一點我很清楚:是在向前走。向着一個正義的方向走。如果你以人數多寡或支持度上落的角度來看,那麼這個運動是有高有低,最高在1989年的時候,有超過100萬人上街,但到了2000年只有兩、三萬人;到近幾年又超過10萬、15萬。所以我不能一面倒論斷,這是低還是高,但只要堅持下去,就一定會走到終點。

尹:我覺得所有社會運動都會面對着同一個景況,就是所謂的高低起伏。但我同意何俊仁所講,運動一定是在向前。經歷快30年,市民對於運動意義的解讀,一定會因着不同世代而有不同的看法,我覺得正常不過。老實說,就社會議題而言,平反六四,追究責任是香港市民的最大公因數,這點才最重要,反而集會人數高低,對運動的影響不大。

鄒:我覺得30年是一個階段,因為最初參與的人和直接有關係的人,包括「天安門母親」,有一代人已經去世。而當年目睹過那一幕的人亦開始年邁或者離去。現在我們來到一個要傳承給沒直接關係者的階段,是否可以成功轉接,不能再只依賴當年最受衝擊的人,而應放在一個長遠視角和歷史框架下,轉化成一個更長遠的運動……我們目前正正處於這樣一個階段。

今年是「六四事件」29周年。(資料圖片)

問:你們分別代表了六四運動的三個世代,如果來個小結,六四於你們那一代人而言,分別具備什麼時代意義?

何:對我來說感受是最深刻的。六四發生的時候,我是香港社會運動其中一個活躍份子,當時我正全力爭取香港的民主。我那時候是太平山學會的會長,亦是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秘書處成員。這個民促會連同很多香港民間團體,一起爭取過民主版的《基本法》。當時《基本法》的草案尚未通過,是1990年才通過。

當八九民運爆發時,全港學生都出來了。學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全部已經在新華社門口靜坐絕食;到5月19日,我們不能再忍受,覺得義無反顧一定要站出來,其後李鵬(時任國務院總理)宣布戒嚴。到了5月20日,那天剛好有八號風球,民促會則肩負召集那天集會的責任。我們本身打算取消,但後來決定不要取消,繼續出來吧,就算只有100人也好,但怎料有5萬人參與。

於是我們就召集翌日的「521」集會,結果有100萬人參與;再之後舉行「民主歌聲獻中華」籌款活動,我們籌到2,000萬元,接着第二天的遊行有150萬人……

外間爭論是否「中國有民主,香港才會有民主」其實結論如何不重要,重要是大家都覺得彼此血肉相連、互相支持,這點才重要。
何俊仁

那個時候,我們每天都開會,不分晝夜,經常上街,亦參與很多集會。當時氣氛很緊張,一時說38軍入城,接着說學生綁住了軍人,一時又說27軍來,當時是以內戰來形容,我們叫大家「千萬不要開槍,要和平解決問題」。

當年的晚上集會,動輒以20萬、30萬人來算,逼爆維多利亞公園。那時候熱烈的程度,如果你在街上拿了一面旗子出來,隨時有幾萬人跟着你。那是一個這樣的年代。

在那個年代,我們不只是看電視,而是參與其中,成立支聯會,有些人「踩得更深」,乾脆跑到北京天安門,他們說:「現在站出來?不,我們直接上北京。」這之後就是救人、靜坐、反對鎮壓,再後期就是幫助他們(民運人士)逃離中國。這樣的年代,我們不會忘記。

有人說六四是香港民主運動的啟蒙,我覺得未必是這樣,因為香港的民主運動有自己的動力存在,皆因大家都希望,香港回歸後要有一個民主制度。

反而,整個支持八九民運的運動,使我們更加清楚,內地政治的發展局面與香港息息相關。外間爭論是否「中國有民主,香港才會有民主」,其實結論如何不重要,重要是大家都覺得彼此血肉相連,互相支持,這點才重要。

如果我們堅持了29年,你都看不出當中的希望,看不出要跟政權鬥長命,那我更看不到,消極主義會帶來什麼好處。
尹兆堅

尹:六四的時候我是20歲的高中學生。當時我們和一般中學生一樣,忙於應付公開試,那時亦沒有通識科,同學都着重學業多於社會議題,直到發生六四事件。雖然我們當時口中也經常提及內地的政治制度、專制極權,但那些都是很遙遠、搔不到癢處的討論,是學術上的討論。但六四事件一下子轟過來,非常震撼。何俊仁提及的幾場集會,我們都有參與,八號風球我和同學都相約一起遊行,那天的情景我今天還記得。

基本上,那幾個月我們都沒有上課。學校的老師在周會上說得哭起來,又會找同學分享,比起現在的氣氛簡直天淵之別。那時候我們上課都是在看報紙,留意形勢,然後老師會讓我們分享,可想而知當時社會是如何關注。我的家族之內,有長輩是工聯會幹事,經常幫勞工出頭,他們那時候經常和我們拗得面紅耳赤。所以,那個時候是很特別的,如果你說「佔中」期間有很多家庭發生衝突,我們那時候一樣經歷過。

對我們這代人來說,六四影響很大,我回想我當時的中學師兄、師弟,現在不少都投身於社會運動,或在民間團體佔一席位,不同社會領域都有。哪怕他們不是在政治世界之中,在某些時刻都會義無反顧走出來。我有點不同意何俊仁的說法。我認為,不少當年的骨幹,在公民社會運動中都佔據了重要位置,可以說,六四是香港民主的啟蒙。不是中英談判那種很「離身」的事情。

我們那代人現在還在(政治領域)的,單計我的大學同學,就有法律界選委潘熙、工黨麥德正、譚駿賢、蒙兆達,難以盡錄……比我再大一點的,譬如陶君行、蔡耀昌,依然是大家琅琅上口的名字。

所有運動都不應存在對沖關係,應是人和人之間互相交流衝擊令運動愈滾愈大,而非一個地盤,兩派人一起爭奪。
鄒幸彤

鄒:我對六四的印象是從上一輩聽來的,沒有切身參與過,主要的感受都是來自每年參與燭光晚會。我覺得對我們這一代來說,六四也是一種啟蒙,第一次去接觸何謂社會不公義,何謂社會運動,第一次看到原來人們可以為理想付上自己的生命。

那時候我還年幼,讀到絕食宣言覺得很感動,覺得世界上原來真的有這樣的事情。對於生活安逸的香港小孩子來說,六四是一種衝擊,影響我們長大之後的路向,以及怎樣看待社會。

我從小由長輩帶着參加六四晚會,所以從小就有這種薰陶,小時候沒有什麼主動性,但年復一年,那份感覺就會植入心底:見到沒有人去做,自己會想去做些什麼。我覺得這就是那個意義所在,讓你萌生「想做些什麼」的衝擊點。

問:有人覺得要求當權者平反六四不切實際,支聯會再爭取30年也不會成功,你們如何回應?

何:歷史上很多擁有權力的人,從人的本性來說,不會貿然將權力交出來,等於滿清時代亦有人提出修憲,談了很久,朝廷最終為了避免革命而妥協,但最終容許修憲的條件是「滿族人要千秋萬世享有特權」。那就沒有法子,最終逼出了革命。

將來亦會面對這種情況。當社會條件發展到全部人心背向,民意沸騰,政府很難再管治,加上有經濟問題、外來壓力,各方面有問題要解決的時候,她就不得不去思考(下放權力)。到時我相信有些人會比較清醒,因為歷史不止一次告訴我們,有些聰明人會站出來,以改革換取和平過渡,例如南非共和國前總統戴克拉克(FW de Klerk),就將權力放給民權領袖曼德拉。

南非共和國前總統戴克拉克(FW de Klerk)權力放給民權領袖曼德拉。(資料圖片/視覺中國)

鄒:平反六四有沒有希望,我覺得不是看當權者是否好人,而是看民間是否能凝聚到足夠的力量向當權者施壓。不論政權存在與否,六四也需要處理,真相仍要找出來,責任仍要追究。問題是我們能否凝聚這股力量,繼續追究。令我擔心的是,內地要求平反六四、追尋正義的聲音日益被打散,因為民間網絡被打得好厲害,唯一仍能凝聚力量的地方就只剩下香港。因此在這個運動上,香港真的是最後的希望。如果我們都放棄的話,這件事可能就真的會從此被淹沒,成為冤案,因此,我們香港人在這件事上更加有責任。

尹:我近年有些觀察,尤其過去幾年做(六四集會)糾察長的角色,留意到愈來愈多內地民眾參與,數字有顯著增加。他們的參加不會太高調,但明顯會好奇,樂意向大會索取單張。從他們的惶恐、既驚且喜的表情,很明顯,他們是一般民眾而非「觀察員」。我們舉辦集會的意義就在這裏。現在國內主要是在認知上出現脫節,但網絡長城終究可以被突破。可幸,香港是唯一可以持續29年來有數以十萬計人次參加悼念六四活動的地方。外界所說的「行禮如儀」,我並不同意。集會讓國內民眾有一個尋找真相的機會,而愈多國內民眾知道事件,平反的機會愈大,因此,我不希望那麼快就跳進「我不認為做這些東西有用」的說法。

如果我們堅持了29年,你都看不出當中的希望,看不出要跟政權鬥長命,看不出對當局來說是條刺,如果你都不認為這些是成就的話,那我更看不到消極主義會帶來什麼好處。抱着「我不參加晚會」這種想法不要緊,但你有什麼途徑發揮積極作用?對抗同一個政權,無論是上街遊行、民間宣傳,甚至是幫助國內民眾輸出革命,你有沒有做了什麼?愈是宣稱自己是「積極、勇武」的朋友,愈應該想想這點。我無意戲謔他們「無料到」,但大家都面對着同一個困局。我們工作的難度,難道支聯會自己會不明白?那種無力感大家都要面對,但我們選擇堅持,選擇透過「以戰養戰」聚集民氣,靜候時機。

我們不覺得用焦土、消極抵抗、鴕鳥政策會帶來轉變。我希望在這些位置上,我們能重新接軌,重新討論,哪怕你不認同我們某些表達的手法、形式或者論述,我們都可以討論、互動,總有些事情我們可以一起做。

鄒幸彤說:「平反六四有沒有希望,我覺得不是看當權者是否好人,而是看民間是否能凝聚到足夠的力量向當權者施壓。」(資料圖片/黃永俊攝)

問:本土議題是第三代無可避免接觸到的議題。有人認為,「本土」是與六四對沖,即本土愈膨脹,六四就會愈被擠壓,你覺得六四還能如何發展?

何:我早前聽到頗本土的陳景輝這樣說:最大的本土運動,就是六四。他質疑香港爭取平反六四的運動,不可能和本土切割,因為事情就是在香港「爆發」出來。六四已成為香港歷史中不能磨滅的一部分,許多香港人的內心感情世界都由六四構成,六四怎可能和本土對沖?當然,年輕人的心態是挺複雜的,他們在反對整個建制,以及面對社會不公,那些情緒都是混雜攙和的,需要我們立體地、深入地了解。反而移民外國、加拿大的那些人不會那麼反感,甚至會支持我們(支聯會)。我想,香港年輕人那種受壓感和無力感,只能以這樣的方式(反對支聯會)表達出來。

鄒:首先我覺得肯定不是對沖。這幾年本土勢力在減弱,但並沒有看到他們轉來支持支聯會,支持平反六四,所以我覺得,(六四集會聲勢減弱)更像是整個社會瀰漫無力感,多於和本土派對沖。現時整個社會參與社運的氛圍不濃烈,與大家覺得「做咩都冇用」的想法太盛行有關。其實,所有運動都不應存在對沖關係,應是人和人之間互相交流衝擊,令運動愈滾愈大,而非一個地盤兩派人一起爭奪。

尹:我沒有像阿彤看得那麼「大度」,我覺得是有點對沖的。在香港自稱「本土派」的人,會視與自己不同的人為「非本土派」,我當然希望我們之間沒有衝突,因為從我的角度,我們和本土派無論在本質上還是策略上,都沒有分別,但他不是這樣想啊。他不是這樣想,自然也就不會出席集會,結果就形成對沖了。但我看不到這是永遠的悲觀,第一,形勢改變了,從唯物史觀的角度,凡事都會經歷正反合,本土派在幾年間由零去到100,再跌到現在30、20,我覺得他們正經歷這個過程。任何這些正反合,都需要「合」,任何的不同政見,哪怕是最敵對的政見,要緩和衝突就要對話。我沒有靈丹妙藥,唯獨知道,凡事都要先有對話,有對話才能走下一步。

尹兆堅認為,在香港自稱「本土派」的人,會視與自己不同的人為「非本土派」,但其實兩者沒有衝突。(資料圖片/江智騫攝)

問:明年是六四30周年,你們希望見到什麼樣的狀況?

尹:希望不同的民間力量可以對話,壯大戰線。

何:我相信到時全世界都會有集會、反思會和研討會,也相信明年集會人數會創新高,但在預測明年情況前,先做好今年吧。

鄒:希望見到逼爆維園。

上文節錄自第114期《香港01》周報(2018年6月4日)《支聯會步向而立 三代人談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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