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金會】特朗普金正恩是敵是友? 美朝世紀峰會現和平契機

撰文:唐宇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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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金正恩將會努力做一些之前甚少做過的事,為他的國家創造和平與繁榮。期待與他會晤,我有預感這次僅有的機會不會白白浪費。」美國總統特朗普出席本周二(12日)上演的美朝峰會前,在Twitter發出這則帖文,他對峰會的期望和興奮,溢於言表。美朝過去數十年長期敵對,去年更差點開戰,在特朗普早前答應坐下來談後,還一度發生取消「特金會」鬧劇,凡此種種均證明這場峰會是在歷經險阻後才成事的,因此值得雙方好好把握。

整體而言,朝鮮半島局勢由緊張走向緩和、由開戰邊緣走向對話:金正恩去年多次進行核導試驗,與特朗普隔空互罵,平壤的「邊緣政策」既是導致美朝雙方劍拔弩張的導火索,也是如今談判得以成真的一大前提。

一般相信,平壤執意發展核武,旨在獲得維護國家以及政權安全的手段,從而應對外部威脅,兼且增加在未來談判的籌碼。令人感到詫異的是,今年開始,金正恩卻向國際社會伸出友誼之手,先後派員參加平昌冬奧、在3月底和5月初兩度訪華,其間還在4月底首度踏足韓國並與總統文在寅舉行歷史性會晤,如今還與特朗普上演史無前例、注定被後世史家濃墨重筆書寫的美朝峰會。

金正恩早在周日(10日)下午約3時抵達樟宜機場,他隨後會見東道主、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路透社)

金正恩由挑釁轉為施展「微笑外交」,向外頻頻示好,一來源於聯合國安理會去年通過的制裁對朝鮮經濟民生帶來很大衝擊,導致他不得不向國際社會示好,從而擺脫前所未有的困境,二來也是因為朝鮮已邁進全新發展階段。

「特金」各有會晤動機

所謂全新發展階段,是指朝鮮自去年9月和11月先後成功進行核試(普遍被視為已達到氫彈水平)以及洲際彈導彈試驗之後,完成了「核武大業」,國家發展重心隨即出現變化。乃至到今年4月底勞動黨第七屆三中全會所宣示,有關停止核試,把政策重點轉向經濟發展、「為營造有利於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國際環境」、「積極同周邊國家和國際社會密切聯繫和進行對話」的重大決定——為了聚精會神推動經改,穩定的外部環境是不可或缺的,而與特朗普進行雙邊談判,為未來最終解決朝鮮半島問題鋪路,正是構建這個外部環境的重要一環。

當然,金正恩想談,特朗普的配合必不可少。特朗普雖然堅持向平壤施加「最大壓力」,甚至一度說出要「徹底摧毀朝鮮」的狠話,但畢竟也有踏實一面:首先,韓戰後遺症是美國政治其中一個老問題,由艾森豪威爾至奧巴馬,歷任總統皆無法徹底解決,倘若特朗普能取得進展甚至突破,必然名留青史。

金正恩去年大力發展的核武和導彈,成為現時同美國談判的籌碼。(視覺中國)

其次,從赤裸裸的政治利益計算,推動半島問題和平解決是一項重大外交成績,有利共和黨年底國會中期選舉和特朗普2020年競逐連任總統。

正是基於上述原因,當韓國特使團3月初出訪美國,向特朗普轉達金正恩有意舉行峰會時,特朗普立即答應。值得一提的是,他不只在口頭上同意會晤,還有具體措施配合,包括派遣被視為「鷹派」的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訪朝,為美朝峰會作準備。對於早一步舉行的韓朝峰會,特朗普也是樂見其成。

十分明顯,美朝皆有談判動機,但在具體籌備工作上,卻遇到不少阻礙。踏入5月,朝鮮突然強硬起來,否認舉行峰會與美國「最大壓力」政策奏效有關;16日,朝鮮突然以美韓軍演違反《板門店宣言》為由,單方面取消在板門店舉行的朝韓高級別會談;其後當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和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John Bolton)發表有關「利比亞棄核模式」的言論時,朝鮮亦不再聽而不聞,而是有副外相崔英姬以「若美國繼續肆意妄為,不排除以核相見」等狠話回應,絲毫沒有示弱。

特朗普早前派國務卿蓬佩奧訪問朝鮮,為美朝峰會作準備。(美聯社)

首次首腦會晤 歷史意義不容置疑

正因美朝兩國分歧很大,不少人在峰會之前已大潑冷水,貶低會晤的價值。然而,必須指出,今次是經歷長期敵對後,首次有在任美國總統與朝鮮最高領導人會晤,歷史意義毋庸置疑。藉着面對面談判,雙方可更有效掌握對方的想法,建立信任,從而探索達成共識的可能性。退一萬步,即使特朗普和金正恩無法在峰會上達成任何協議,坐下來談畢竟比劍拔弩張好。

從具體層面來說,相比其他層級的接觸,最高領導人面對面磋商更易達成妥協。在1994年和2010年,卸任總統多年的卡特曾兩度訪朝,協助美朝雙方商討核協議和拯救被指非法入境的美國人;克林頓亦曾在卸任後的2009年訪問平壤,並與時任最高領導人金正日會晤。不過,兩位沒有官職在身的美國前總統最多只能扮演傳話人角色,無法在關鍵議題上作出決策,這正是今次「特金會」較以往任何級別的美朝接觸更為重要的原因。

特朗普的取態影響今次「特金會」的成果。(路透社)

峰會能否有成果 特朗普取態最關鍵

參考歷史案例,對於長期不相往來的雙方,首腦會晤意味着雙邊關係開啟新局面。以中美關係為例,兩國經歷兩年多秘密準備,包括較低層級的接觸後,終於促成時任美國總統尼克遜在1972年訪華,雙方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聯合公報》,達成中美關係走向正常化符合所有國家的利益的共識,而這亦與後來另外兩份聯合公報一道,成為兩國發展關係的政治基礎。

如果執着於意識形態歧異,拒絕化敵為友,到頭來可能得不償失。例如在1959年,古巴領導人卡斯特羅在革命成功後訪問華盛頓,遭時任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拒見。假如後者在卡斯特羅執政初期,採取更務實的對古政策,美古關係是否會像後來那麼差?

過往數十年,美朝雖多度交流,但總是無疾而終,如今卻迎來舉世矚目、最高層級的「特金會」,這顯然是特朗普和金正恩由強硬轉向務實的成果。如此大好形勢實在得來不易,究竟朝鮮能否藉着美朝峰會這個契機,逐步發展成特朗普口中「擁有強大經濟和金融的國家」,抑或是在兩國互不信任這個歷史因素的妨礙下,令半島重返敵對原點,端視兩人,尤其是特朗普一念之間。

上文節錄自第115期《香港01》周報(2018年6月11日)《做朋友抑或做敵人? 美朝峰會的和平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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