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規三部曲】走出城中村才是深圳人? 城市不能只有高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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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與深圳緊緊捆綁在一起。「沒有城中村就沒有深圳」,在主流敘事中,深圳往往被視為改革開放的產物,但深圳的另一面,是百萬移民通過落腳城中村為城市發展帶來的活力。

雖然在這個移民城市的發展史敘述中,城中村逐漸被視為城市發展的另一種可能,但在深圳短短的成長過程中,大量城中村已經被拆除,市區更是寥寥無幾。當我們談論城中村時,不可忽略深圳的歷史源自於此,深圳的發展依托於此,那麼深圳的未來,又能否給保留城中村一個可能性呢?

攝影:余俊亮

(此為「深圳城中村」 全文第三篇)

深南大道的一側是城中村白石洲,另一側是世界之窗。(余俊亮攝)

>> 深圳城中村全文

第一篇:【城規三部曲】深圳另一面 城中村打破城市單一價值

第二篇:【城規三部曲】從推倒重建到綜合整治 資本進城中村是隱性驅逐?

香港大學建築系教授杜鵑憶起2005年在深圳,與許多專家和規劃師談論深圳時,內容全是小漁村如何變為華麗城市,作為旅客,視線中全是深南大道、世界之窗、錦繡中華……唯獨沒有城中村。在該年的第一屆雙年展,她提出將城中村作為獨立主題受阻,「當時是規劃局協助、深圳市主辦,觀念是城中村是不好的,要消除掉,經過一番博弈才放為一個主題。」同年,深圳針對城中村,進行城市美化,100多萬人受影響。

「對我來說,研究城中村,就是研究深圳;研究深圳,就是研究當代城市。」杜鵑坦言,想不到在全球化、現代化、經濟高速發展的當下,深圳能有兩個不同面貌,既有普遍意識中的新城樣子,又有在全世界其他地方想像不出的一面。「但在後來的研究裏,我也發現了這不是兩個城市,而是一個城市的兩面,是互相鞏固的,又互相排斥的。」杜鵑續指,「如果你沒有經濟特區,沒有深圳,村也不可能成為所謂的城中村,人也不會來,它是鞏固的。它排斥,是因為在這麼一個規劃的城市裏,怎麼可以有這麼多違建和無可控制的發展,所以它某種程度是在互相排斥。」而這個互動過程,正是體現了城中村伴隨着深圳的成長。

早期規劃 城中村「開天窗」

然而在深圳的早期規劃中,城中村在圖紙上卻屬於「開天窗」的部分。深圳在1999年開始採用法定圖則進行城市規劃,城市規劃師黃偉文曾在政府任職,他指出,早期政府覺得城中村是個難題,先放一放,制定法定圖則時採取開天窗方式,留給以後專門做規劃。「規劃專業是這麼迴避(城中村),政府也就迴避。」黃偉文說。

城市規劃師黃偉文指出,政府早期做城市規劃時,忽略了複雜的城中村部分。(余俊亮攝)

城中村最為人驚嘆的原因之一,是其自發生長的能力,極高的空間利用率。這種自發性,也與政府迴避城中村議題有關。原本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私人建房需要到規劃部門辦理手續,「但政府逐漸把窗口關了,說私人建房我們不受理。你迴避,那他就自己建了。」黃偉文認為,自發現象與深圳政府面對複雜的私人發展利益,缺乏規劃治理經驗有關,「他們就是想,新的住宅政策就是給村民新的宅基地,然後再給村集體一個預留發展的空間。」

「城市規劃沒想到的是,一個城市對不同階層的居住需求基本是空白的。他們所想像的居民是模糊的、一樣的 。」黃偉文指出,在以前的土地分類中,一類是住宅用地,低密度,可能只有富人可以居住;另一類是高層商品房,中高收入的人才能接受。這些年來,伴隨着商品房價格節節飆升,社會開始對住房價格有焦慮和反思,尤其在「十二五」規劃(2011-2015年,《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之後,認為政府應該有責任建保障房。「這個時候你再用社會住宅、公共住宅、可支付住宅這樣的眼光來看城中村的話,事實上它就起到了這個作用。」

城市規劃沒想到的是,一個城市對不同階層的居住需求基本是空白的。他們所想像的居民是模糊的、一樣的 。
城市規劃師黃偉文

「這些年深圳、包括中國在大數據研究上好像是突飛猛進,但能把這些數據整合用在地圖上,反映不同階層的居住空間分布好像沒有,局部技術的應用好像有展開,但城市規劃系統的改進比較慢。」黃偉文續指,儘管有居住用地的分類和對人口的估算,但目前仍未能從法定圖則或最正規的總體規劃中,看到對保障房或不同收入階層的居住空間和土地供應的表達,不會要求細分居住用地裏有哪些供應給中低收入階層,或是計算中低收入階層在整個人口中佔比多少。「這是一個過程,我覺得未來的城市規劃需要考慮。」

「我相信大家應該知道,在深圳這個城市,提供低收入人群的住宅是多麼重要。當這個城市不再包容低收入人群和新的外來者,城市的經濟活力一定是往下走。這個問題不光是社會性的,還是經濟性的。」杜鵑指出,若深圳要保持經濟活力,必須意識城中村能為許多人提供居住條件,以及社交關係、商店、學校等城市基礎設施,而這本是政府應該提供的。

深圳官方對城中村態度的轉變,與習近平提出「房住不炒」有關。(余俊亮攝)

2017年北京清除低端人口事件,曾引起廣泛關注,一時間大城市如何接納低收入人口問題都變得敏感起來。在深圳居住23年的美國人類學家馬立安(Mary Ann O’Donnell)熟悉深圳歷史,她在「製造深圳」到「文創深圳」的經濟轉型過程中,看到相似路徑,「北京低端人口事件,純粹是用政治清理人口,但深圳是用改造和升級,不是在拆遷,是在『升級』,也是在做類似的工作。」馬立安說。她的博士論文是關於深圳在改革開放後城市化過程中的文化變遷。這位「深圳學家」,就連改革開放博物館都找她做翻譯。如今查閱城中村的議題,經常在大陸媒體看到她的身影。2013年,馬立安與另外四名藝術家發起社區公共藝術項目「握手302」,12.5平方米的工作室在白石洲上白石村。面對不斷拆遷的城中村和居民不斷尋找下一個落腳點的現象,「握手302」試圖用一系列扎根白石洲的藝術作品,回應農村與城市、新生和消逝之間的複雜博弈。

2017年北京清除低端人口事件,曾引起廣泛關注,大城市如何接納低收入人口問題都變得敏感。(資料圖片/多維新聞網)

城中村的意義是讓人們有另一個選擇

深圳官方態度和主流聲音對城中村從批評的態度,逐漸轉變為肯定它的重要性。馬立安指出,對城中村的定義發生變化有幾個原因:第一,我們真正開始意識到年輕人沒地方住了;第二,開始關注深圳的歷史,意識到深圳很多歷史扎根在城中村;第三,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來到深圳的人,懷念以前住過的新村,而原本的深圳就是一個巨大的村。

馬立安對深圳的觀察視角,始終着眼於對人的關懷。她認為,八十年代移民過來的人,回顧時能發現他們實現了夢想,但現在用他們的經驗概括剛來的人,會有錯位。「現在年輕人把工資花在公共交通上,花在特別小、不一定舒適的空間,然後我們叫這個『追夢想』或『實現夢想』的路,但這個定義其實是20年後回顧才能做的,而不是現實。」馬立安說,「實現夢想是回顧做的事,不是當下的現實。當下的現實是你能接受多少剝削,或者是你的條件能讓你抵抗多少。」

這個錯位,與深圳對自我定位的轉型息息相關。2004年至2006年是深圳重要的轉折點,2005年,深圳開始進行國家的文化產業政策;2006年,進行掃黃行動、推廣「來了就是深圳人」的口號。而在2009年,崗廈村開始拆遷,2011年拆完後,這個新的城市的形狀就漸漸形成了。崗廈村是第一個本地人以拆遷發家致富的案例,拆遷後全由商業業態取代。

美國人類學家馬立安對深圳的觀察視角,始終着眼於對人的關懷。(余俊亮攝)

約十年前,深圳逐漸將紡織、電子和玩具等製造業擠出關內,之後再搬至鄰近城市。例如沙河東部的工廠,以前用作倉庫或互聯網經濟鏈條的中轉站,2016年被拆除,留下的廠房成為餐廳、工作室和小啤酒廠。「以前是製造深圳,現在是文創深圳,線索是當時的勞動力和自我剝削的人,當時外來工是來打工的,現在是來做設計、建築、遊戲等,但一樣是單身,一樣是要賣青春。」馬立安指出。來了就是深圳人,一度成為這個移民城市最友好的口號。但來了就可以成為深圳人嗎?在馬立安看來,並不是來到深圳就能成為深圳人,而是從城中村走出來才是深圳人。「深圳要的人群資格不一樣,但要的功能是一樣。而單身勞動力,在深圳是沒法扎根的。我覺得現在深圳都在犧牲30來歲的要成家的這批人。二、三線城市的年輕人,你可以來深圳做幾年積累體驗,但如果你要成家,你家在哪?」

深圳要的人群資格不一樣,但要的功能是一樣。而單身勞動力,在深圳是沒法扎根的。我覺得現在深圳都在犧牲30來歲的要成家的這批人。二、三線城市的年輕人,你可以來深圳做幾年積累體驗,但如果你要成家,你家在哪?
居於深圳23年的美國人類學家馬立安

「如果城市的發展重點是在勞動力,而不是在做一個社會,你可能做得沒錯。但一個社會是由不同階層組成的,不可能只有高端人才,你都看過北京和上海在努力趕走低端人口,但它做不到。因為你不可能有一個不平等積累的體制,而不產生更多的窮人,窮是一個相對的概念。」而這個相對的概念,就體現在能否擁有「主動權利」上,譬如能否隨便搬遷,能否容易找到一份工作。「我們能在深圳看到文化創意,但真的不多,而不多的原因,是大多數的年輕人在自我剝削,大多數人要買房成家,他寧願加班。」一半的人生都給了深圳,對深圳有歸屬感嗎?馬立安坦言,深圳很難扎根感情,「我來的時候住在南山老街,那邊的一個村全拆光了,我在那邊住了三、四年。東門、蔡屋圍、崗廈拆了,白石洲也要拆了。能讓我有一個生活的地方,也不見了。」

建築師出身的段鵬,面對城中村,覺得相比於建築,更有趣的是人。「人才是空間的靈魂,才是城市的靈魂。」段鵬說,若城中村消失了,白領還可以移動,但最弱勢、沒有戶籍和文憑的人,離開城中村基本上就無法生活了。在段鵬看來,城中村是設計不出來的,因其自然形成和生長,不僅有自我提升的機制,也彌補了廉租房的空缺,承擔了政府的社會責任,「城中村存在的意義就是,我們有另一個選擇,有另外一條路可以走,有選擇的自由。你可以去拼搏奮鬥,進入商品房小區,成為有房一族,當房奴;如果有穩定的預期,也可以在城中村租房。一旦城中村消失的話,你就只能進入權力和資本的體系當中。」

上文節錄自第126期《香港01》周報(2018年8月27日)《規劃白紙上構建奇蹟 深圳能 香港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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