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規三部曲】香港可參考深圳多中心 再造一個中央商業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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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說過,深圳最初的發展是依賴香港,深圳最先發展起來的羅湖,其位置是深圳最接近香港的一帶。但自九十年代起,深圳開始發展另一個中心區福田,再到南山、前海一帶,逐步建立除加工產業以外的其他新產業。這對香港是一記當頭棒喝——香港長期以來依賴金融、服務業的現象,到底是不是到了要改變的時候?抑或我們應該要問,當香港發展一個新的CBD(中央商業區,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是不是簡單地複製中環?

香港的中心區迄今仍局限在港島的金鐘丶中環一帶。(資料圖片/梁鵬威攝)

建新CBD不應只複製中環

細看新加坡、上海和深圳的城市規劃,便會發現三地不約而同都朝着多中心的方向發展。關於香港未來數十年發展規劃的《香港2030+》也提到在九龍東及東大嶼創建本港第二及第三個商業核心區,對於這兩個選址能否解決香港積重的城市病,社會上異議不少。

香港社會對填海向來爭議聲不斷,包括今年初公佈的東涌新市鎮填海計劃。(資料圖片/張浩維攝)

香港的新市鎮和市中心是1(直接)去了3,缺了個2。港府一直沒有做2,現在做1,也不停做3。香港應該培育新的就業商業中心,不應只限於中環。
深圳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前院長王富海

深圳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前院長王富海提起香港的城市規劃,便道了句:「香港的新市鎮和市中心是1(直接)去了3,缺了個2。港府一直沒有做2,現在做1,也不停做3。香港應該培育新的就業商業中心,不應只限於中環。」在香港,也有規劃師曾提出過類似質疑,吳永輝早於2008年3月發表《重構城市佈局——研究報告》的副都市中心方案,提倡把高鐵總站放在新界中部,以推動副都市中心。今天再問他當初這個想像從何而來,他說是基於香港日後長遠發展:一為經濟,二為應對日後人口老化。

吳永輝早於2008年便提出發展副都心計劃,在他眼中,是對香港未來的投資。(鄧倩盈攝)

「香港(生活)成本超高是國際共識——樓貴,人工貴,地方卻小;另外,人口嚴重老化,香港失敗在於我們沒有準備如何迎接人口老化,更失敗的是我們新一代不願生育,那麼對未來的社會投資是很嚴重的負荷。」

成本高會削弱香港的競爭力,相信不難理解,那麼人口老化又如何與發展新CBD扯上關係?吳永輝解釋,人口老化會令政府公共開支負荷進一步加劇,那麼政府必須維持經濟增長,不能單靠賣地作最大收入來源,而是要投資開拓新產業,發展新CBD便是其中一步。

目前的CBD到底出現什麼問題?難道不能在既有的地區擴張,而需要另外開拓新的空間嗎?「實際上(維港兩岸)可發展的空間已沒有,那邊是老城區,道路也是窄的,每個人都湧來上班,造成交通問題。要解決,必須在這些地區以外製造就業機會。但《2030+》中提出的東九龍一帶礙於空間,範圍不夠大,因是舊市區重新發展出來的地區,道路相對地窄,其實不是好的選址。」

土地大辯論失焦 不提規劃

從規劃談到即將步入尾聲的「土地大辯論」,吳永輝提醒,社會在辯論中爭議高爾夫球場的去留、是否填海、郊野公園邊陲的發展空間、公私營合作的可能性,重點都是如何覓地,但對土地整體如何規劃發展卻絕口不提。

土地大辯論快將進入尾聲,大眾的焦點在於十八個覓地選項而非土地規劃。(資料圖片/林若勤攝)

《香港2030+》估算,香港長遠土地需求達4,800公頃,撇除已落實用地,仍缺少1,200公頃。土地大辯論的目的是找到填補這1,200公頃短缺土地的方案。吳永輝指出,當中包括約300公頃經濟用地及700公頃政府、機構或社區設施及休憩用地,房屋用地估計短缺230公頃,「1,200公頃中只有200多公頃用來建屋,但沒有太多香港人有留意……」他說,土地供應要規劃先行,不然一切有關土地供應的討論是轉移了焦點。「就像發展元朗洪水橋一帶,如果沒有好的交通規劃,再在那邊建屋,屯門公路一帶只會(更加擠塞)……香港最塞的一條是屯門公路、一條是龍翔道。」他頓了頓說,「土地大辯論若不提規劃,不提類似的基本問題,不提解決方法,只講找什麼什麼地,是很有問題的。」

土地大辯論若不提規劃,不提(對交通擠塞及新市鎮發展)解決方法,只講找什麼什麼地,是很有問題的。
規劃師吳永輝

最後,他提起了早前到深圳開會時,聽到深圳官員正在討論未來規劃,「深圳現正做2050規劃,是一個概念規劃,而香港呢?是空白的。你要與人競爭,至少你要知道自己要去做什麼。」空白的規劃,一有比較之下,便顯得有所欠缺。我們要向政府追問的,除了是對日後香港發展的問號,還有政府對以後的香港到底有什麼想像與願景。

港深合作往何處去?

在深圳的全方位擴展藍圖裏,香港也有角色。前海中心包含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這裏被定位為支持香港的內地後方基地。在深圳市政府的規劃文件中,不難看出前海是香港與深圳「合作」的重地,粵港澳大灣區的提出,為這裏帶來新的任務。

不能否認,香港與深圳的關係既親密又疏遠——親密,是距離近在眼前,疏遠,乃兩地在政治上實行不同體制,在經濟上也互相競爭。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常年研究深圳的產業政策,也關注港深之間的合作關係。在他看來,城市之間因爭奪人才、企業落戶而有競爭是正常的事,這是良性的競爭,因為城市自身不論在政策還是建設上都必須進步,才能提升國際地位,吸引更多外來人才和國際企業。

至於「爭龍頭」這類則屬於惡性競爭,郭萬達曾撰文指,廣州、深圳和香港均有爭奪大灣區「龍頭」的念頭,但此舉會損害大灣區規劃。「大家可以做大灣區的核心城市,本來合作便是多中心,可各自發揮優勢。非要說你跟着我,我跟着你,這沒必要啊,是要相互之間的補充。」

深圳及鄰近城市的合作便是一例。郭萬達舉例指,早前做研究時發現,深圳產業關聯與東莞最為緊密,除了因距離近之外,兩地企業及人員亦往來頻繁,恰恰通過這樣的關係形成完整的產業鏈,「但我們也不會說深圳是龍頭。」

郭萬達表示,香港在面對土地資源不足的情況下,大灣區是其中一個解決的方法。(余俊亮攝)

然而,目前香港社會對於大灣區規劃的討論點不在香港是否「龍頭」,而是對香港成為大灣區規劃一部分的畏懼。郭萬達認為,香港人要想的應該是如何去解決正面臨的既有發展阻礙,特別是土地資源不足的問題。「香港支柱是金融及物流業。金融業是少數人賺很多錢的行業,但物流卻是很多人賺很少錢的……缺少了中間一群人及行業。如果你修讀engineering(工程),在香港不然你就改行,不然你就學其他東西。你便發揮不了自己所學的。」郭萬達解釋,發展新產業需要有空間和市場,香港與其他城市合作恰恰可以解決這個問題,故此,與其說是大灣區規劃,倒不如說是有利香港自身的發展。

上文節錄自第126期《香港01》周報(2018年8月27日)《規劃白紙上構建奇蹟 深圳能 香港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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