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林鄭回歸施政公義 周永新:必須站在有住屋需要的市民那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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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唯一要勸告他(黃遠輝)的是……」——土地大辯論曲終人未散,有聲音擔心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黃遠輝或會變成「翻版周永新」,連周永新也寄語,「希望他有心理準備,以我當時的經驗,事後很多官員都怕了和我接觸。」

儘管如此,拋開與特首林鄭月娥的「恩恩怨怨」,周永新仍冀她在開發土地時回歸施政公義,保障市民的基本居住權,真真正正與普羅大眾同行。

周永新冀林鄭月娥實踐施政公義。(鄧倩螢攝)

「她(林鄭月娥)選完特首之後,就沒再找過我了。其實我都預咗。」年逾70的香港「社福界教父」、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呷了口茶,聳了聳肩。湊巧的是,他身穿「被林鄭同行」時的同款外套。

時光倒流至去年特首選舉倒數第三天,候選人林鄭月娥在競選專頁發布「周永新教授和林太與香港人同行」短片,引起社福界嘩然——自1980年代起出任各項公職、於2013年受政府委託研究全民退保的周永新,兩年後發表與政府意見相違的免經濟審查方案,結果屢遭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狠批,相識逾20年的兩人自此不相往來,周更遭政府冷待。

正當外界以為周永新在選戰關鍵時刻「轉軚」撐林鄭時,他向傳媒澄清指,林鄭透過中間人邀請他一起去深水埗探訪貧困長者,他認為可藉此表達社福意見便答應了,會面期間也知悉有人拍攝,但他強調「我不支持她……成件事我係被動……佢話我同佢『同行』,呢啲字眼係佢講。」

去年特首選舉期間,林鄭競選辦曾發布影片,指周永新與林太同行;及後周永新澄清自己的被動的。

寄語黃遠輝 勿揣摩政府目的

一如周永新所料,事後他再次被「用完即棄」。難怪在土地大辯論諮詢期間,不少人擔心黃遠輝或步周永新後塵,即當小組意見不合當局心水時,就會被棄如敝屣。對此,「過來人」周永新看得淡然,只奉勸黃遠輝無論如何都要誠實反映市民意見,「千萬不要遷就、揣摩、評估政府想要或者不想要什麼結果。」

然而,經歷一次次與林鄭交手的希望與失望循環,周永新卻始終相信林太是有心人,惟現階段仍未展現出其施政決心。他曾言對梁振英政府「死心」,卻在林鄭月娥上任前夕,出版《創建公平和關愛社會——香港民生政策的得與失》一書,描繪對民生政策的憧憬,期望新政府可以創建他所嚮往的社會。

要在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中,追求《禮記》中《禮運大同篇》形容的「大同世界」,渴望着「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人人互助友愛、家家安居樂業……這說來似乎有點癡人說夢,但周永新從不曾放棄。他早在1994年出版《社會工作學新論》時,就以《禮運大同篇》為封面,當時更用毛筆書寫該篇章,貼在正對辦公桌的牆上,一貼就貼了20多年,一抬頭準能看見——「......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周永新冀黃遠輝誠實反映市民意見,「千萬不要遷就、揣摩、評估政府想要或者不想要什麼結果。」(資料圖片)

港人功利 鮮見集體爭權益

「在大同社會裏,人民看重『大家』的事,但現在大家只顧着自己的利益。」周永新說,香港從殖民時期開始,從未達致或接近他所嚮往的「大同」,因為信奉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家認為,只有當每個人都尋求自己最大利益時,社會才會繁榮昌盛,「儘管今天的資本主義已經變了樣,當大家看不到前景的時候,自保心態尤其強烈、只注重短期利益。譬如1960、1970年代,所謂的『獅子山精神』,其實是為『家庭』而非為『社會』拼搏,再如1980、1990年代,朋友相聚,第一句話就是,『喂,搞掂未呀?儲夠錢未呀?去邊度移民呀?』」

中大學者關信基及劉兆佳,曾於1980年代末版《香港華人之氣質》(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形容當時以移民為主體的香港人,有着一種「功利家庭主義(Utilitarianistic Familism)」,鮮少透過公民組織或集體行動向政府爭取權益。

「香港人如是,殖民官員如是,很功利短視的!可是,大家都只爭自己利益,社會就會大亂。」周永新提起《孟子》中《孟子見梁惠王》的經典對話——惠王問:「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您不辭勞苦遠從千里之外來,是否有什麼辦法使我國得利呢?)」孟子答:「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大王為什麼一定要談利呢?我知道的只是仁義而已......長上屬下互相爭奪利益,國家便危險了。)」

周永新辦公室的牆上,貼著他親筆書寫的《禮運大同篇》。(鄧倩螢攝)

管治僵化 難回應時代變化

當社會亂了,官員就是時候做嘢了。「很多政策都不是透過長遠規劃而來,不是政府真的很有vision、想要打造怎樣的城市,而是社會亂到不可管治,政府不得不處理。」周永新慨嘆,麥理浩年代的「反貪污運動」及「十年建屋計劃」如是,衛奕信時代的「玫瑰園計劃」亦如是,「回歸以後,有什麼民生政策是值得讓我們驕傲的?是政府為改善市民生活而有所作為的?」

「世界變了,時代變了,但政府那種不思進取的管治思維,卻從未改變。」周永新指了指書櫃上一幅國父孫文的書法複製品——「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他說,政府的政策不可能一成不變,一定要以民心為依歸、要順應時代潮流;他又問,林鄭能否擺脫這樣的不思進取思維呢?她經常掛在嘴邊的「同行」,到底是和什麼人「同行」?是中聯辦還是地產商?

林鄭月娥候任特首期間,接受其母校港大社會科學院前院長卜約翰(John Burns)的訪問時,提到1970年代就學時期不時參加社會運動,例如改善油麻地避風塘艇戶的惡劣居住環境、支持已故前立法局議員杜葉錫恩為小販爭取權益的工作;她又自言有「非常強的正義感,想建立一個更公正的社會。」

周永新認為,林鄭月娥並沒有放棄偏重社會福利的觀念,只是還沒改變政務官的執政思維。(鄧倩螢攝)

然而,對於今時今日貴為一區之首的林鄭月娥而言,她所嚮往建立的「更公正的社會」,似乎走了形,變了樣,愈來愈無公義可言。以土地房屋問題為例,她對30萬輪候公屋家庭視而不見、對連升28個月的樓價指數置之不理、讓瓜分土地利益的商界予取予攜、對主導土地發展的權貴束手無策!

「她不是放棄了以前着重基層福利的觀念,而是還沒改變政務官的執政思維,認定以往的做法『行之有效』、公屋只提供給最不能夠自己解決房屋問題的人、要以置業主導房屋政策、要和商界保持partnership的關係。」在周永新看來,林鄭並非不能為,而是未有意識要作為,「畢竟那些思維很難打破,導致『土地發展』成了一個很大的緊箍咒,緊緊地箍着林鄭。」

在神話小說《西遊記》中,的確「無什麼鬆箍兒咒」,但在現實生活中,這個林鄭月娥作繭自縛的土地緊箍咒,卻是「解鈴還須繫鈴人」。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鍾劍華去年曾撰《施政公義,社會公義,與香港政府的施政困局》一文,指出現實處境的種種不公,更容易令市民警覺是政治制度不公,不時會就分配過程的公允提出質疑,繼而導致政府施政舉步維艱。

周永新指,政府必須站在有住屋需要的市民那一邊。(資料圖片)

超越固我 消弭社會矛盾

換言之,政府在追尋社會發展的同時,絕對也不能脫離公義和慈惠。正如自由經濟理論鼻祖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不但在《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提出政府應順應「無形之手」,還在《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闡述了正義、仁愛、克己及互濟等社會道德規範。

「行公義」也是周永新給林鄭月娥開發土地時的解難良方,即要放下己見和私利,做到公平和合理。

他早年曾在《信報》專欄撰寫《珍惜社會公義》一文,談到「社會公義」可以平衡人與人的矛盾、解決群體的衝突,以確保社會穩定;他又指出,「社會公義」所要考慮的,並非個人利益,也非單獨一方喜好,而是由整體角度出發,有時需要妥協,有時需要額外伸援,使社會不至於「上下交征利」。

正如哲學家羅爾斯(John Rowls)所言,人生來不平等,有聰明、有愚笨、有漂亮、有醜陋,我們無法改變這些事實,但可以改變人們怎樣對待這些事實——是錦上添花、火上澆油、還是對苦難者伸出援手?周永新說,所謂「一視同仁」的準則絕不足夠,因為有些人需要額外幫助,才可改變原本就是不平等的事實。

「我希望林鄭明白,土地在香港,雖然被很多人視為增加財富的工具,但在政府眼中,其價值應該在於為市民解決住屋需求、令他們成家立室、養兒育女。這是政府的責任,這樣做才叫『行公義』,不要經常想着如何增值。」周永新接着說,「我也希望林鄭明白,住屋是每一個市民的需要,但置業卻不是每一個市民的意願,請她視乎實際情況調整,不要盲目推高置業率。」他笑言,林鄭入讀港大社會科學系時,他正好任職中大,「沒有機會教她。」

上文刊登於第132期《香港01》周報(2018年10月8日)《冀林鄭走出「行之有效」迷思  周永新:全民安居才是施政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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