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垃圾】由清理到減廢 香港的廢物政策成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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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颱風山竹吹襲,大眾才恍然大悟,原來香港海洋垃圾的問題如斯嚴重。這也怪不得市民,因市民假日常去的,是由康文署負責清理的公眾泳灘,管理得比較好,故看不到那些位處較偏遠且垃圾遍布的海岸。就像去長洲東灣泳灘,有救生員的區域是異常乾淨,但只要你走遠一點,恍似劃了條隱形界線,界線以外都是垃圾。上一篇文章,我們談了海洋垃圾從何來,這一篇,我們來談香港的減廢政策。

【海洋垃圾】減廢政策欠妥當 淨灘淨海無止休

在沙灘隨手撿起塑膠品,也會看到有疑似海洋生物咬過的痕跡。(鄧倩螢攝)

颱風來 海洋垃圾也沖來

踏在看似乾淨的沙灘上,世界自然基金會(WWF)海洋保育經理楊松穎突然俯身抓起一把沙子。膠粒滲在沙子裏頭,它們像沙子般大小,正因為小小的,才不那麼讓人或海洋生物察覺,卻默默地、慢慢地傷害着我們的大自然。除了那些微膠粒,還有無窮無盡的膠飲管和膠袋也留下大大小小不同的齒印—那是魚或海龜咬噬的痕迹。

細看沙灘,當中有許多小小的丶零碎的膠粒。(鄧倩螢攝)

一場颱風將海洋垃圾問題暴露無遺,多處海灘、離島無一不受影響。有市民利用網上社交平台組織義工活動,組團到不同地區清理海洋垃圾。來港二十年的法國人Maamar平常也會組織馬灣居民到不同泳灘清理垃圾,因海洋垃圾不是風災後獨有的景象。對於執拾海洋垃圾,他自有一套做法:「我們先用耙翻一翻沙子,執起可見的垃圾,再用篩篩走微膠粒。我們平日在雜貨店買到的黑膠袋太薄太容易爛掉,政府的比較厚,所以我們會問政府拿。」不過,他也坦言清理垃圾實際對海洋垃圾的問題沒幫助:「我們不是在解決問題。」因為清理不過是清除掉面前的髒,垃圾背後的源頭卻沒有解決。

「很多人說有不少簡體字標籤的垃圾沖來香港,的確是有的,但更多的是來自本地的垃圾。」Maamar說他分得清簡體中文與繁體中文,從袋上的字體便可分出來源。部分人堅信垃圾是來自外地,正如Maamar常常親眼看到有釣魚人士在石縫間遺下啤酒罐,上前交涉卻不得要領,「那些人總說:『不是我的,是別人拋下的。』」否定自己的責任,不正視問題的根本,只會令問題愈滾愈大。

來港二十年的Maamar說起香港人對海洋垃圾的無感,異常憤怒。(鄧倩螢攝)

即棄膠水杯(資料圖片/鍾偉德攝)

源頭減廢,誰的責任?

環保團體調查香港的海洋垃圾問題,結果或有出入,唯一相同的是,塑膠在不同調查中均「榜上有名」,且在多個調查中均屬數量最多的垃圾種類。近年,不少連鎖快餐店及咖啡店開始推行「走塑」計劃,有的提倡「走飲管」,有的外賣餐具收費。而「綠惜地球」在淨灘行動中亦拾到一個印有「No Deposit, No Return」(毋須按樽,毋須退樽)字句的膠樽,估計是1978年生產的。四十年過去,膠樽絲毫無損,足見唯有正確的回收,塑膠才有循環再造的可能。

2016年,香港每日棄置158公噸的PET膠,PET膠主要用作製造飲料膠樽,158公噸,即是約600萬個膠樽沒有經過任何回收程序,全數送至堆填區。我們在便利店買一支飲料不過是30秒的事情,但膠樽分解卻要用上四五百年的時間。每天600萬個膠樽,要經過多少年月才能一一分解?

政府的環保政策是逼住做,當時不少人認為(垃圾)可運到東南亞國家,豈料其他地區也效法中國內地(禁收)。
香港浸會大學生物系教授黃煥忠

港府明年上半年將完成塑膠容器生產者責任制的研究,而環保署本月中亦會向立法會提交俗稱「垃圾徵費」的《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條例草案》。香港浸會大學生物系教授黃煥忠用「逼住做」來形容近年港府的環保政策,先有內地的綠籬行動,停收洋垃圾,「當時不少人認為(垃圾)可運到東南亞國家,豈料其他地區也效法中國內地(禁收)。」泰國計劃2021年前停止進口外國塑膠垃圾;越南因為港口充斥裝滿洋垃圾的貨櫃,在今年6月宣布在四個月內停止就紙類、塑膠等廢料批出進口許可;而馬來西亞也有類似的限制進口廢料措施。

正因各國收緊廢料進口,香港必須加快腳步推行更周全的廢物處理政策。「香港實在蹉跎了很多年月,如果怕過不到立法會便拖延(提新措施),要等做好100%(的準備工作)才去做垃圾徵費,這是不可能的。」

去年內地停收廢紙,令香港一度遭遇垃圾圍城的局面。(資料圖片/羅君豪攝)

減廢是否成功 視乎回收鏈是否完整

《施政報告》中提到,在2019/20年度增撥三至四億元加強推展垃圾減廢措施,包括推出「逆向自動售賣機先導計劃」,市民可將空膠樽放入特定售賣機,換取金錢回贈。與楊松穎談起這項計劃,他一句道出現實:「不能只有一部機就當解決了問題,要處理的是整條回收鏈。」整條回收鏈,由減廢、回收、重造,缺一不可。而問題便在於香港的回收業向來被視為是低增值產業,且在政府不介入市場的背景下,生存空間便更為狹窄。特別需留意的是塑膠,其回收價格容易浮動,且運輸成本相對地高,所以回收率一直比其他物料低。

「政府支持回收業,企業也要負上責任。全港生產了那麼多膠樽,一定要有相對的比例去幫助(回收業)。現在回收桶裏什麼都有,這會令回收公司的成本增加—要資源去分類,如買多幾部分揀機。這個分類廢料的過程會令商人卻步。故此,除了政府要給多些資源回收商,還要教育市民如何分類回收。」

一直以來,「經濟誘因」被視為是鼓勵市民參與回收的不二法門。在其他國家,透過這項計劃回收率更可高達九成半。假設這項計劃在香港同樣大受市民歡迎,但香港的塑膠回收業又是否可承受得起呢?這張「亮麗」的成績表,最後會否變成回收業的負累?

香港廢塑料協會副會長黃頴灝表示,香港現時每天平均處理150至200噸膠樽,即使「按樽機」推出後,相信目前的回收廠足夠處理。另外,他亦提到目前膠樽回收的成本有相當一部分是運輸物流,因膠樽體積較大,而目前的收集點較為分散,故需更多車隊收集及運送。但假如「按樽機」的回收點集中,且膠樽量足夠多,便可大大縮減運輸成本。

除了「按樽機」之外,他亦提到飲品包裝的問題。塑膠大致可分為七類,回收商必須在進行回收再造時先把塑膠分類,而一支飲品可能在招紙、樽蓋、樽身均採用不同的塑膠物料,大大增加了分類所需的人手及資源。他提到假如飲品生產商願意統一或採用更有利於回收的包裝物料,那麼便能更有效地回收,「這關乎生產商在源頭生產的時候,有沒有循着循環經濟的思維去思考—生產一件物件前會考慮用完後如何循環再造。」

香港廢塑料協會副會長黃頴灝表示,飲品生產商可改良包裝,令物料更為有利回收再造。(資料圖片/吳鍾坤攝)

觀乎港府頻頻放風的塑膠容器生產者責任制,及擬定的垃圾徵費計劃,兩者均希望由源頭堵截廢物。然而,2012年實施的膠袋徵費也是希望藉由金錢作誘因,減低市民的使用量,但有數據顯示,政策實施後,膠袋的進口量不跌反升,故此,未來將推行的徵費或生產者責任制要面對的是,如何令生產者承擔起處理他們自身生產廢物的責任,而不是僅僅向市民徵費,卻忽視廢物的處理。

身為環境諮詢委員會成員之一的黃煥忠也提到對香港目前所推行的廢物政策的感想:「香港是差了一點。」他特別點名膠袋徵費,指現時的政策是讓零售市場收回消費者的費用,換言之,徵費的「費」是取之消費者而不是膠袋的生產商,另外,費用亦只是讓零售商得益,並沒有用於廢棄膠袋的處理。

那麼,如何才稱得上是一個可取的生產者責任制呢?黃煥忠解釋,廢料處置工作的開支必須由消費者及生產商共同承擔,既可遏止生產、使用過量,又有助回收工作—即使廢料最後因種種原因不能成功回收,也可用作廢料棄置堆填區的成本。

環境諮詢委員會成員黃煥忠表示,膠袋徵費的問題不是在於徵多少費,而是所徵回來的費用用在哪裡。(資料圖片/吳鍾坤攝)

早前,歐盟通過禁止所有成員國使用包括飲管丶即棄餐具等所有一次性塑膠產品;上周在峇里舉行的國際性峰會,有多達250個政府丶零售商丶生產商及回收業界簽署《全球新塑膠經濟承諾》,承諾將淘汰塑膠包裝,以可重用的物料取代。當國際日漸提升對塑膠製品的關注,並切實許下承諾時,假若我們繼續無視來自海洋的求救訊號,我們的下一代便再也看不見「海洋的藍」。與Maamar走過每一個他清理過的沙灘,聽他說最初來港的緣由,以至在香港生活的趣事,那些都是促使他熱心參與環保工作的理由:「因為你把這裏當成家,你不會在家亂拋垃圾,這是很理所當然的,不是嗎?」

上文節錄自第136期《香港01》周報(2018年11月5日)《廢物政策欠妥善 淨灘淨海無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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