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黃背心運動】社會問題重回政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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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法國記者Nicolas Truong專訪歷史學家Gérard Noiriel,評論近期的「黃背心運動」,文章原載於11月27日法國《世界報》(Le Monde),《HK01》經授權翻譯轉載。

Gérard Noiriel是法國高等社科研究院(EHESS)教授,主要研究法國移民史、種族主義問題、勞工階級史、歷史認知論等,近著《一部法國民眾史:從百年戰爭到今日》(Une histoire populaire de la France. De la guerre de Cent Ans à nos jours)於今年8月出版。

1. 若將「黃背心」(Gilets Jaunes)運動放在你新書所研究的人民鬥爭中來看,它有何獨特創新之處?

在這本書中,我嘗試指出,如果我們只看直接參與運動的人,我們就無法理解人民鬥爭的整體事實。一場民眾運動是一種「社會關係」,必然會牽涉一大群不同的角色。我們要考慮到「發起運動的人」、「協調行動的人」、「漸漸成為代表同伴發言的人」,還有那些「專門解讀衝突的評論家」的多種角色。換句話說,要真正理解「黃背心」運動的一連串經過,我們要考慮到這一串鏈子上的每個端點。

我先就最末端的「評論家」的角色說幾句。這場社會衝突出於基層,脫離了以往為公民訴求發聲的組織,因此,就有特別多被我稱之為「公共話語專業人士」(professionnels de la parole publique)的評論家發表意見。這場集體運動性質新穎,使這些評論家只能把這件「未解之事」以「已解之事」來解讀,因此我們就見到很多人以歷史事件來做比較。

上周六(8日)「黃背心」示威踏入第4周,巴黎街頭一處塗鴉寫着「人民的憤怒」。(路透社)

保守派人士,像Eric Zemmour(記者兼作家,以宣揚帶極右色彩的政治主張聞名),在「黃背心」運動身上看到了新的「農民暴動」(jacquerie)。那些早在抗爭中退下火線的人,如Daniel Cohn-Bendit(1968年法國學運領袖之一),就批評運動是一種「布熱德主義」(Poujadisme)(上世紀五十年代反對國會政治、以維護商販及手工藝業者權益為主的運動)。

在光譜的另一邊,那些強調自己是平民出身,以「社會運動理所當然的代言人」自居的人,像Michel Onfray或Jean-Claude Michéa這些哲學家,就據「黃背心」為己用,去助長他們對巴黎政治學院(Sciences Po)及高等師範學院(Normale Sup)的一貫抨擊。因此,「黃背心」就變成了無套褲者(sans-culottes)(對法國大革命時期起義平民的稱呼,因為他們穿長褲,不穿貴族專屬的套褲)及巴黎公社成員(communards)的光榮繼承人,繼續英勇對抗各式各樣的壓迫者。

警方人員正在撲滅被示威者焚燒的單車。(路透社)

2. 將「黃背心」運動與「農民暴動」或「布熱德主義」比較,是否恰當?

事實上,這些歷史參照都站不住腳。比如說,將「黃背心」與「農民暴動」相提並論,一方面是「時代錯配」,另一方面更是「侮辱」。第一場說得上是「農民暴動」的大型社會運動發生在十四世紀。當時,法蘭西島(Ile-de-France,即巴黎地區)農民起來反抗領主。多個世紀以來對這些人民起義的偏見,主要來自當時權勢人士的歷史學家Jean Froissart。他於1360年代起寫下相關論述,並在著名的《大事紀》(Chroniques)發表:「這些聚集起來的惡人,沒領袖,沒甲胄,他們搶掠、焚毀一切,毫無憐憫、仁慈,只顧殺戮,像狂犬一般。」

「農民暴動」(Jacquerie)一詞的由來,就是源於當時的精英份子將農民們都戲謔為「Jacque」(大概是因為「Jacque」是一個很常見的普通名字),這是一個輕蔑的用詞,現在也有「faire le Jacques」(像笨拙農民般行事)這樣的俗語。

然而,1358年的大型農民暴動與今日的社會抗爭毫無關係。前者的背景是百年戰爭與黑死病,催生貧民在餓死邊緣的絕望爆發。當時的社會運動都只限於本地,不能擴散全國,因為這些鬧事者只能靠口耳相傳去互相溝通。

法國南部的馬賽市(Marseille),上周六亦有示威者在街上焚燒雜物。(路透社)

「黃背心」真正新穎之處,在於其一觸即發的自發全國性動員。這場抗議運動在全法國(包括海外領地)同時展開,然而在各地的規模都不大。總體上,11月17日的運動,只集結不足30萬人,這個數字與其他群眾示威相比,並不算高。不過,這卻是由遍布全國各個角落、由數千個小組織拼合而成的數字。

3. 那我們要如何解釋,一場基層自發運動,何以能在沒有政黨、工會支持下,擴散至全國?

大家一直強調社交媒體的角色。無可否認,它們對運動的發起甚為重要。Facebook、Twitter與智能手機可發送即時訊息,逐漸取代如傳單及觀點性報章等的書面聯繫方式,而後者則是長久以來抗爭組織用以整合集體運動的主要途徑。訊息交流的「即時性」,部分取代了以往面對面交流時代下的「自發性」。

不過,單是社交媒體本身,絕不能使「黃背心」運動達到如此規模。11月17日與24日的示威行動日,一開始就得到新聞頻道連續追蹤報道,一分鐘接一分鐘地直播。11月24日周六早上,香榭麗舍大道上的記者,就比「黃背心」人數還要多。如果我們拿年初鐵路工人抗議運動作比較,就能立即發現其中差別。當時的罷工活動絕對沒有獲如此連續追蹤報道的待遇,而且電視觀眾也受媒體上憤怒乘客攻擊罷工者的言論感染。相反,這個秋天,我們卻少有聽到駕駛者對於封路人群的憤怒。

法國總理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 )被推上前線應對「黃背心運動」,而總統馬克龍自12月1日巴黎爆大型衝突後,超過一周都沒有公開發言。(路透社)

我認為,「黃背心」運動或許與馬克龍被選上總統的方式相近,後者同樣是出乎意料,亦無傳統政黨支持。這可算是我們剛進入的「新民主時代」下的兩副寫照,Bernard Manin在其《代議制政府的原則》(Principe du gouvernement représentatif)中,就稱此為「出於公眾的民主」(démocratie du public)。正如選民按當下政治人物的主張作決定一樣──而且愈來愈少人會忠於某一個政黨──今日的社會運動,都依着一個具體的世局或時事而爆發。未來回頭再看,我們或許會察覺到,政黨與工會的時代,只對應於歷史洪流中一段有限的時期,那只是一個人們只能靠書面方式作遠距離溝通的時代。

4. 11月24日的參與人數比17日低,然而運動卻更為激進,從「黃背心」民眾意圖往愛麗舍宮集會可見。一些觀察者將此比作1934年2月6日的示威民眾,當時民眾亦是透過向愛麗舍宮進發,從而撼動整個共和國。這種類比有道理嗎?

從歷史層面來說,這種類比同樣站不住腳。1930年代的法國遠比今日暴力得太多了。1934年2月6日的示威民眾極有組織,受到右翼政黨支持之餘,又有退伍軍人組織及極右聯盟領導,其中的「火十字團」(les Croix de feu)更以準軍事化的方式運作。他們目標明確,就是要推翻共和國。當時對這場示威的鎮壓釀成100死,近千人受傷。在2月9日,左翼發動反示威遊行,也造成9人喪生。反觀「黃背心」的示威日,雖然確有不少受害者,不過他們並非為警方射擊所傷,而是因堵路者與被堵者的衝突意外而受害。

上周六,巴黎警方嚴陣以待,更出動裝甲車應對示威場面。(路透社)

5. 不過,我們今日不是也見到作為1930年代標誌的對「議會政治」的否定嗎?

民眾對「議會政治」的蔑視和挑戰,一直是當代歷史的常態。「黃背心」存心避開所有「政治騎劫」(récupération politique),可說是對「公民身份」主流觀念的一貫批判之延伸。資產階級一直推崇「權力委予」:「投票給我們,由我們打理一切」。然而,早在法國大革命之始,無套褲者(參與革命的平民)就已經拒絕這種對人民的奪權,而高舉以「直接行動」為基礎的「公民身份」民眾觀念。

互聯網推進的新科技所帶來的其中一個結果,就是它使「公民直接行動」更加便捷,重新激活了這種公民身份的實踐。堵路的「黃背心」民眾,在拒絕任何形式的「政治騎劫」下,依稀延續了1792至1794年的無套褲者、1848年2月的公民戰士(按:1848年法國二月革命,推翻路易腓力的七月王朝)、1870至1871年的公社成員,以及美好年代(Belle Epoque,即19世紀末至一戰前)的無政府──工會主義者等民眾所作的種種鬥爭。

當這種公民身份的群眾實踐成長之時,我們就會看到,那些原本注定埋沒在社會陰暗處的人出現在公共場域中,變成運動的代言人。在「黃背心」運動之中,最驚人的是這些發言人身世各異,尤其是女性甚多,而此前的發言人角色則經常只預留給男性擔當。

示威者在巴黎愛榭麗舍大道上架起路障,與警方對峙。(路透社)

今日這些群眾領袖能夠如此輕而易舉地在鏡頭前表達自己,其實是一種「雙層民主化」的結果:教育水平提高,以及影音溝通技術對社會各個階層的全面滲透。不過,今日的精英階層卻完全否定民眾的這種能力,愈發加重了人民心中深感被蔑視的心理。即使有20%的就業人口皆是工人階級,在今日的議會當中,他們卻連一個代表也沒有。要理解何以人民會以如此規模否定「政客政治」(la politique politicienne),我們必須記住此等大範圍的歧視現狀。

6. 如果新聞頻道的連續追蹤報道,對運動發展扮演了如此重大的角色,那該如何解釋「黃背心」民眾襲擊記者的事件?

我認為,政客與記者投身以表現為人民真正代表的抗爭已成過去,如今我們正在見證抗爭的新階段。媒體不斷傳播示威者堅稱拒絕為工會、政黨騎劫的言論,其實是想追逐媒體自身的鬥爭,想除去這些中介組織(按:指工會、政黨),而並取而代之成為人民運動的合法代言人。11月17日有記者在遊行出發前,公開為一位「黃背心」背書,正好顯出這種策略;新聞台連續不斷地將這場社會抗爭表現得像一場「聞所未聞、屬於沉默大多數的運動」,也確證了這個策略。

然而,11月24日的示威卻將新媒體矛盾之處展露無遺。對於媒體管理層來說,「民眾」是「觀眾」的同義詞。他們對於「黃背心」的支持讓其收視率爆炸性急升。為了留住觀眾,新聞台的連續追蹤報道,就必須不斷展現出戲劇性的場面,因此記者們才會如此優先處理突發及暴力事件。

如今,暴力鬧事者、媒體及政府之間,存在着一種客觀的聯盟關係,這個聯盟能透過突顯示威民眾的「可恥」行為(正如24日示威後共和國總統口中所言),從而破壞運動的形象。正因如此,雖然暴力鬧事者為數甚少,他們卻長期成為電視新聞報道的主角,「黃背心」亦因而感到被一開始曾經支持他們的媒體所背叛。雖然襲擊記者絕對不能容忍,但這卻是某些報道事件的記者何以會受襲的深層原因。正如我們所見,民眾對政客的蔑視和挑戰,同樣地蔓延到記者身上。

有記者在採訪周六巴黎示威時,在背上掛上「媒體-友善的攝影師」字樣。(路透社)

7. 那些認定「黃背心」運動是「布熱德主義」的人,不斷強調示威者的中心訴求:拒絕接受新增的「燃油稅」。而「反稅收」的面向早出現在由布熱德(Pierre Poujade)在1950年代主導的運動中。

這裏也是,我認為我們應該將「黃背心」運動放在長期歷史中觀察,才能了解。在法國民眾運動史上,「反稅收」抗爭一直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法國在十五世紀初才正式穩固下來,正因為當時查理七世剛建立了全國性的長期皇家稅收制度。從那個年代開始,「反稅收」就成了人民鬥爭的一個本質面向。

不過,要再加說明的是,這種「反稅收」的主張,一直由對社會深感不公的情緒強烈激發,而這種感受也一直特別鼓動着平民階級,因為在法國大革命之前,「受優惠對待的人」(貴族與教士),都是最富有的人,卻獲政府豁免繳稅。對這種財政不公的否定,今日之所以能重振旗鼓,正是因為有一大部分的法國人確信,他們交稅只為讓那一小撮最有錢的人更加富有一些而已,這些人更可能透過將資產移到避稅天堂,從而逃避稅負。

評論者都正確地指出,「黃背心」運動之所以出現,是因為平民階級愈加貧窮,同時城市邊緣眾多地區的公共服務又逐漸消失。不過,我們應該避免將人民的熱切期許簡單轉化成物質上的訴求。使平民階級受害的最大不公平之一,其實是關乎他們與公共語言領域(langage public)的關係。

在1970年代,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已曾解釋過何以當時的工會重視加薪的訴求:原因是工會需要找尋一套共通的語言去涵蓋人民困苦的多重面向。因此,人民的代言人不會說「我的一切都很差」,而是說「我的薪水很差」。同樣道理,今日的「黃背心」不說「我不滿一切」,而只說「我不滿增稅」。不過,只要聽聽他們的親身說法,就可察覺到他們經常表現出一種「普遍性的不滿」。例如BFM-TV在11月17日的一則報道中,記者明顯想受訪者講出她正在為反對稅收而抗爭,可是,這個抗爭者卻不斷重複:「我們受夠了」、「我們厭惡一切」等。

巴黎凱旋門近來已為了周六示威者聚集的標誌性地點。(路透社)

「對一切都不滿」意味着人們尊嚴受創。因此,示威民眾一再批判有權勢者對人民的蔑視,「黃背心」運動亦不例外。我們聽到的許多言論都流露出人民感受到屈辱的情緒,這正滋養出民眾對馬克龍的強烈憤恨。「有一次,他曾經說我們是『布熱德主義者』,然後我去查了字典。這個爛人以為自己是誰,竟敢如此侮辱我們?」這刊登在11月17日《Mediapart》上的一番話,出自一位巴士司機,正好顯出民眾對當權者的否定心態。

8. 為何不滿情緒都集中在馬克龍身上?

在我新書的結論中,我分析馬克龍競選總統時的綱領如何引用歷史。其中令人震驚的是,當中竟然完全沒有平民階級的影子。在其自命位列其中的偉人神殿之中,我們可看見拿破崙、克里孟梭(Clémenceau)、戴高樂等,卻沒有饒勒斯(Jean Jaurès,十九世紀末的法國左翼政治家)或布魯姆(Léon Blum,法國第一位社會黨總理)。

當然,我們大部分的領導人物都出身於上層階級,可是他們通常都先有長久的政治歷練,然後才登上國家最高權力寶座。相反,馬克龍先生在沒有任何政治歷練下就當上總統。他的從政綱領中所顯露出的世界觀,可說是一種上層中產階級的族群中心主義,有時更顯得甚為幼稚。如果說馬克龍今日集人民階級否定情緒於一身,也只因為他為超級富豪減稅,卻加重一般人稅負的政策,使人民深感社會不公。

馬克龍上任不久就召集國會兩院議員,在極具帝王象徵的凡爾賽宮,舉行長達90分鐘的演講,當時就被批為「法老王馬克龍」。(視覺中國)

9. 在示威當中,我們也聽到種族主義、恐同及性別歧視的口號。有些觀察者因而指出「黃背心」運動由極右勢力操控。對此你有何見解?

讓習慣把群眾抗爭理想化的歷史學家或社會學家不太開心的是,民眾中經常交集着互相矛盾的思潮,以及各種爭奪內部支配權的遊戲。當群眾運動沒領導,沒能夠訂明集體策略的抗爭者,也沒有人能夠以階級鬥爭語言表達出群眾不滿,你所說的言行舉止(即種族主義、恐同及性別歧視的口號等)就會經常出現。

我曾經出版過一本關於1893年艾格莫爾特(Aigues-Mortes)意大利人大屠殺的書,其中指出了由法國工人的自發運動,如何淪落、變質,最後成了對被鹽礦僱用的皮埃蒙特季節性工人的屠殺。我相信,如果1936年就有新聞台的連續追蹤報道及智能手機的話,記者一定會錄下罷工民眾的種族主義或排外言論。我們不要忘記,一大部分的工人,雖然在1936年5、6月間投票給左翼人民前線(Front Populaire),後來卻轉而支持多里奧(Jacques Doriot)的極右人民黨(Parti Populaire)(多里奧被法國共產黨開除後成立人民黨,對抗人民陣線,他在二戰時更成為著名投敵者)。

巴黎鐵塔前的巴羅卡迪羅廣場(Place du Trocadéro),原該遊客處處,上周六卻為「黃背心」示威者佔領。(路透社)

10. 這場運動將如何發展?

這場運動的正面影響之一,是它將社會問題重新帶到政治遊戲的中心。來自各種不同背景、帶有各式各樣意見、性別不同的人們,在共同的抗爭中,聚集在一起。「黃背心」本身就是一個有趣的符號,它使背景各異的人有了共同身份,這共同身份的基礎就是路邊汽車「死火」、陷入窘境的人所有的共同經驗(黃背心是法國駕車人士必備之物,用以路上「死火」停車時走出車外穿着)。可是,如果這場運動持續下去,那些今日存在於運動核心中,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對立的觀點,將會愈加顯現。

我們可以用兩種完全不同的方法去解讀「黃背心」反稅收的抗爭。第一種是「自由主義的解讀」:這些「黃背心」民眾以「行事自由」的名義反對稅收。第二種解讀,卻是指他們是為了「對抗稅收的不公」而抗爭,主張重新分配公共財富,以讓被社會遺棄的人受益。

示威運動將要面臨的另一重大問題,是其「代表人物」的問題。很多受過媒體訪問的「黃背心」人士,都自命是不曾被外界聽見之法國底層的代言人。這些出身於平民階級的人,一下子走出其原來生活中的陰暗處,他們的生活被完全顛覆之餘,更被訪問他們或拍攝他們的眾多記者視為重要人物。

如果運動最後尋得長期代言人,他們之中不少人將會變回無名之輩。這場抗爭的平民面向亦有因而消減的危機,因為未來的代言人很可能會來自中產階級,即是說更容易公開表達自己而去構築集體行動的那一個社會場域。

法國高等社科研究院(EHESS)教授Gérard Noiriel (Twitter)

上文節錄自第141期《香港01》周報(2018年12月10日)《黃背心:社會問題重回政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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