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熱.四】中西文化融會 香港保存了最好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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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六十年代,現為饒宗頤文化館館長的陳萬雄剛來到香港,「當時香港市面上好多雜誌,你聽過的《中國學生周報》、《兒童樂園》、《明報月刊》。報紙上都有副刊,左派的《大公報》、《文匯報》;右派的《工商日報》,還有《天天日報》、《星島日報》。所有報紙每個星期都有專刊,好多那種文化專刊。我剛剛來到就非常喜歡。」

陳萬雄回憶起首次到香港的經驗,眼神都亮起來,直說當時「不斷地看、什麼都看」,他表示,當時的香港是一個文化繁榮的地方。

從出版人到饒宗頤文化館館長,陳萬雄透過各種方式推廣傳統文化。(高仲明攝)

近年,國學成為內地一股眾人趨之若鶩的潮流。台灣在1967年由蔣中正倡議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在官方、民間、學界相互配合下,成為保存中華傳統文化的一片沃土。香港沒有經歷過文革,也沒有突然而起的國學熱,而是平穩地用自己的方式守護中華傳統文化。「保存傳統文化的工作,從來都是民間在做。」陳萬雄表示,香港並非沒有國學熱,只是有別於內地和台灣,有政府大力推廣。但在兩岸三地來說,香港民間、學界對中華傳統文化的保存,仍舊有其重要地位。

香港民間對傳統文化的重視可以從兩件事反映出來:1928年,香港大學校方曾一度以財務困難為由解散中文學院,後來由周壽臣、羅旭龢、鄧志昂等鄉紳集資保存下來,體現香港民間對文化的支持。此外,1940年蔡元培離世時,商務印書館代為籌辦葬禮,當時前去悼念及拜祭的市民逾萬,民間展現了對這位文化巨人的尊敬及重視。

饒宗頤文化館除介紹饒宗頤成就外,也致力中華傳統文化的推廣。(高仲明攝)

香港是「最好的中國」?

英國漢學家、翻譯家閔福德(John Minford)曾在訪問指出,香港正在成為「最好的中國」(the best China),肯定香港對傳統文化的保存。但陳萬雄認為,此說法經不起全面性的分析,只屬一家之言。

陳萬雄指出,香港在殖民時代雖沒有禁絕傳統文化,但所有文化保存都是在體制外進行,許多優秀的學者在體制內不被重視亦是一大問題。雖然港英政府不阻止香港人辦活動、開研討會、創立學校,但是體制內着重英文,導致體制需求的是英語能力高的人才,英語好的人在體制內的發展較為順遂,而在中國歷史、中國語文方面表現亮眼的人才,則未被體制吸納。「英國政府就是不鼓勵也不提倡。」陳萬雄表示,英國殖民地的特點是培養為政府服務的公務員及專業人士,但重視文化、文學傳統的英國人卻不會在殖民地鼓勵發展當地文化。因此,雖然表面上沒有打壓,卻對香港中華傳統文化的保存造成傷害。

陳萬雄對香港未能成為華人文化中心感到遺憾。(高仲明攝)

即使曾為殖民地,陳萬雄認為香港曾經有成為保存中華傳統文化中心的條件,錯失機會實在萬分可惜。他提到1949年因為政治變動的關係使內地知識份子都聚集香港,這些來自五湖四海的人帶進內地不同城市的不同文化,使得香港成為一個具有全國文化特徵的城市。在言論、出版自由的情況下,造就了陳萬雄有份見證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版、文化風氣百花齊放的盛況。

陳萬雄表示,香港文化比上海、廣州更全面,這點跟1949年以後的台灣有相似之處,原本香港是一個中國傳統文化根底不夠深厚的城市,卻因為歷史因素補充了豐富的中國歷史文化。

陳萬雄認為香港作為中國城市裏最國際化的都市,有中西文化並存的優勢。(資料圖片/視覺中國)

「你看台灣跟香港的小吃為何這麼多元化?香港的功夫也有南派、北派之分。」香港中華傳統文化的保存來自民間,內地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體制外的學者亦發揮了保存文化的重要作用。

政府未利用優勢發展文化

此外,陳萬雄認為香港作為中國城市裏最國際化的都市,有中西文化並存的優勢,本來就是發展新中華文化非常好的地方。再者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後多了海外華人文化,香港作為一個華僑流通的地方,有其優勢條件成為海外華人文化的領頭羊。但香港從港英時代到回歸後的政府,都沒有思考如何建構一個更具現代性的中華文化。尤其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後經濟起飛,大家忙着高速發展金融而錯失良機。

饒宗頤國學院院長陳致認為,國學熱應該從官民學三方面來看,香港在保存民間傳統方面一直非常出色。(蔡苡柔攝)

然而,饒宗頤國學院院長陳致卻認為,香港作為一個中西學並重的地方,在民間風俗、傳統文化的保存方面,甚至比經歷過日據五十年的台灣還要完整,例如盂蘭盆節、喪葬儀式、宗族長裁判等,這些華南沿海的鄉俗,香港保存得特別出色。

在國學研究方面,自晚清起許多翰林來到香港,這些傳統學術根底紮實、飽讀經史子集的翰林(如賴際熙、區大典),帶來根底紮實的傳統學問。這些學者深受自強運動代表人物張之洞辦的廣雅書院、阮元辦的學海堂這類廣東傳統經史書院的影響。香港中文大學在籌備之初,即參照廣雅書院的架構,而後賴際熙又於1923年辦學海書樓,推廣並保存國粹。1949年,錢穆、唐君毅等學者來到香港,在艱困的環境下創立肩負中華傳統文化任務的新亞書院。新亞書院更成為香港繼承中華文化、書院制度的重要象徵。

新亞書院黃乃正努力兼顧傳承書院理念和適應體制改變,為書院找尋道路。(鄭子峰攝)

新亞繼承書院血脈

今年新亞書院邁入七十周年,背負推廣中國傳統文化的使命,現任院長黃乃正表示,新亞學院不只在學院辦講座,也面向社會,一年辦的講座可能比香港中文大學其他八個書院還要多。

上世紀五十年代,設於桂林街的新亞書院時常舉會有著名的中外學者晚上在書院禮堂舉辦關於中國文化的講座,參與者來自四方,這傳統成為新亞重要的使命之一。黃乃正分享,每年都會有三至四個以當代中國、中國文化為題的講座。此外,錢穆學術文化講座、余英時歷史講座、儒學講座都是常設講座。

1976年香港中文大學改制後,聘請老師及學生分派書院等工作都由香港中文大學負責,新亞書院的學生變成來自不同學科的學生。如何讓不同領域的學生都能體會新亞精神,成為新亞書院在變革下面對的難題。

新亞書院邁進七十周年,背負推廣中國傳統文化的使命。(資料圖片/吳鍾坤攝)

在新亞書院迎來七十周年之時,黃乃正選擇舉辦醫學、心理學及中國文學講座,企盼實踐「文中有理,理中有文」,讓學習文史哲的學生能接觸理科,讓修讀化學、工科的學生能培養人文情懷,希望能將中國歷史文化哲學推廣到每個學生身上。

黃乃正提到,他把以往在通識教育中讓每個新亞學生都要學的中國通史再度變成選修,現在每個學期約有100多個學生選讀,是一堂很受歡迎的課,在體制變革中努力延續新亞精神。黃乃正說,現在每個星期都會有內地的學者到新亞書院,新亞書院也被視為少數真正繼承書院傳統的現代書院。「現在內地許多大學也要搞書院,他們都會到新亞取經。因為新亞書院是香港中文大學的第一個書院,扮演一個承先啟後的角色。」

孔聖堂中學努力將孔子思想在現代的教育體制中實踐。(鄧倩螢攝)

孔聖堂中學 中西學藝治一爐

努力在新世代中傳承使命的還有位於銅鑼灣的孔聖堂中學。該校創辦於1953年,是香港唯一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非宗教學校,教育來自不同國家的學子。校長楊永漢介紹校園環境時,沿途指着石階、講堂座椅,這些年代久遠的東西見證的不只是香港的歷史,亦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沉浮。

五四運動影響下,很多學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阻礙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因此以打倒「孔家店」為口號,力倡新文化。香港一批前清舉人與進士認為中國傳統道德價值被誤解,1928年,曾富、簡孔昭等發動成立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孔聖堂」。

創立之初,孔聖堂主要有兩個使命,第一是邀請著名學者到講堂演講,第二則是請學者如葉恭綽等專門在星期六教授傳統經學。後來,這些有識之士發現,要在香港推廣中國文化,辦校是比較合適的途徑,以此開啟了孔聖堂的教育使命。

楊永漢分享,孔聖堂在國學熱後有更多與內地、國際交流的機會。(鄧倩螢攝)

上世紀七十年代,孔聖堂開始設置國學班,國學班在內地文化大革命期間遇到低潮,參與人數減少,但國學班的傳統卻延續至今。國學班依照程度分為基礎班至深造班,以教授傳統經學為主,再有文字學或歷史學;由聲韻教起,再研究《文心雕龍》或《左傳》,每年約有近100位學生。

如何在背負升學壓力的現代社會經營一間具儒家精神的中學?楊永漢分享,孔聖堂中學每個星期一早會有論語金句分享,並要求學生背誦《禮運大同篇》和《孟子經訓》,楊永漢表示,要求中學生背誦全部儒家經典是不合理的,但孔聖堂中學仍強調課程中必須有儒家元素。

孔聖堂中學的講堂歷史悠久,曾邀請許多著名人物來演講。(鄧倩螢攝)

楊永漢表示,「在香港的教育體制中,學生必須應考中學文憑試(DSE),符合社會對他們的要求,但在課外活動則可多加入儒家元素,令他們在精神上感到對傳統文化的繼承。」例如要學生敬茶,感謝對父母的養育之恩,以及學會尊重別人。楊永漢強調,儒家思想重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尊重是很重要的,這也是儒家思想中社會和諧很重要的一點。」

楊永漢說,他不准學生駁嘴,「如果你覺得委屈,可以解釋,但不能駁嘴。如果你覺得不公平,可以向主任投訴;如果主任不理會,那可以向我投訴,這樣給學生有途徑去抒發自己的不滿,但不能採取激烈的手法。」

(鄧倩螢攝)

楊永漢透露,他希望繼承的是道德的中心點,希望學生能真正做到內化,否則道德標準都只是枷鎖。他舉出《論語.陽貨》中宰我問孔子服喪三年太久的問題,孔子回他「心安嗎」。他認為,雖然最後孔子仍舊罵宰我,但是這個「心」至關重要,比起強加價值觀給學生,他希望學生能理解後再信服。

在這些標準當中,楊永漢表示「恕」是當中最難。這個寬恕跟佛教講慈悲、基督教講博愛、孔子講仁愛,都是一樣的東西。這份寬恕、包容的精神也體現在孔聖堂曾經邀請郭沫若演講五四運動及舉辦魯迅六十誕辰紀念會。除了頻繁的國際交流外,楊永漢也鼓勵學生接觸西方思想,「香港是中西文化融會的地方,我們要堅持中國的傳統道德,但不需要特別否定西方的道德價值。」

將孔子的思想融入日常生活中,並接觸西方思想,楊永漢笑着說,「我常跟學生說,我們要跳出銅鑼灣,飛出香港,面向世界。」近年國學熱的現象,讓孔聖堂中學有更多與內地,乃至國際交流的機會。

近年國學熱的現象,讓學生有更多與內地,乃至國際交流的機會。(鄧倩螢攝)

古禮美德的復與興

從新亞書院到孔聖堂中學,可以發現在變動的時代、高速發展的經濟、教育體制長期不重視中國語文及中國歷史的情況下,香港民間及學界仍有許多有志之士戮力保存中華傳統文化,為華人世界留下許多珍貴的資產,更成為內地國學熱取經的重要對象。

香港中文大學國學中心主任鄧立光提到,在內地與學者交流時,發現他們有對中華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概念,但香港沒有這種想法。「什麼是糟粕?不用的東西放下就是了,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不需要去攻擊它,更不需要將傳統文化作精華、糟粕這樣的二分法,不需要陷入這種思維之中。」鄧立光說。

鄧立光透露,有些學者否定封建思想,但若更深的追問具體有哪些不好的東西時,他們又回答不上來。

鄧立光提到,在內地與學者交流時,發現他們有對中華傳統文化是取其「精華」,但香港沒有這種想法。(高仲明攝)

在學術界,透過中港兩地的交流,除了可以指出彼此的盲點,亦可以合作舉辦推廣活動、講座,取長補短。鄧立光透露,今年初香港中文大學國學中心將與清華大學新成立的中國經學研究院合作,在港推行禮儀文明教育,由清華大學歷史系對《三禮》(《周禮》、《儀禮》、《禮記》)專精的彭林教授負責推動,課程方面由清華大學的團隊負責編纂教科書、拍攝禮儀短片,預計將先在香港的中小學推行。

鄧立光表示,「我希望年輕人有禮貌,懂得行居坐臥、公共衞生的禮節,並從外在的禮內化成個人的修養。」例如與長輩道別,不應該馬上就走,而是應該後退兩步再轉身。他也提到,反彈是必然的,不僅要把失落的傳統找回,更要放在生命中實踐,而最簡單、每一個人都能行的就是禮儀,從禮儀可以再內化為個人的修為。

國學熱透過中港交流,開拓更多可能性。(朱潤富攝)

事實上,新亞書院早在2002年就以弘揚中華美德,提升道德素養為由,與北京東方道德研究所合辦「中華美德教育行動師資培訓班」。每年都會有內地的小學校長、教師及教育工作者來港,接受為期八至十天的培訓,期間參觀推廣道德倫理的組織、觀摩香港的法治精神,例如參觀廉政公署等。

黃乃正認為,回歸傳統文化、找回傳統精神,應該要從個人做起,「人貴自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連自己的修養都沒做好,怎麼能平定天下?」他指出,香港有許多可以為內地示範的地方。

香港是中華文化承先啟後的重要保存地,在內地摸索國學教育時亦能給予指引。(李虎門攝)

2019年恰逢五四運動百周年,在國學熱興起,國學找尋現代意義的道路上,香港不只有許多可以分享的知識,更是傳統文化承先啟後重要的保存者,銜接一段失落的世代,填補歷史造成的空白,在內地國學熱而無序的情況下,指引一條更清晰的道路。

香港作為一個曾經的殖民地,卻在歷史中與台灣意外地成為傳統文化的避風港。香港在堅守民間風俗、傳統文化、書院制度方面佔有重要地位,在沒有政府的幫助下,學界對國學的研究、民間對傳統文化的保存,如細流涓涓,淵遠流長。

上文節錄自第151期《香港01》周報(2019年2月25日)《饒宗頤逝世周年 「國學熱」不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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