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勞動節】日做15小時 清潔工心願是睡一場好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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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節是從美國百多年前一場爭取每天工作八小時的勞工運動而來,事件造成軍民傷亡,最終成功爭取工人應有的工時保障。回到2019年的香港,一切恍似遙遠的幻象。標準工時遲遲未立法,而且,少有工運能憑藉一兩次行動「成功爭取」訴求。

在同一個天空下的勞動節,清潔工阿東揮汗工作丶工會幹事杜振豪參與遊行丶職工盟主席吳敏兒領軍行動。作為香港打工仔女,他們眼中的自己在過去一年過得如何?是喜是悲?從他們身上,我們又看到自己嗎?

香港這個被譏為勞工權益零分的城市,有397萬的勞動人口。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我們努力工作,成為推進社會發展的齒輪。不知不覺間,齒輪長期運轉而逐漸磨損,但你沒想過要停下來,因為生活還是要繼續。為了生活,所以要工作賺錢。只是,你曾否有一刻思考,到底是什麼讓自己急速「被磨蝕」?

(此乃《他們的勞動節》系列之一)

一到上下班時間,交通工具滿是睡了的上班族。我們辛勤工作,忙到喘不過氣,有多少人付出勞力而得不到相應的回報?(資料圖片/李澤彤攝)

勞動節上班的清潔工阿東
每天做15小時 生活是一場勞役

對清潔工阿東而言,勞動節一如其他假期是賺外快的日子。一天下來,可以多賺450元。勞動節是什麼?他知道是有人上街示威遊行的一天。但他不會參與,「無錢啊屋企⋯⋯」

阿東是一個五十多歲的清潔工,他有兩份工作,正職在筲箕灣,一星期五天工作,每天工作15個小時,由早上7點半到晚上10點半;兼職則在銅鑼灣,是在正職休假時才上班,由早上7點到下午5點。

訪問當天,是復活節首天假期。打工仔日望夜望的四天長假,阿東一天也沒得放,寧願放棄假期都要工作賺外快,「無錢啊屋企⋯⋯」前一晚,他凌晨1點多才睡,早上5點多起床,從黃大仙的家過海到銅鑼灣上班。

記者問的每個問題,阿東總是花數分鐘思考才緩緩作答。訪問途中好幾次看到他想努力瞪大眼睛,重重的黑眼圈是長久以來睡眠不足的最佳佐證。

阿東說,工作十五個小時非他所願,若不是為了家庭,他不會。(高仲明攝)

看到這裏,你或會說那是個人選擇。對有本錢的人來說,那的確是。但對阿東來說,看他個人的花費與投放在子女身上的費用,你便知道那不是個人選擇,而是一個要揹起家庭重擔的父親的現實。

「平日上班會帶兩頓飯,不吃早餐,反正到11點便可吃午飯,6點吃晚飯,放工便吃麵包。平時6點後麵包店特價,20元有3個⋯⋯我們有吃飯的地方,不過與垃圾一起食,很臭啊,但只有那個地方可以吃飯。不然出街食就貴,午餐少說也要45元,晚餐就要60元起跳,貴得太誇張了。」

那麼,他三個子女呢?「大女的學費一年八萬多九萬元,中三、中四那兩個,每個月補習費最少五六千元。還有課外活動呢?還有他們的交通費呢?還有他們的零用呢?統統都是錢。」

因為貧窮,所以必須工作得比別人多,所以必須犧性與家人的相處時間。記者問他大女兒念什麼,他頓了頓,思考了一陣子才說:「好像是在將軍澳讀設計。(是學士課程嗎?)不知道是什麼,應該是職業學校吧⋯⋯」他記得大女兒一年學費多少,卻對她學什麼一無所知。

(上次一家人吃飯是何時?) 應該是上年⋯⋯今年新年也沒有做節,年三十工作到年初三。
阿東

貧窮如緊箍咒 緣何愈做愈窮

用時間換取金錢,但調轉過來,花再多的金錢也換不了流逝的時光,正如阿東與子女相處的年月。上次一家人吃飯是何時?對阿東來說,這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他思考了許久,最後說他已忘記了是哪天。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應該是上年⋯⋯今年新年也沒有做節,年三十工作到年初三。」

一個月也見不了多少次面,更何況坐下來吃頓飯,聊聊最近生活如何。「仔女都大得好快,我個仔啊⋯⋯最近見他,才發覺他高過我啦。」沒時間見面,怎樣聊天?孩子也不過是中三、中四,正是青春期的反叛時段,「一開聲問多幾句就說:『好煩啊你!』平日無時間溝通,就算有時間也難以溝通。」

為了子女有更好的生活,當父母的努力工作,卻犧牲了見證子女長大的過程。圖片非當事人。(資料圖片/李孫彤攝)

貧窮如緊箍咒,阿東是《西遊記》裏的孫悟空。其實他的慾望很小,問他有沒有什麼想做的事,他只會回答,他很窮,沒有錢,所以不敢盼,不敢望。「無錢啊屋企……」成為了他的口頭禪,而睡一場好覺就成為了他的願望。

「日常?睡覺和開工,哈哈。梗係想多點時間休息,回到家洗完澡已經凌晨1點多,6點起床上班,有四個半鐘頭睡吧⋯⋯梗攰啦,做嘢你話攰唔攰啊?就算你只是坐喺度玩手機,玩足15小時都攰吧!」他說。

別忘了,他是三子女的父親,是日做夜做的清潔工,但也是一個叫阿東的普通人。

為何有人努力工作,仍然不足以維持生計?阿東的處境在香港不是孤例。根據政府去年公布的香港貧窮人口數據,2017年的非綜援在職貧窮人數達46萬人,佔整體貧窮人口的48.2%。這群在職人士希望自力更生,改善生活水平,可是,收入微薄,仍然活在貧窮線以下。

(資料圖片/楊婉婷攝)

諷刺的貧窮線 觸不到的休假

在職貧窮是指有全職工作,但收入低於貧窮臨界線,而難以維持基本生活需要的人士和家庭。 香港在職貧窮的特徵是撫養壓力高,在職家庭成員少,而且家中往往有最少一名長者或兒童。

在職家庭津貼(前稱「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是政府制訂官方貧窮線下的產物。職津原意是藉「多勞多得」的津貼金額,鼓勵自力更生。計劃只能令兩萬多人脫貧,減少0.4百分點的貧窮率,故被指實際上無助基層脫貧。

樂施會一直長期跟進在職貧窮問題,早年提倡設立最低工資,去年與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生活質素研究中心合作的生活工資研究,也是該會針對在職貧窮問題的政策倡議工作。

對低收入家庭來說,住屋開支最為頭痛。(資料圖片/鍾偉德攝)

香港項目經理黃碩紅早於2007年加入樂施會,當年樂施會發表《有份工但貧窮:香港就業人口的貧窮問題》,要求政府的扶貧政策不應只集中在失業人士,也應關顧在職貧窮人口,並促請政府就最低工資立法。

事隔十多年,最低工資已經立法並且運行多年,近年再加上職津、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等福利政策,基層勞工是否更有保障?黃碩紅指出,在實施最低工資初期,對基層工友帶來很大幫助,本來時薪僅有7元的工友,獲調整時薪到當時的法定最低工資29元(今年5月1日起調升至37.5元)。

可是,最低工資法例卻後勁不繼。在她眼中,最低工資兩年一檢是一大問題,因調整總是落後於通脹,其檢討制度又是另一個問題。「最低工資委員會是一個謎,裏面沒有一個方程式告訴你,最低工資是如何計算出來,討論了什麼也不太透明。不少國家會公開最低工資的計算法則,程式寫得清清楚楚。」

樂施會香港項目經理黃碩紅表示,推行生活工資制度,工人付出的勞力可望獲得相應回報。(高仲明攝)

提倡生活工資 回歸社會公義

問黃碩紅與政府「交手」情況,她總笑說當局也會聆聽意見,不過,政府最後是否採納則是一個謎。即使政府採納意見,落實也要等一段頗長的時間。

「既然要等政府回覆,倒不如我們在社會直接行前一步,與志同道合的商界合作。」她希望連結認同生活工資(滿足僱員及其家庭基本生活需要的工資水平)的企業,辦一個認證的制度,企業亦可從中獲得社會責任的認可。「我們沒期望(大眾)立即表現熱切,也不是要求中小企、街邊的茶餐廳立即接受,而是希望在社會慢慢形成風氣。」

最應該處理是第一次分配—即是在市場上工友應以勞動交換工資。如果市場做得好,那麼就不會有太多人需要政府動用公帑作社會保障,去做財富再分配的政策。
黃碩紅

提倡生活工資,是希望回歸到「社會公義」,讓工人付出的勞力獲得相應的回報,而責任在僱主,不是政府。黃碩紅解釋,現在的職津及種種津貼,實際上是政府對基層工友工資的補貼。

她拋出一個問題:為什麼要由政府用公帑解決工友工資不足,以應付生活所需?「最應該處理是第一次分配—即是在市場上工友應以勞動交換工資。如果市場做得好,那麼就不會有太多人需要政府動用公帑作社會保障,去做財富再分配的政策。」

多勞難以維生 基層進退維谷

執政者要自問,努力在城裏掙扎求生的人,縱有安全網,卻仍半天吊。這樣的福利政策,基層家庭真正受惠嗎?「自從有了(官方)貧窮線後,近半貧窮人口處身在職貧窮的家庭。當中有四成的家庭,收入水平也是低於平均綜援金額。換句話說,在職人士賺到的錢比綜援更少,但他們是選擇工作而沒有領取綜援的。我們怎可容忍有工做都窮,這違反多勞多得的香港精神。(有工作)是應該有更好的生活。」

政府作為最大的僱主,仍然不願意為實行生活工資走出第一步。黃碩紅表示,他們曾經計算過,只要政府付出21億元,便能讓外判工人的工資水平達到生活工資金額。

外判工人工資低不是新鮮事,只是政府似乎無意改善他們的待遇。(鄭子峰攝)

為何政府要當領頭羊呢?「因為某程度上市場是要跟隨政府推動的政策。我們也向政府表達這個想法,他們說會考慮,其實像跌一毫子般(沒有太大影響),但能夠幫到工友好多。」

眼看香港的繁華景象,黃碩紅說那是表象,「如果最基層的人對你笑,那麼這個城市一定是做得好,因為他們仍有希望。但現在你見不到(笑容)。政府絕對有能力再做多點。」只是,政府往往冷處理有關勞工權益的議題,例如是爭拗多年的集體談判權,政府均採取拖字訣。若出現勞資雙方爭拗,往往需要工會介入。問題是,今時今日的工會仍有處理勞資糾紛的櫂力嗎?打工仔不熱衷參與工會,甚至工運,是他們沒有勞工意識嗎?還是工會發揮不了應有的作用而令他們對工會卻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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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60期《香港01》周報(2019年4月29日)《他們的勞動節 也是你我的勞動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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