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100周年】港社運與內地切割 民主與愛國必定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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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間強調「民主」和官方層面強調「愛國」的五四紀念的張力,在回歸之後進一步延續。五四的民主在建制派或親建制的人手中,一來難以彰顯國家話語權,二來具有高度不穩定的元素,所以民主的這層意義在官方紀念中被淡化。因此,官方制度化下的五四,多強調愛國精神,意在透過五四運動加強香港與國家的聯繫。

(此乃《香港的五四百年》系列報道之二)

【五四100周年】從愛國到民主 細看香港身份認同的轉變

民間仍以五四爭取民主、自由和法治。2005年民主發展網絡和多個民間團體發起「燃點民主希望」燭光晚會,呼籲繼承五四的民主精神,爭取實現全民選舉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2009年,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在《紀念五四運動九十周年》中寫到,「面對中國的前景,我們呼籲中國政府: 一,『落實民主改革』、『打擊貪腐』;二,『停止打擊維權運動,釋放在囚異見人士,落實人權及言論自由。』」

(資料圖片)

九七回歸後 持續的對立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暨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鄭宗義意識到,這種對立關係日益劍拔弩張,既造成民間與官方話語的切割,即使站於「民主」旗幟之下的民間也出現切割。他接受《香港01》訪問時分析,「從香港語境說,二十世紀的學生運動,例如火紅時代、國粹派、認中關社(認識中國,關心社會)、反殖反資,這些還是學生愛國反對殖民地的行為。因為對共產黨有迷思,仍有幻想,只是這些隨着文革的結束而消失」;到了八十年代,香港在追求自身民主的同時,仍與國家連結,以紀念六四最明顯,「仍有支援中國民主化」;但到了二十一世紀,「在過去十幾年,香港社會運動者自覺的將香港語境和中國內地語境切割……從反國教到雨傘(運動),有了一個明顯切割,年輕人的本土思潮不斷發展。港人開始爭取自決、自己決定自己前途的權力」;另一邊廂,還是有一些人在講內地的民主化,六四燭光晚會便在講追求民主中國。

八十年代的香港在追求自身民主的同時,仍與國家連結。圖為1989年的香港人聲援北京學生大遊行。(資料圖片/支聯會提供)

重思「德先生」  香港要怎樣的民主

不難發現,當香港前途問題在八十年代被提上議程時,「民主」也成為香港和中國內地對紀念五四話語脫軌、對立的開始,甚至是中港的關係、身份認同轉變的開始。那麼如此關鍵的「德先生」究竟為何呢?一提到「德先生」或民主,人們往往聯想到美國第16任總統林肯定義的「民有、民治、民享」或者「主權在民」。這固然沒有錯。但作為香港與政治中國關係轉變的轉折點,這裏所講的「民主」是一個更為複雜的問題。

五四運動之前,陳獨秀引進西方的「德先生」,號召大家學習接納。那個原版的「德先生」,確應是林肯所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但是,學生當時所理解和實踐的「德先生」是怎樣呢?毋庸置疑,從1919年的社會運動來看,五四可被定性為學生愛國運動;即便把時空拉得更大一點,從文化運動的層面來看,也體現着知識份子的家國情懷。鄭宗義認為,「他們當時理解的民主,一方面是講個人的,但不是一面倒的嚮往個人主義式民主,並不一定嚮往個人先於社會,也沒有一個社會或國家是實行這種個人主義式民主。如果是個人主義式民主就散了,無法凝聚國家的力量,必須有一種非個人主義式民主,所以就是『小我』讓步於『大我』。」言下之意,運動中奉行的「德先生」,似乎並非彼「德先生」。

再看八十年代的中國。在當時的中共領導人鄧小平眼中,人們吃飽肚子,天下就太平了。在一般人眼中,經濟發展也是先於一切的。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系副教授陳學然認為,在當時的環境下,「內地更強調讓人民當家作主,這種當家作主未必是強調一人一票。」這種觀念甚至在今日仍然流行,「為何中國沒有落實民主?對於老百姓來講,誰做皇帝,關我什麼事呢?你讓我有生活的保障,才是最重要的。」相比之下,近現代的香港和西方一樣,「對民主最普遍的理解是『民有、民治、民享』。香港、西方很強調一人一票選領袖的制度得以落實。」

在鄧小平眼中,人們吃飽肚子,天下就太平了。(資料圖片/余俊亮攝)

換言之,五四追求的民主,與今天香港談論的民主存在着差異,那麼當我們在今天強調五四的民主精神時,追求的是怎樣一種民主?鄭宗義指出,單就權力民授、個人自由、政治平等這些核心價值而言,香港追求的民主其實與五四追求的民主沒有區別,至於個人主義式民主,也不構成香港當下民主訴求與五四的分野。「香港所講的民主是否個人主義式民主?我不這麼認為,就算是在西方也有很多學者批評個人主義式民主是不是真的(民主)?人可不可以離開他的社群?個人主義式民主,主張個人就是自由,這些想法究竟是不是民主,又是否最好的民主表達方式,值得深思。」

一般人不會如此從哲學層面討論民主,鄭宗義直言:「今日香港思考的是,從『反國教』到『雨傘運動』可以看出,隨着中港矛盾造成的疏離,港人覺得兩制漸消失,抗爭之後希望切割,最極端的方式就是獨立。」他指出,當中的問題在於港人要的是公民自決還是民族自決,公民自決是有限度的,是尋求建立民主體制,與民族自決並不相同,但在香港,「因為要和內地切割,就將兩件事混合在一起。」

「民主」與「愛國」一直都是詮釋五四精神的關鍵詞,更在意識形態話語下不時對立。(資料圖片/gettyImages)

鄭宗義分析,若從民族自決的視角看,近十幾年來香港所有運動都和五四無關,「五四是他國的學生運動,我們參考而已」,但無論從歷史、經濟、文化還是現實來看,民族自決或獨立都不是香港的可能選項,想要維持兩制的平衡與香港的獨特性,應該爭取公民權利,而從這個角度會看到,在香港追求香港的民主化,與紀念六四、七十年代學運一樣,「發現整個脈絡回到中國的語境,就會看到五四薪火相傳」。鄭宗義強調,這個「中國」是文化的,不一定指向政權。

在鄭宗義眼中,香港和中國內地的民主是一體兩面的,當追求香港民主化,不能缺少思考香港民主化與中國民主化的關係。陳學然則直白地說,「民主」是可以和「愛國」接軌的,也是目前香港應該努力的方向。「本地很多時候拿民主來對抗中共,變成反對國家,我覺得不應該這樣。民主和愛國其實沒有衝突,你追求民主也是為了未來建設更好的中國。」

那麼我們今天究竟應該如何認識,甚至繼承五四呢?請繼續閱讀:【五四100周年】解讀民主不應立場先行 學者:理性也是民主的根

上文節錄自第161期《香港01》周報(2019年5月6日)《從愛國到民主 香港的五四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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