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專業.五】別讓政治奪去教育靈魂──與程介明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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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落幕,但香港的紛亂仍未劃上休止符。面對少年上街示威,大專、中學生罷課,教育界承受着接二連三的批評。每當社會出了亂子,總有人將問題的癥結放在教育上,曾被捧上天的通識科彷彿成為了洪水猛獸,香港大學前副校長、教育學院榮休教授程介明提醒,別錯判香港,更別讓政治令教育及老師失去靈魂。

程介明自四歲後便沒離開過學校:大學時期已執起教鞭,上世紀七十年代創立培元英文書院,多年來鑽研教育政策,活躍於本地以致國際教育界。早於1982年,國際教育專家訪港,檢討香港整體教育狀況之後,建議香港教師應該成立一個專業組織,成為教師在學校以外進行專業交流及互相促進的專業發展平台;此組織的成員,應該不分等級及類別,最終目的是為了學生利益而讓專業教師集合起來。兩年後,政府回應指未見需要,但可邀請教育界自行訂立守則,提升教師的專業精神。1986年,教育界成立「守則籌備委員會」,程介明是委員會的主席,委員會討論及參考其他地區經驗訂立守則。而1994年守則推出後,程介明成為教學人員專業操守議會首任主席,惟迄今一個屬於教師的專業議會尚未成立。

反《逃犯條例》修訂所引起的抗議浪潮持續,不少年輕人走上街頭,其間亦有教師捲入發表仇恨言論事件當中,教育界進退失據,一方面面對煽動學生的批評,另一方面被提點要謹守「教師專業」。程介明說,教師是一個專業與否,早於七十年代也頗有爭論,而判定教師屬專業的最根本原因在於教師不能只跟從規矩、按本子辦事,有着專業自主(Discretion)。專業自主是教師專業的核心價值,以服務對象的利益為重,這繼而衍生問責問題。

8月22日,有中學生發起集會表達訴求。(資料圖片/鄭子峰攝)

教師專業 貴在自主自覺

已故英國教育學者Maurice Kogan在1985年提出「教育問責」(Educational Accountability),可分為三方面:

1. 行政問責:遵從法律條例、教育政策、校規等等;

2. 市場問責:令學生、家長、未來僱主等服務對象感滿意;

3. 專業問責:根據自身專業知識、判斷及經驗,以學生全面發展及長遠利益依據 。

程介明指出,三者中專業問責最常遭忽略,而專業問責附帶着教師的專業權利如因材施教的權利,因此需要一套專業守則用作制約,《專業守則》據此而撰成。

守則制訂時,香港社會未趨泛政治化,但社會在變,當教師不再單純依自身使命教書,便會引起各式爭論,然而教師專業自主權不單帶來更大的責任,當中的道德包袱亦可能重於常人。社會道德標準在變,程介明強調《專業守則》並非死硬規條而是道德原則,需要倚賴教師專業判斷,執行時自覺才是最重要,認為當下形勢正好促使教師檢視反思各種底線。

香港教改由董建華時代開始,董建華早前批評通識科失敗。(團結香港基金圖片)

香港教改由董建華時代開始,2000年教育統籌委員會發表《終身學習.全人教育—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後,教改雷厲風行,當年被稱為「教改三頭馬車」的梁錦松、戴希立及程介明到處推銷改革目標,香港遂陸續推行母語教學、三三四高中課程及考試改革等。十九年過去,本地教育制度經歷巨大變化及惹來不少質疑,當中通識教育由選修到必修必考,推行至今爭議未曾止步。

當年,推行通識教育的原意是讓學生拓寬學習領域,應付全球化下不斷變化的經濟環境及多元社會發展。這些目標益處多多,因而獲得多位位高權重人士力捧,只是時移世易,劇情今天倒轉上映。董建華公開批評通識教育「失敗」,令年輕人「出問題」,需要想辦法改變;官媒《人民日報》海外版頭版上月底(8月28日)發表評論文章批評教協煽動學界「強力表達」政治訴求,當中亦有提及通識科,指它原本旨在培養學生批判思維和獨立思考能力,卻被「別有用心者」挪用以輸出偏激政治觀念,提出香港平息風波後應「對通識課程和國民教育糾偏補缺,從機制設置上避免政治黑手伸進校園」,讓愛國愛港教育深入人心。

程介明當年沒有參與通識課程的設計,如今,已退休的他定期在報章撰寫教育評論,近日談得最多的卻是通識教育:

「因為社會上的政治撕裂而遷怒學校裏的一門學科,那是很奇怪的。裏面的思路大約是:一、目前的社會不安,主要是學生與年輕人;二、學生與年輕人的行為,教育要負責;三、教育的罪過,在於教師唆擺學生;四、而這種唆擺,是由於有了通識課;五、通識課的罪行,在於開放出很大的空間。這裏的每一個環節,都只是猜想與誤解,難以站得住腳。」
港大前副校長 程介明

程介明認為,因為社會上的政治撕裂而遷怒學校裏的一門學科,那是很奇怪的,而且很難站得住腳。(羅君豪攝)

「他們太看得起教育,將它的作用看得很大。」眼見通識科變成政治戰場,程介明這樣形容當下極力批評該科的人。他指出,教育並非機器可生產一模一樣的學生,在社交媒體影響下,教育的作用被削弱,「教育的功能有限且受社會制約,雖然說教育為了未來,但目前為止,教育都是傳遞舊有東西。」他解釋,並非說教育沒有前瞻性,但知識並非僅靠教師將課本內容灌入學生腦袋裏,更靠學生不斷與外界接觸、獲取不同經歷,逐漸形成對問題的看法,每個人經歷不同,自然得出不同的結論。

「有人說通識教育通通不識,教師也不明就裏向學生宣傳反共等等,這完全沒有根據。」程介明說,不排除有個別老師這樣做,但整體氛圍並非如此,不少老師都下了不少教學工夫,通識亦並非只談政治。通識課程的六個單元,現代中國與今日香港各佔其一,其餘是人際關係、全球化、公共衞生、能源科技與環境。他強調,通識科的好處在於學生能學習分析,利用論據支持論點,讓學生在變幻莫測的社會中,擁有獨立思考、尋求明辨的能力。

上文節錄自第178期《香港01》周報(2019年9月2日)《 與程介明對話—別讓政治奪去教育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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