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理非對話.三】「無大台」與「不割席」 政府可以找誰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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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說:「現在這個運動就是沒有大台,如果今天有一個人說他出來代表,後面的人會說你不能代表我,這要怎麼處理呢?現在的泛民確實沒有影響力,也有自身的顧慮,那究竟誰有資格去帶出這些討論?」

對於Kay的疑問,黃梓謙嘆道,從政的人不只要尊重民意,同時也應該帶領民意,但可能出於個人能力、性格的限制,也可能是基於其他因素不願意出面,當前能帶領香港的政治人物確實不多,也間接造成了目前「無大台」的難題。

承接上文:
【和理非對話.一】五大訴求 真的缺一不可?​
【和理非對話.二】缺乏互信基礎 港府需先取信於民

「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別無他法,只能把所有精力放在與『和理非』的溝通上,建制派已經對港府有一定的信任,但『和理非』對政府的信任是不足的,因此現在的重點是與『和理非』的對話,否則他們如何願意與極端暴力分開?」黃梓謙建議,政府可以尋找形象較為中立的民間團體,代替政府進行對話,或能增進「和理非」參與對談的意願。

當黃梓謙再次提到應與「勇武派」割席時,Kay也再度強調,「和理非」不會選擇割席。

「絕大多數『和理非』都不願意割席,在現在的社會氛圍下你說割席會被人攻擊的。每個人都有各自對割席的定義,那你是不是讓他們自己去談,只要沒有做任何暴力或者是違法行為的人都可以去談,大家各自做各自的事情。」Kay表示,要讓「和理非」願意出來對話,前提並非要求他們先與「勇武派」割席,這作法不僅不現實,也會讓想要對話的「和理非」因害怕受到譴責而卻步。

Kay認為勸諫勇武派不一定要跟他們割席,她舉例指出818遊行沒有大衝突,主要原因便在於「和理非」事前的呼籲。(資料圖片/羅君豪攝)

對此,黃梓謙亦對他所理解的「割席」作出補充。「所謂的割席是『和理非』願意出來說我們要冷靜下來,不要再暴力了,我們要進入下一個階段,這個階段就是坐下來尋找方案。如果大家把這種聲音變成主流,那我們就真正進入第二階段,但現在都沒有這個迹象。」

但Kay則認為勸諫「勇武派」的方式有很多種,並非一定要與他們切割。她舉例,在818大遊行當天為何沒有發生大規模衝突?主要原因便在於「和理非」事前的呼籲。

「大家不割席不代表不會勸,如果政府真的有誠意、給出多數『和理非』能接受的方案,大家會用不同的方法去勸前線的『勇武』,我是真心這樣想的。就像面對小孩,不斷地罵他沒有用,但如果說我建議你這麼做,因為這樣做有多少好處,那效果可能不一樣,你要設身處地,用他們的語言與他們說話,而不是說我跟你是不同邊的。」Kay建議,如果真的希望「勇武」暫緩行動,比較好的方式應該是宣傳「這回合讓『和理非』多做一些工作,讓前線『勇武』的朋友暫且休息」,這樣的說法,顯然比譴責「勇武」、與他們割席好聽的多,她也認為這是很多人心中的想法。

黃梓謙認為,反對對話的人若沒有提出另外的解決方法,是很不負責任。(資料圖片/高仲明攝)

對於Kay的建議,黃梓謙表示贊同,同時他也提醒港府,在對話前務必想好能給出的承諾讓「和理非」能有所交代,以免被其他反修例支持者視為毫無作用的「叛徒」,反而讓「和理非」失去角色。

為什麼要對話?在相同與不同間找出答案

「一個成熟社會有公民運動我是非常支持的,這是進步的價值觀體現。但是一場運動有很多崗位的人,有些人擅長談判、有些人擅長文宣、有些人則是暴力抗爭,你不能說有哪種方法是唯一的方法,但是哪個時段需要哪一種人?一場社會運動的開啟通常都比較激烈,慢慢到中間政權有反應了,要與市民進行溝通時,擅長談判的人就要慢慢取代『勇武』在運動中的角色。」黃梓謙指出,如果我們用極端暴力的行為使政府做出讓步,這可能導致最差的結果,因為大家會認為「原來透過暴力才能爭取」;但若雙方展開對話,政府可以說是通過一段時間與市民的溝通過後,總結到廣大的民意所做出的妥協,而非受到「勇武」的壓力所迫。

「所以為什麼我說非常反對『反對對話的人』,因為反對對話的人若沒有提出另外的解決方法,這是很不負責任的。」黃梓謙不斷強調,有對話才有找出解決方案的可能與空間,反對對話的人勢必要提出對話之外的解決方案,並且說服大眾「為什麼這個方案比對話更好」,才是面對重大矛盾時負責任的態度。

黃梓謙與Kay的最大共通點,或許在於他們都想要解決問題,且都在問如何能解決問題。(資料圖片/羅君豪攝)

而Kay也認同,基於互信基礎不足,光譜兩端的人一時間或許難以直接對話,但若從與身邊親近的人做起,再藉由他們與離自己光譜較遠的人進行溝通,中間便有很寬闊的對話空間,能找出彼此的共通點,而非「我與你有不同意見就要跟你割席」。

在兩個多小時的對談中,其實黃梓謙與Kay在許多問題的細節上,原本都存在着「並不細微」的差距,例如對極端示威者的接受程度、對中央的信任與否、以及港府是否「以法治民」、「白色恐怖」等問題都抱有不同看法,但最後他們也歸納出幾點共識,包括「五大訴求」不應再淪為空泛的口號,而是對於獨立調查委員會、雙普選等具體內容好好思索;政府必須給出具體回應,哪些能做?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為什麼?都應該由政府先行解釋,並提出一個可能的替代方案,而非兩手一攤、莫可奈何。

兩人最大的共通點或許在於他們都想要解決問題,且都在問如何能夠解決問題?香港經歷了如此漫長、波折、且傷痕累累的抗爭與撕裂,許多人在情緒稍稍平復時必定也曾在心中自問,究竟事件能如何落幕?我們或許尚未做好準備,與仍帶有疑慮和敵意的政權進行對話,但當面對同路的夥伴們,你是否願意敞開心門、在「相同」與「不同」間找出答案?

上文節錄自第179期《香港01》周報(2019年9月9日)《從抗爭走向對話 香港人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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