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記者時代下 專業媒體該如何自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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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是一代代報人自我鞭策之風骨,「針砭時弊」、「激濁揚清」則是社會對新聞媒體的責任期冀;然而,網絡的發達、科技的進步、社運的蓬勃,促使媒體有了更豐富的呈現,也造成更複雜的影響。持續近五個月的反修例風波,正正與「新媒體」的崛起不無關係,也令我們不得不反思媒體的角色——當「人人都是記者」、當「同溫層」牢不可破、當「假新聞」頻繁湧現,媒體人還應該怎樣撰寫「歷史的初稿」?隨着反修例示威持續,警民衝突升溫、藍黃街頭動武,成為香港日常寫照。有了新聞媒體的報道、社交媒體的帖文、以及WhatsApp和微信等通訊平台的傳播,使得一幕幕驚心動魄的畫面,連同一發發揮之不去的催淚彈,直闖香港人的心坎。只是,當人人寄望透過各種媒體了解事態發展、掌握世界脈動,偏偏它既主宰我們看見什麼,也主宰我們看不見什麼。

荃灣中五生中槍一事,不同光譜的媒體所呈現的是幾乎如平行時空般不同的畫面。(資料圖片/梁煥敏攝)

以10月1日荃灣中五生中槍事件為例,代表兩極政治光譜的媒體,所呈現的幾乎是兩種現場。據《蘋果日報》描述,「一名警員疑倒地受多人襲擊,其中一人左手持雷鳴燈長槍,右手持點三八手槍指向人群再突然衝前,期間一名抗爭者疑持鐵通欲襲擊向該警右手,警員隨即把手槍指向對方胸口,未作警告即開槍,該抗爭者隨即中槍倒地……大量鮮血由其左邊胸口流出,但開槍警員未有理會,反而把另一名上前欲協助傷者的抗爭者撲倒在地喝止和制服」;《大公報》則形容,「被圍毆受困之下,一名警察表現英勇,果斷拔出隨身左輪手槍喝止暴徒,之後孤身趨前,嘗試用腳踢開暴徒,為同袍解圍,不過一名暴徒無視警告,不肯後退散去,更衝前以鐵棍猛擊警察持槍的右手手臂……暴徒更以鐵棍插向警察腹部。儘管手臂受重擊,持槍警員仍堅持緊握佩槍,避免跌槍讓暴徒搶走,並隨即開一槍制止暴力」。

事實上,由港大學生會校園電視台拍得的中槍片段,事發後經10倍慢鏡處理,已迅速在網絡和媒體上廣為流傳,而不同背景的發布者則以此呈現從不同觀點與角度切入的報道。

(香港01製圖)

當人人都是「記者」 什麼才是「新聞」?

過去,人們主要透過傳統新聞媒體接觸外界,隨着網絡發達、科技進步,催生「網絡個人主義」抬頭,也造就「舊媒體」之轉型和「新媒體」之崛起——「數碼革命」改變了大眾社交和了解時事的方式,人們不再依賴傳統媒體獲取新聞資訊,而是可以主動透過網絡傳播訊息、凝聚共識、建構身份、甚至動員社會,藉此創立以自己為中心的群體。這使「公民記者」應運而生,也令「傳統報道」漸趨碎片化、流動化、個人化,衝擊着「新聞媒體」的定義。

「你可更相信新聞學(規範下的新聞),因為報道不只有事實基礎,記者也會獨立查證、補充資料,而非一面倒或挑選最有利的角度去呈現。」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助理教授鍛治本正人(Masato Kajimoto)這樣理解「新聞」。他出生於日本,負笈美國學習新聞學,曾在CNN當記者及編輯,隨後到港攻讀博士。

鍛治本正人認為,在社交媒體散播的信息,如未被核實就是「傳言」,若有事實基礎則可稱為「新聞」,但仍非全可與受新聞學規範的「新聞」相提並論。他總不厭其煩地教導學生,要小心分清報道中的「事實(fact)」、「真相(truth)」和「意見(opinion)」——「事實」是眼前發生的事,「真相」是事件來龍去脈,最具殺傷力的是「意見」。他有感大眾尤其難以分辨「事實」與形形色色的「意見」,有的「意見」基於嚴謹的研究或縝密的思考,但有的「意見」由情緒引發,實則毫無意義,也與新聞學沒有什麼關聯,例如形容示威者是「曱甴」或警察是「狗」的政治信息,「沒有人會質疑這種信息是否屬實,因為雙方都明確知道對方是人。信息重點在於妖魔化政治光譜上的另一方,而不幸之處在於,新聞學的影響力不及政治信息,充滿情緒的信息令人更難理性思考。」

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助理教授鍛治本正人。(歐嘉樂攝)

世界各地都面臨着媒體轉型的挑戰,台灣也不例外。台灣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專任副教授兼任系主任胡全威也認同,「新聞」的定義已經悄然起變,因為傳統媒體已不再是唯一的消息來源和發聲渠道,人人都可透過社交媒體發布和傳播資訊,令訊息傳播的管道變得更加多元、分散,「以前的新聞是由幾所大媒體公司發放出來的信息,現在的新聞就是我們在Instagram、Line、Facebook看見的東西,朋友告訴你發生什麼事情,也可以稱為新聞。」

當什麼都是「新聞」 怎樣才是專業「報道」?

以往,傳統新聞機構透過衡量事件的時效性、影響性、顯著性、接近性、衝突性及趣味性等,判斷「新聞價值」;但當人人都是「記者」,而什麼都有可能成為「新聞」的時候,怎樣才算是專業的「報道」?

鍛治本正人認為,社交媒體與傳媒機構仍然有別,而記者的工作是深入發掘事件、為受眾提供更具價值內容,「(社交媒體)利用電話拍片已經足夠,但對記者而言,你要明白原因,為什麼他會只打他?當中有什麼衝突?記者需要調查這些。」在他眼中,專業記者應利用時間調查真相而非報道單純的事實或當下的情況,否則這與社交媒體用戶無異。以當下每分每秒都被直播紀錄的反修例風波為例,除了現場直播外,「公民記者」可將事件拍攝後立即上載至互聯網,而「傳統記者」則要經過嚴謹的撰文、編輯、審批,在時效性上的確沒可能「打倒」社交媒體;不過,鍛治本正人仍然寄望專業記者能為事件提供更多解釋,「人人都覺得自己明白當下發生的事情,因為他們已經閱讀太多社交平台帖文」,但亦可能因此陷入盲點,掌握不到全面的事實。

「公民記者」在數碼時代中應運而生,衝擊着「新聞媒體」的定義。(資料圖片/梁鵬威攝)

時至今日,現場直播已不再是電視台的專利,而現場直播的普及,亦的確在反修例風波中發揮強大影響力。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於8月中旬發表《媒體直播——民意對警民衝突的判斷》一文,論及直播對民意的影響;當中提到,「媒體現場直播」成為市民最重視的資訊來源,高達8.12分(10分為最重要),遠超「傳統媒體」(6.85)、「社交媒體」(6.01)及「通訊程式」(5.35)。值得一提的是,在各個媒體的現場直播中,有別於以往電視台記者的客觀、旁觀形象,個別新媒體記者顯得相當投入、甚至不時流露個人情感,例如《立場新聞》「手指哥哥」和「立場姐姐」,就因旁述風格獨特而備受觀眾歡迎,而香港電台助理新聞主任利君雅,則因在直播的記者會中「爆seed」追問特首林鄭月娥「尋晚成晚去咗邊」、「講人話啦」,令市民有感「大快人心」,而被稱為「新聞女神」。

這一度引發不少爭議——當記者在報道中滲入情緒,如何確保新聞專業?而外界對專業新聞的標準,又有否隨時代改變?就此,上述兩位《立場新聞》記者陳裕匡和何桂藍,曾在港台節目《鏗鏘說》現身說法,認為市民只是把對「無面孔」示威者的情感,寄託有姓名有身份的記者身上;他們又坦言,身處社交媒體時代,記者根本無法控制傳播效果,即使是相對公正的直播,在後期傳播中也會受觀眾自身立場及喜好所影響——觀眾傾向傳播自己喜歡及與自己立場相同的視頻,反之則石沉大海。

很多人都覺得自己明白當下發生的事情,因為他們已經閱讀太多社交網站帖文,但亦可能因此陷入盲點,掌握不到全面的事實。(資料圖片/曾梓洋攝)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梁旭明相信,在香港的新聞生態文化下,對觀眾來說,「看什麼媒體就代表支持什麼立場」,為了顯示自己「立場堅定」,他們通常又會「貫徹始終」地支持某媒體,而他們對媒體的「刻板印象」,正主宰着所謂的「媒體公信力」。不過,她指出,受眾對媒體「非黑即白」的認知,其實由受眾和媒體雙方共同造成,當前者選擇以「立場」決定「媒體」,後者同樣為求吸引受眾而將新聞商品化及普及化,以迎合讀者口味、情緒和立場為依歸,並把複雜的問題過分簡單化。對此,鍛治本正人亦坦言,記者往往只報道「重點」而非「一五一十」,該過程本身就經過「取捨」,會挑選支持有關重點的材料。

有趣的是,當觀眾不時批評媒體報道總以「立場先行」時,觀眾同樣也以「立場先行」來評價媒體;梁旭明認為,若媒體直接表明有立場,也是一種廣義上的「持平」,例如有媒體明確表示「我的立場就是我有獨立的立場」,它未必在每篇報道中平衡各方聲音,但對整個社會而言,可以平衡和約束某些權貴的聲音,「也是相對於香港制度失衡的平衡。」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梁旭明。(資料圖片)

當記者「參戰」 如何行使「第四權」?

外界總寄望媒體做到「客觀、中立、持平」,不幸的是,香港沒有任何媒體可以兼顧不同政治立場的受眾。在《逃犯條例》修訂風波下,社會陷入空前撕裂,某程度上也在「迫使」媒體和記者要「選邊站」。香港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陳濬靈觀察到,在反修例期間,部份作為「報道者」的記者,在報道時背負着「參與者」的身份。他坦言兩者不應並存,但明白任何香港人面對如此大的動盪都不能獨善其身,故理解有關報道未能保持客觀中立;他又反問,「如果記者阻止警察或者示威者做想做的事,這是否合理?……專業道德是否容許?這需要新聞行業自行維繫。」

然而,當記者基於不同理由放棄專業,談何行使「第四權」?

「在這次運動中,效果上大家或會覺得媒體偏向運動,但這並非出於立場偏向,而是基於他們的監察權。」李立峯這樣為「媒體或記者參戰」解畫——媒體要在行政權、立法權及司法權外,充當監察的第四權,並制衡上述三權,因此他們理所當然要承擔監察和批評權貴的責任;而由於政府擁有三權,所以媒體行使「第四權」時難免會出現較多批評政府的情況。

香港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陳濬靈。(歐嘉樂攝)

他續說,香港媒體向來都有立場,並由此主宰議程設定,而他相信當下大多數的傳統媒體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專業中立」,即在有立場的同時,又不至於被立場所蒙蔽、不會因而不判斷不批評,就算有明顯傾向也有不會逾越的「程度」。李立峯又提到,五年前在「雨傘運動」中應運而生的網絡媒體,曾開宗明義表明自己異於主流媒體,「實際上可以說是香港社運的一份子,他們自己也不會否認的」,但今天情況已有所不同,因為香港出現了一些具新聞專業背景的網絡媒體,像《香港01》、《眾新聞》等,都強調其定位為「專業的新聞工作者」,而非從社運背景中走出來,這說明現在香港的網絡媒體正在向專業新聞主義靠攏。

權力是維護人民權利的公權,但在反修例風波的脈絡下,有多少媒體和記者以行使「第四權」之名偏向運動,對極端行為視而不見?有多少媒體和記者高舉「第四權」的道德金牌,卻未能成為《國王的新衣》中說真話的小孩?那麼,又有誰可以制衡這樣的「第四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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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87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1月4日)《全民記者時代下 專業媒體該如何自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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