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溫層」之亂 「從眾」四大後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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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逃犯條例》修訂爭議引發的連串社會運動之中,媒體的作用舉足輕重。隨着新媒體的崛起,傳統媒體不再是唯一的消息來源和傳播平台,人人都可以是資訊的生產者和傳播者,亦傾向選擇與自己意識型態相近的媒體,而排拒接收與自己立場相反的資訊,令「同溫層」現象湧現。這道壁壘的加固,與「從眾」心理不無關係,更潛藏了影響我們生活的四大後遺症。

當一場運動,只有兩種立場,大眾如何清醒同行?(資料圖片/梁鵬威攝)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教授、《紐約時報》前記者Samuel G. Freedman於2006年出版了《給年輕記者的信》(《Letters to a Young Journalist》)一書,他在起首寫道:「在網誌、清談節目、互聯網及電視廣播的狹隘世界中,沒有人需要面對與自己信念相矛盾的事實及分析……媒體不再是互換各種觀念的市場,而是意識形態的回音室……以篩選及整理每天事件為理念的傳理學成為了左派及右派也會嘲笑的話題。」十多年過去,情況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不禁要問,為何媒體不是各種觀念交流交鋒之地,而是深化極端偏執思想的回音室?

同溫層與「從眾」不無關係。所謂「從眾」,就是人們的想法、感覺及行為會受他人影響,繼而改變自己的行為及信念,為求自己與群體一致。這源於群眾所帶來的資訊性影響力(informational influence)及規範性影響力(normative social influence):前者提出基於資訊有限,人們便會觀察別人如何抉擇,從而協助自己下決定;後者強調在社會規範、同儕壓力及團體迷思下,人們即使有自身想法,也會順從主流觀點,以免遭到他人排斥、被視作異類。上述兩種社會影響分別衍生「私下接納」及「公開順從」兩種現象,並一同導向依循眾人行為的結果,著名的「電梯實驗」正正反映人們易於從眾、甚至盲從的本性。

在路上圍觀湊熱鬧、聽畢音樂會後起立鼓掌……這些日常生活中的從眾行為,可見即使人們不是真心或全盤相信,也會不知不覺地仿效。「我們總希望自己既是群體一分子,又有獨特之處,人往往在這兩個需求中拉扯生存。」香港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陳濬靈解釋,儘管人有時想標奇立異,但人天生是群體動物,肩負多種不同群體身份,難以離群索居—院校、職業、支持的球隊、以至政治立場,大家渴望加入群體,本能地將自己歸邊,以滿足互信及群體認同等情感基本需要。因此,從眾心理無可避免。問題是,它可帶來同聲同氣的效果,讓人得到共鳴及認同,但一旦建立意識形態的圍牆,便可能變得神聖不可侵犯,後患無窮。

人是群體動物,從眾心理無可避免。(資料圖片/高仲明攝)

後遺症一——自行篩選,偏聽偏信

大眾傾向依附相同興趣及理念的群體屬人之常情,而社交網絡及即時通訊工具的出現,除了令我們更易走進群體,亦會出現「確認偏見」(confirmation bias)。簡單而言,人會有意無意間以個人取向作標準,篩選資訊種類及來源;在社交媒體演算法推波助欄下,久而久之只會接觸與自己價值觀一致的報道,亦傾向相信自己已身處客觀和真實的新聞環境中。

「你看《大公報》、《文匯報》,就繼續看《大公報》、《文匯報》;你喜歡《蘋果日報》、《立場新聞》,就繼續看,結果大家永遠不能聊天,因為同一件事,大家所接收的資訊都不同。」陳濬靈認為,事件總會有不同角度,但當大家只聆聽合意的角度,個人理念及意識形態會不斷被鞏固,久而久之便沒有任何思想衝擊和交流,令各方立場與價值觀漸行漸遠,難以消除分歧。

陳濬靈說,同溫層現象令大家只想看見與自己相同意見的資訊,「大家並非在搜集資料,而是有前設,接着去尋找一些符合自身判斷的資訊,所以來來去去看的都是這些資訊,一旦發現與自己認知有所偏差就說是假的、不算數。」以反修例風波下多場警民衝突為例,示威者眼中的「黑警」,被內地人形容為「英雄」;而被當局斥為「暴徒」的激進示威者,則被支持者封為「勇士」—這無疑都是同溫層之間難以對話的寫照。

當個人理念及意識形態會不斷被鞏固,與不同立場的人溝通便會難上加難。(美聯社)

後遺症二——急於表態,情感主導

基於確認偏見,在訊息碎片化、傳播幾乎零成本的互聯網時代,以圖片和短片為中心,社交平台更看重易於傳播、獲讚數較高的內容,亦較為忽視內容的質素。陳濬靈打趣說,大家分享轉載,不外乎為獲取認同,「如果沒有人讚好,大家會不開心。當大家傳遞資訊時,也會考慮有沒有人會喜歡。」

「無領袖、無大台、無臉孔」,不少媒體這樣形容反修例風波。在往日的社會運動中,主流媒體也將鎂光燈集中在示威者的面孔之上,但當「沒有大台」成為運動參與者的共識,記者及大眾只好在論壇、社交媒體平台及通訊軟件中追尋零散的信息。

社交媒體追求即時、速度至上,傳媒與往日相比更難把關,查核事實的時間也遭壓縮,遑論那麼急於就話題即時發表看法的意見領袖;同時,基於資訊氾濫,用戶只會按標題決定是否點閱,或憑既有立場貼上標籤,那麼,人們與事實之間的距離究竟拉近或更遠了?陳濬靈表示,社交媒體平台易於傳達簡短信息,他甚至懷疑沒有太多讀者會認真閱讀長篇帖文,便倉促留言;然而,由於社交媒體追求用戶的即時回應,當用戶急着表態歸邊,便少了理性思考及討論空間,這樣的傳播操作會使觀點變得相對簡單,更易造成分化。

他解釋,基於演算法及不同政見,各人窺視的世界有天淵之別,社交平台的本質是市場營銷工具,當你讚好某一觀點或產品,與它相近的帖文必然在你的社交平台接踵而來,「它只會迎合你的口味,推送你喜歡的東西,當你每天倚靠這些渠道收取資訊,(資訊面)會變得狹隘,始終它非全是客觀、經查核的事實,這樣大家便變得愈來愈歸邊及極端,淪為情感操控,你一是恐懼、一是憤怒,甚至仇恨。」

社交媒體追求即時、速度至上,傳媒與往日相比更難把關,查核事實的時間也遭壓縮。(資料圖片)

當社交媒體、通訊軟件、媒體直播成為受眾的資訊來源,在即食文化下,一些事件裁掉前因後果,或只剩下煽情的畫面。例如7月30日,一名警署警長在葵芳港鐵站外兩度舉起散彈槍指向群眾,擘槍畫面當刻在社交平台瘋傳;陳濬靈強調並非為他人說項,但他擔心大眾只從片段得知片面資訊,沒有前因,亦欠缺後續思考,令社交媒體變成一個表態平台。

「社交媒體會影響判斷,你單看一片段必然會憤怒,我並非說你要中立,但這對整個局面毫無幫助。」他接着說,現時大部份的政治議題錯綜複雜,沒有人知道所有事實,大眾無可避免需要從他人之說了解事件,又或跟隨他人在不同平台上的呼籲作出行動甚至批評。這未必代表大眾沒有深思熟慮,但他提醒:「既然你不知道所有真相,變相指摘時要更小心,雙方也要記着自己沒有全部事實,所以才需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何以這土地淚再流……」在這五個月來,市民除了遊行集會表達訴求外,不同類型的抗爭亦遍地開花。被網民封為「香港之歌」的《願榮光歸香港》於8月底在Youtube發表,自此在全港各區快閃高唱,數以百計的港人在午膳、下班時分或假日,一同隨着音樂合唱,期間在商場中庭轉圈跳舞,高呼「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等口號,旋律迄今縈繞不散。陳濬靈看在眼內,直言這種「團結」很危險,有關舉動無疑能團結大家、提升士氣,但亦變相更難創造獨立思考及討論空間,遑論多元聲音。以特首林鄭月娥於9月4日宣布撤回修例等四大措施為例,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的民調結果顯示,有逾75%受訪者表明「不收貨」;陳濬靈好奇,「究竟有多少人是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當那些民調結果並非100%(缺一不可),你一方面叫口號,但另一方面你並非完全相信這回事?」無可否認,民調結果有參考價值,但市民訴求各異,不可全然作準,而集體主義影響獨立判斷,這是大眾需要提防的。

市民除了遊行集會表達訴求外,不同類型的抗爭如商場大合唱亦遍地開花。(資料圖片/羅國輝攝)

後遺症三——齊為正邪定分界?

香港社會運動處於進化階段,由五年前雨傘運動中的互拆大台、互相推卸,變為今天的「不割席、不譴責、不篤灰」,但不難發現,在示威者的圈子裏,一有絲毫異見便會沾上「分化」的污名。當思想流於非黑即白,意識走向極端,是長期活於同溫層的後遺症之一。

所有示威者都是暴徒、警察都是黑警……這些說法充斥着整個社會,兩方陣營急着為對方定型,將身份與舉動統統劃上等號,這「一竹篙打一船人」的現象在香港並不罕見。陳濬靈形容:「你投票給建制派便是蠢人、沒教育水平,(貪圖)蛇齋餅糉;票投泛民、本土派的選民才是真香港人,這些歸邊是不公平及不合邏輯的。」這些以偏概全的想法在日常生活比比皆是,而複雜的政治光譜及價值判斷成為一個只有兩面的銅幣,「大家會自然歸邊,但其實不只有兩邊。」

現時陳濬靈參與港大心理學系社區行動研究組的工作,主要研究示威者變得激進的演變因素、家人關係與政治意見可以如何處理等。他曾在《南華早報》寫下對這場運動的觀察,當中提到社會兩極化及去人性化的問題,在立場就是真相的時代下,社會漸趨兩極,不論對社會氣氛還是人際關係,也會造成負面影響。網絡世界的對立早已蔓延至現實世界當中,近日曾出現青年與家人疑因政見不合引起爭執,繼而輕生的新聞事件,他慨嘆長久下去,對大眾的心理健康、以致本港公共衞生所造成的破壞難以想像。

陳濬靈指要提防政治立場之別變成道德批判。(歐嘉樂攝)

「為什麼支持警察執法就是正邪不分?這是有趣的地方。」自運動發酵至警民衝突後,「黃藍是政見,黑白是良知」這句口號漸漸冒起,敵我矛盾日漸明顯,從雨傘運動中政治立場的藍黃之別,演變成道德批判的分野,他認為,以個人的政治決定界定人性很危險:「大家很快將對方歸邊—他所做的是反映了他的人性,而非環境所催生出來的行動。」

後遺症四——我的常識不是你的常識?

對民主發展而言,媒體是很重要的影響因素。媒體數量變多,好處是不再有一家之言,但壞處就是民眾開始缺乏共同的說話基礎。台灣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專任副教授兼任系主任胡全威解釋,儘管民主政制是多數統治,在決定政策前仍應尋求多方共識,當中包括客觀事實與價值判斷,而傳統媒體的功能在於為大眾建立共同的認知基礎。

他解釋,媒體沒可能百分百呈現社會真實,亦有自身價值取向:如一方說台灣與兩個邦交國斷交,批評總統蔡英文施政糟糕;另一方說聯合國邀請蔡英文發表演說,台灣越受國際重視,兩方觀眾所看的焦點及客觀事實並不一樣。當社會事實是一回事,媒體事實是另一回事,而不同同溫層所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樣時,便難以有基礎展開對話及達成共識。

台灣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專任副教授兼任系主任胡全威認為,傳統媒體為大眾建立共同的認知基礎的功能已慢慢褪色。(受訪者提供)

這一代活於互聯網時代,網絡成為傳播資訊、孕育觀點的土壤,大家在接收信息上有如此巨大差異,只是人們沒有試圖離開「回音室」,反而主動或被動地參與其中:我們先按個人偏好篩選資訊,再由新媒體的過濾機制篩選,結果每人活在過濾泡泡當中。如台灣的同婚合法化公投被否決,便令一眾活在社交網站中的年青支持者當頭棒喝,面對結果逆轉,胡全威形容:「他們無法理解這個社會為何有不同的聲音,因為這與他們所接觸到的『common sense(常識)』,是多麼的不一樣。」同溫層之間欠缺共同感會造成可怕後果,「你怎樣去說服對方,你的事實、價值觀跟對方的不一樣,完全沒有共識可以坐下來說話。」公共討論變得異常困難,因為連事實的共識也不復存在。

在廿一世紀如何面對資訊、清醒同行?從自己做起,也許就是最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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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87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1月4日)《「同溫層」之亂 「從眾」四大後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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