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醫護罷工】道德綁架、政治正確——患難中香港變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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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被禁錮的城,只有不離開的愛。」——武漢肺炎肆虐逾月,人命關天,全國各地先後有近6,000名醫護人員趕赴湖北支援抗疫工作;但千里之外的香港,有醫護工會發起聲稱逾9000人參與的罷工,圖迫使特區政府「全面封關」隔絕內地人,防止疫情在港蔓延。沙士(SARS)的慘痛教訓的確歷歷在目,「自救才能救人」也是人性使然,但連日的「罷工」及「封關」紛爭夾雜不少情緒和偏見,有的高舉「政治正確」,有的綁架「道德綁架」,實在難以聚焦科學討論,更令香港相形見絀。失卻昔日耀眼的理性、友愛和包容,香港雖尚未封關成孤島,心態上卻已自成孤島了。

相信有人會馬上反駁,「不要『道德綁架』香港人,也不要『道德綁架』香港醫護」云云,甚或有人會揶揄,「這麼大愛,你『道德綁架』自己好了,支持你去湖北抗疫,也支持你到病房體驗前線壓力」等等——這種情緒宣洩,可以一笑了之,但無助於討論甚至解決問題。不過,關於「醫護罷工」的論爭,我們倒可以從「道德綁架」說起。

如果醫護團體認為「全面封關」是隔絕病毒的最理想的方案,應該和特區政府理性討論,而非發動極端抗爭。(梁鵬威攝)

誰綁架「道德綁架」?

所謂「道德綁架」,意指人們以道德的名義,利用過高甚至不切實際的標準,來要求、脅迫或攻擊別人,從而左右對方行為。在「醫護罷工」的論爭背景下,當「醫管局員工陣線」提出「全面封關(促請政府拒絕旅客經由中國入境)」否則發起工業行動後,「拒絕道德綁架」便成為醫護罷工的最大底氣,更是支持者反駁行動被指「置港人生死不顧」的最強理由。

他們最初的邏輯是——救人是醫護職責,但當政府未能做好防疫工作,卻要求醫護抗疫,等同推他們白白送死;然而,人人生而平等,「醫護」不必然要為「救人」而「送死」,「醫護」也不必然要為「救人」而放棄爭取自我保障的權利,因此,「醫護」可以為了「不送死」而「不救人」地「罷工」,所以,人們也不應該以任何約定俗成的職業道德或倫理道德為由,反對甚至責備醫護罷工。

為了強化「醫護罷工」的道德合理性,支持者還動員市民在社交媒體「手動轉」(分享貼文),為行動進行「道德鬆綁」——「本人在此聲明:無條件支持前線醫護包括罷工的任何決定!醫護都係香港人,都係得一條命,無必要為無能政府犧牲自己!」——「政治正確」也好,「同生共死」也罷,確實沒有太多人會「不近人情」地指摘醫護罷工是「自私」或「怕死」,而只要「應被救」的市民也認為「不被救」不是問題,那麼為了罷工而「不救人」的醫護就沒有問題了。

穩住了支持者、減少了反對者,下一步是推進「醫護罷工」的道德正當性——「罷工」不只是為了自己「不送死」,更是為了令全香港人都「不送死」;因為香港公營醫療體系早已不勝負荷,一旦武漢肺炎大規模散播,後果不堪設想,故只能以絕望手段迫使政府從源頭堵截病毒——正如「醫管局員工陣線」主席余慧明在召開會員大會決議罷工前夕(1月31日)強調,「醫護不想罷工,是政府逼我們去絕境」;至工會於上周六(2月1日)以3,123票贊成、10票反對、23票棄權通過將於今日起(2月3日)罷工五日的決定後,余慧明也一再重申罷工是「被政權逼出來」,她甚至哽咽道:「為了讓香港有未來,我們別無他法。」

一聲聲「醫護無奈」,一句句「罷工救港」,「醫護罷工」成功從「道德綁架」站上了「道德高地」——將「迫使政府封關」以「維護香港未來」這件事,說成是自己義不容辭(或迫於無奈)的責任。只是,回過頭來思考何謂「道德綁架」,罷工發起者是否也在不知不覺中「道德綁架」了醫護人員、香港市民及特區政府?甚或,大家是否都被「道德綁架」所綁架了呢?

以「醫管局員工陣線」於1月23日、當香港出現首宗確診個案後發表的新聞稿《政府無能,港人自救》為例,文末提及「現在香港出現確診病人,完全是港府管治無能而引入已知病毒,此乃人禍,並非天災」——以此邏輯,至今除內地外已傳出疫情的近30個國家和地區,包括美國、英國、德國、瑞典、俄羅斯、日本、台灣及新加坡等地的政府,是否都因為「管治無能」而導致「疫症人禍」?只是,全球化的發展,促使世界各地的人流物流交往頻繁;這本身就和傳染病的迅速擴散息息相關,我們又是否能簡單地把問題完全歸咎政府、讓他們背負「送人去死」的「道德罪名」?

再如新聞稿中又提到,「為挽救香港市民的性命,醫護必須集合所有力量向港府施壓」——這又是否把「挽救市民性命」與「所有醫護力量」作「道德捆綁」?

其實,判斷個人或群體是否「道德綁架」有兩大前提,一是其有否達到最基本的「道德責任」,二是有關「道德標準」是否過高或不切實際;如果無法達到責任底線卻又動輒就把什麼都稱之為「道德綁架」,那恐怕這社會就不再需要「道德倫理」了。

誰都無法否認,相對其他職業而言,醫生和護士的確享有較崇高地位,因為他們救急扶危,而這工作在社會發生醫療危機時尤為重要;不管是社會賦予他們的,還是他們自覺扛在肩上的,這就是他們基本責任。如果未能做好本職,就駁斥別人「道德綁架」、甚至有意無意地綁架了「道德綁架」,並且以不容商討之姿脅迫政府接受自己訴求,這等同把香港市民的衞生權益當作政治抗爭的手段,恐怕已超出其責任範圍。

確實,在深陷二元對立的當下,我們很容易基於某種情緒而對異見人士進行「道德指摘」,也很容易因為某些信念而指摘對方「道德綁架」;然而,問題不在於我們應否或怎樣指摘和自己持相反意見的一方,而在於我們能否用同一套「道德標準」來衡量各方。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擔心前線醫護情緒及公院服務質素而落淚。(Now新聞截圖)

誰高舉「政治正確」?

可以設想,上述內容或許會惹人非議,因為在修例風波過後,它極其「政治不正確」,甚至會被揶揄是另一個平行時空的「政治正確」——即一種為避免對「藍絲/政府/中央」造成冒犯的意識,而在當下「唯黃獨尊」的時空中,不冒犯「黃絲/本土/民主」似乎比較「正確」。只是,《香港01》從來都不是「藍」也不是「黃」。

誠如沒有人敢不近人情地提出醫護就應該站在抗疫最前線、或者不合時宜地指摘醫護罷工是「自私」或「怕死」一樣,就算心裏時不時冒出個小聲音在反問「醫護罷工好似唔係咁好」,但大多數人在需要表達意願的大多時候,仍然選擇了「跟大隊」——堅決站在無論是政治或道德都「必然正確」的一方,即支持醫護為了「不送死」和「挽救香港市民」而罷工。

當支持醫護罷工是「政治正確」的,醫護所為也都是「正確」的,那些提出質疑的就是「政治不正確」、甚至是「錯誤」的。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當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上周六出席港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談及醫護罷工一度哽咽落淚、稱擔心他們的情緒、安全及公立醫院的服務質素時,坊間普遍質疑陳肇始是「貓哭老鼠」,又揶揄她應親臨病房體驗前線壓力;然而,同日「醫管局員工陣線」主席余慧明宣告罷工、同樣因為一時感觸而哽咽落淚時,不但沒有人質疑她的流淚到底是真誠還是假意,甚至有不少市民為她而動容、紛紛留言答謝。本文無意探討誰真誰假,更值得思考的,是為何會如此?信者恆信,疑者恆疑,而智者只講證據,但是,我們的社會,還能理性冷靜地講證據嗎?

充斥着政治偏見,煽動着政治情緒,不同的政治利益群體都試圖透過不同的政治事件,迫使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服膺於這種「政治正確」,藉此鞏固反修例風波所搶佔的政治地位。在新一屆區議會選舉中「不戰而勝」的泛民主派,從反修例運動中嘗過被「政治正確」帶着走的「碩果」後,在「醫護罷工」和「全面封關」的論爭中自然主動「政治正確」——諷刺的是,他們一邊廂支持醫護罷工這「政治化」行動,另一邊廂又怒斥特首林鄭月娥拒封關是「政治化疫情」。至於受反政府及反中央情緒所「拖累」、在區選中潰不成軍的建制派,似乎也學會了「政治不正確」的教訓,個別大黨在「全面封關」的問題上,也是緊跟「民意」,令民粹繼續發酵。

問題是,連林鄭月娥也在兩種時空的「政治正確」中搖擺不定,分析指她可能於反修例風波後「有心魔」,擔心從緊防疫會惹起「政治化」炒作,卻忽略抗疫最根本的戰略是「安民心」,不但導致特區政府反應滯後,反而令「政治正確」的抗爭有機可乘,使得當局進退失據。

例如,2003年經歷沙士一役,當局為鼓勵潛伏在社區內的非本地病患接受治療以免傳播病毒,決定不再向法定的急性傳染病患收取費用;這施政原則和政策方針本身無可厚非,但當港府日前(1月28日)重申武漢肺炎的非本地病患可豁免醫療收費後,旋即引起市民不滿、擔心鼓勵內地病患湧港求醫,林鄭月娥就馬上推翻過往政策,宣布會向有關病患收取費用,以免製造誘因——殊不知,國家醫療保障局早已公布,在內地確診及疑似的武漢肺炎病患可藉醫保報銷,而醫療費用也全由內地當局負責。有趣的是,鑑於世界衞生組織上周四(1月30日)宣布將武漢肺炎列為「國際公共衞生緊急事件」,而根據《醫管局條例》,有關病患入住公立醫院毋須繳付醫療或住院費用,倘港府繼續向非本地病患收費,或牴觸該例——究竟什麼才是「正確」?「政治正確」的,是否就一定「正確」?

「醫管局員工陣線」主席余慧明宣告罷工行動時,感觸落淚。(梁鵬威攝)

誰喪失科學專業?

支持者或許會反駁,並不是因為「政治正確」而支持「醫護罷工」,而是支持「全面封關」,故而也支持爭取「全面封關」的「醫護罷工」。那麼,你又是基於什麼原因而支持「全面封關」?支撐你的,到底是有理有據的科學分析,還是人云亦云的「政治正確」?

「防疫政策只可基於科學,包括政治在內的其他考慮必須摒棄。」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世衞傳染病流行病學及控制合作中心創立總監梁卓偉,曾多次在記者會上強調這項重要的防疫原則。然而,不少支持這個「非政治」論調的專家和市民,同時也支持「醫護罷工」以迫使當局「全面封關」,在他們看來,「全面封關」就是「基於科學」的考量。

然而,只要細看「醫管局員工陣線」等多個自反修例運動應運而生的工會組織,最早於1月22日發表的聯署聲明,足可見「全面封關」這訴求少不了耐人尋味的政治含義,而所謂「科學考量」也有欠全面。首先,他們所謂的「全面封關」,其實只是「拒絕旅客經由中國入境」,因為疫情已擴散至全國各地,若要防止疫情在港蔓延,必須從源頭(內地)隔絕病毒,故要阻止所有有可能受感染的內地人入境香港——即只針對內地人。

然而,有可能傳播病毒的入境者,就只有內地人嗎?在農曆新年期間曾經回鄉探親的30萬香港人、數十萬每日因工作來往兩地的香港人,其感染病毒的風險,就一定比內地人低嗎?如果兩者皆「是」,當中的科學理據是什麼?無可否認,香港醫療水平較很多內地城市先進,普遍而言香港人的衛生意識也比較高,但是,這就能作為他們完全不會傳播病毒的理由嗎?

其實,自武漢封城後,內地當局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民眾外遊,加上民心虛怯,以往在農曆新年期間所出現的人員流動已經大幅減低。據特區政府統計,新春期間的跨境人流中有超過七成是香港居民;而當港府於1月30日凌晨起實施「局部封關」後,入境的內地旅客人次更分別由1月29日的27,780人次,遞減至1月30日的19,555人次、1月31日的16,058人次及2月1日的13,382人次,分別佔總入境人次的11.8%、12.2%、11.4%及9.7%。

試問,其餘那超過七成的香港大軍,就一定比這一成多的內地人健康嗎?誠然,從人道角度,即使那些香港人存在感染武漢肺炎風險,我們也不可能對他們置之不理、要求他們滯留內地,但我們也絕不能斷言,他們一定不會帶來社區爆發的危機,又或者言之鑿鑿地斷定只有內地人才會令疫情在港擴散。

另外,翻查「醫管局員工陣線」首次提出「全面封關」、即1月22日當天的確診數據,當時全國確診547例,當中有444例集中在湖北,其次分別是廣東(26例)、北京(14例)、浙江(10例)、上海(9例)等等;「醫管局員工陣線」基於此確診規模,提出全面「拒絕旅客經由中國入境」——按照有關邏輯,截至2月1日,與香港交往頻密的日本、泰國、新加坡、韓國及澳洲等,已分別確診20例、19例、16例、12例及10例,香港是否應該更主動積極地「真全面封關」、全面孤島化,即不管旅客來自什麼地方,都不再容許任何人士出入境?

無可否認,從公共衞生角度而言,全方位的「全面封關」可能是隔絕疫情的「最理想」方法;然而,在現代醫療環境中,起碼從香港過去二十餘年來經歷過禽流感、沙士、豬流感等疫症的經驗而論,卻從未需要因此而實施「全面封關」,因為當局制定公共衞生的策略時,必然需要考慮多方因素,當中必須衡量「全面封關」所造成的社會成本與所面對的疫症風險是否相稱,也必須顧及任何措施在實際操作時的必要性及可行性,而不是藉着市民對疫情的恐慌,鼓吹排外的仇恨情緒、發動激進的政治行動、主張極端的防疫措施。換言之,在「絕不封關」與「全面封關」之間,還存在很多可行方案、會帶來不同效果,怎能簡單一刀概論?

疫情持續肆虐,大家更應該秉持科學精神,要求當局時刻掌握形勢、緊密披露事態發展,再因應每天的變化,研判究竟「怎樣封關」,又應該「封多少關」。當局甚至應該對「全面封關」持開放態度,與各方專家坦誠交流,從而制訂一系列衡量疫情嚴重程度與相應防疫抗疫措施的對照表;一旦情況惡化至生死存亡的關頭,香港恐怕不止要「全面封關」,更需要實施「全面宵禁」等極端措施,從各方面禁止市民之間的社交接觸,以免大家一起「攬炒」。

香港公營醫療體系超出負荷是殘酷現實,醫管局管治流弊叢生也亟待改革,前線醫護長期人手不足、壓力面臨「爆煲」、憂慮沙士重演等等都很值得理解;然而,控制人流、全面封關和醫護罷工,是三件本質不同的事,根本不應混為一談,更不應放棄理性、科學、專業。

從「討厭政治」到「熱衷政治」的香港人,不可能看不出是次「醫護罷工」所滲透的政治意味,是企圖延續自修例風波以來所鼓吹的「反中」情緒和「區隔」思維。無可奈何,一個香港堅持與內地區隔的政治群體已經誕生,出於政治現實的考量,他們很醒目地不再自命「港獨」,但面對香港社會的諸多問題時,仍然會錯誤地把所有不滿轉嫁到主權層次,再透過各種魯莽行徑發洩不滿、通過激進手段脅迫當局。撇除所有現實考量,他朝有日,當這個群體完全令香港變成失卻理性、友愛、包容的孤島,那又是我們想要的香港嗎?

上文刊登於第199期《香港01》周報(2020年2月3日)《患難見真情 香港變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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