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構慈善資本主義 富豪捐款也講求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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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資本主義」算是頗為新穎的概念,首先在2006年由《經濟學人》編輯Matthew Bishop提出,兩年後,他進一步闡述概念,並寫出《慈善資本主義︰富人在如何拯救世界》(Philanthrocapitalism: How the Rich Can Save the World),諷刺的是,成書之時正是金融海嘯前後,富人似乎沒有成功「拯救世界」。

撰文︰羅乃智

承接上文︰捐款抗疫背後 是富豪在玩「慈善資本主義」遊戲?

在書中,Matthew Bishop梳理出西方民間慈善的五個主要年代:第一個年代始於十七世紀初,資本主義漸趨成熟,改變財富分配方法,導致人類社會首次出現平民出身的富人階層,拉開民間慈善的序幕;英國亦於1601年制定《慈善用途法》(Charitable Uses Act 1601),亦稱為Statute of Elizabeth,成為史上最早的慈善法。第二個年代是十八世紀初期,歐洲經歷一連串動盪後漸趨穩定,亦開始出現股份有限公司(joint-stock company),加快財富累積,為民間慈善的興起注入動力,英國慈善家們流行興建醫院便是一例。

第三個年代是十九世紀中葉,英國進入維多利亞時代,工業革命成效顯著,歐洲資本家財富增長日豐,社會分化漸現,為民間慈善提供誘因及舞台。第四個年代發生於二十世紀初期,世界經濟重心逐漸轉移至北美,超級富豪陸續在美國誕生,石油大亨John D. Rockefeller、鋼鐵大王Andrew Carnegie、汽車大王Henry Ford等相繼成位慈善基金會,當中Rockefeller的人生目標是「盡力地賺錢,盡力地存錢,盡力地捐錢」,成為時代標誌。

慈善資本主義的核心是資本主義而不是慈善,儘管富豪作巨額捐款,也間接為有利於富人的制度護航。(路透社)

Andrew Carnegie在1990年發表的《財富的福音》(The Gospel of Wealth)最具象徵意義,他認為富人應善用財富幫助社會朝更好的方向發展,金句眾多的他曾說:「一個人死的時候如果擁有巨額財富,那就是一種恥辱。」(The man who dies thus rich dies disgraced.)慈善的英語運用,也從charity變成philanthropy,早期「施捨」的味道慢慢消失。

兩次世界大戰讓民間慈善的第四個年代終結,並進入接近半個世界的冬眠期,直至華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和比爾蓋茨出現,讓民間慈善再現,也逐步發展成慈善資本主義。由此可見,富豪投入慈善事業,自十七世紀以來並不罕見,只是不同時期有所起伏,行善形式也有差異。

新舊慈善家作風迥異

然而,慈善資本主義作為嶄新詞彙,尚未有清晰的定義。根據《經濟學人》出版的《經濟學A─Z速查指南》(Economics: An A-Z Guide),慈善資本主義特色之一,是「富裕的企業領袖捐出大筆私人財富,並運用自己的商業才能,投資從事創新的社會型創業者,確保他們的錢有效用於解決社會問題……由於個人性的慈善事業相對上沒有代理成本的問題,再結合慈善家的商業才能,在因應某些問題時會比傳統政府更具成效。」象徵人物之一的蓋茨夫婦,更稱此過程為「創意資本主義」。

新舊慈善家賺錢的方式頗為不同,舊經濟年代的富豪都以實業經濟為主,例如石油、鋼鐵、汽車業,新經濟下的巨豪多數是靠科技賺錢,正因如此,或多或少影響他們對慈善作用的看法。

(香港01製圖)

過去的慈善家多是「捐款了事」,甚少以個人意志加諸於受惠機構,慈善機構與企業之間互不牽扯,例如卡內基捐款興建圖書館後,可以被收歸國有,當中不牽涉消費行為,也不會持續創造財富。二十一世紀「老一輩」的慈善家、以價值投資法見稱的巴菲特,捐出大部份身家給五個慈善機構(包括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以其首任妻子命名的Susan Thompson Buffett Foundation、Sherwood Foundation、Howard G. Buffett Foundation、NoVo Foundation),然後自己繼續專注於投資事業,甚少過問慈善機構的運作及款項用途。

然而,新一代的慈善資本家作風卻迥然不同,他們講求將資本利得的精神套用在慈善事業的營運中,特別重視經營方式與管理技術,重視投資回報,務求捐款以最有效率的方式,解決他們關注的議題。

以價值投資法見稱的巴菲特,捐出大部份身家給五個慈善機構。(新華社)

紐約城市大學社會學家Robin Rogers認為,慈善資本主義的精神在於三個M:Money(金錢)、Market(市場)、Measurement(測量)。簡單而言,富豪投放金錢於慈善活動,同時認為市場力量可以分辨項目是否有效率,重點在於,他們追求有目標且理性地運用資源,以數據分析該項目是否有成效。

Facebook首任行政總裁Sean Parker則形容為「黑客式慈善」(hacker philanthropy),企業總裁可以自由掌控資金運用,毋須像政客般受到體制如國會、官僚架構等制衡,變相隨心所欲,就像網絡黑客般,另闢途徑應付問題,分別只是黑客採用程式編碼,富豪大灑金錢。

被認為是慈善資本主義象徵人物的比爾蓋茨,在2013年的《華盛頓郵報》中撰文《我解決世上難度最大的計劃》(My Plan to Fix The World's Biggest Problems),強調測量方法對於改善人類生活至關重要,他回顧自己慈善事業的過往表現,認為新測量方法結合商業手段,世界上最貧窮人口的生活已得到迅速改善。在Netflix紀錄片《蓋茨之道:疑難解法》(Inside Bill's Brain: Decoding Bill Gates)中,不時見到蓋茨與基金會團隊開會,探討解決疾病控制(減少小兒麻痺症等疾病)和公共衞生(為缺乏乾淨水資源國家重新研發廁所)等社會問題的良方,他本人更是以大量閱讀見稱,在團隊會議中侃侃而談,發表意見,參與其中。講求回報、效率的「慈善資本主義」,漸次形成。

蓋茨被視為慈善資本主義象徵人物,多年來致力關注公共衞生及貧窮人口等社會問題。(Getty Images)

不過,追求效率不是毫無缺點。著有《政策贊助人:公益、教育改革和影響力政治》(Policy Patrons: Philanthropy, Education Reform, and the Politics of Influence)一書的作者 Megan E. Tompkins-Stange重點研究美國四大教育基金會,以圖找出他們對公共政策、社區關係造成的影響,她訪問多個基金會的內部人士,他們以匿名的方式揭露基金會透明度欠奉的問題,當中被批評最多的,正是為人稱道的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她發現,基金會不單純是資助教育,更會試圖左右教育政策走向,相當具戰略意圖地制定議程(agenda setting),以按照捐款者喜好的社會秩序和變革模式來制定方針,影響政府施政。有趣的是,Megan認為如果訪問不是以匿名方式進行,將會得出完全不一樣的答案,側面反映基金會的文化。

她在接受露西葛芮妮訪問時表明,矽谷巨富的操作方式讓人擔心,因為這群二、三十歲「富裕白人小夥子」在種族、性別議題上存有盲點。誠如她在書中所言,「主導者總是白人男性工程師,而不是黑皮膚的女同性戀社區工作者」,科技人普遍擁有的救世主心態─介入、顛覆傳統、改變世界─也將導致議程出現嚴重偏差,未必可以惠及真正有需要的社群。

為制度辯護的手段

有趣的是,總部位於英國牛津的國際扶貧組織樂施會在2017年發表題為《99%人的經濟》(An Economy for the 99%)報告,明確指出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全球1%最富有者口財富,足以與其餘99%人口的財富總和拉平,與此同時,全球十強公司的收入,也超過180個最貧困國家的總收入,反映財富分布嚴重不均。報告將矛頭指向富豪及其企業,認為當企業為富人工作時,最需要經濟增長的人卻分享不到好處。為讓企業高層獲取高回報,企業不遺餘力地壓榨工人和生產者,並避免支付對每個人,特別是最貧窮的人有利的稅收。

當慈善資金只是取決於富人的異想天開和個人利益,無法進入捐款者眼簾的族群,將無法得到照顧。(Getty Images)

雖然報告沒有指名道姓,卻反映近年超級富豪的慈善事業、或是企業常宣之於口的企業社會責任,均對扭轉這趨勢無甚效果。文章認為,慈善資本主義的核心,始終是資本主義而不是慈善,儘管巨富繼續捐款,哪怕是作出善意的努力,也只是為有利於富人的制度護航。

也有意見認為,慈善事業協助資本主義擴展版圖,使其跳出商業邏輯的固有框架,逐漸侵入社會、文化、政治等所有領域。這也不是表面的慈善活動,內含新自由主義價值觀,儼然捐款者的意志化身。慈善事業被重新塑造,類似於創業,講求具效率、符合成本效益的解決方案。

專門研究政治理論及慈善活動的美國學者Amy Schiller曾在《華盛頓郵報》詰問:如果只有富人願意捐款做慈善會如何?(What happens when only rich people give to charity?)她在文章中回答,當捐款者過度集中,只有少數組織可獲矽谷小圈子精英的垂青,變相意味愈來愈少的慈善機構可以獲得捐贈,尤其當他們各有盤算倡議時,更是難上加難。當慈善資金只是取決於富人的異想天開和個人利益,無法進入捐款者眼簾的族群,將無法得到照顧。

中美慈善性質不同

再放眼社會主義的中國,慈善之風也於近年冒起。以馬雲為例,他早年宣布,自2010年起,集團每年將營業收入的千分之三用於慈善事業,以加強環保意識、鼓勵節約和支援其他企業社會責任,次年成立阿里巴巴公益基金會;在2014年更捐款145億元人民幣,刷新中國慈善捐贈紀錄;2018年,他正式辭去阿里巴巴董事長一職,並聲稱會專注於慈善事業,故網民戲稱他從「商業馬雲」轉身「慈善馬雲」。

馬雲辭去阿里巴巴董事長一職後,聲稱會專注於慈善事業。(新華社)

至於另一位中國新經濟巨富、騰訊創辦人馬化騰,雖然被批評行善起步較遲,也在2016年捐款近139億元人民幣,以支援醫療、教育、環保等範疇的慈善項目,在該年《胡潤慈善榜》中稱冠,騰訊共同創始人陳一丹也排名第二,捐款設立教育獎項「一丹獎」。在2019年《福布斯》發布的中國慈善榜中,三大互聯網巨頭BAT(百度、阿里巴巴、騰訊)的創辦人也在十大之內,主要支持教育和扶貧兩大範疇,當中教育更佔半壁江山,中國企業家似乎樂於捐贈予母校,或設立專項教育基金。

同樣是大額捐款,同樣靠科技致富,但中國的慈善家如馬雲、馬化騰、李彥宏等,卻似乎與「黑客式慈善」沾不上邊,他們沒有試圖以創新的手法解決社會問題,更像是美國上一代的慈善家,冀為社會貢獻,並留下好名聲。

在中國的政治制度及現實下,遑論他們有着像朱克伯格般的野心,透過慈善來增加對公共事業影響力的批評。慈善資本主義來到中國,似乎也有點水土不服。

騰訊創始人陳一丹也排名第二,捐款設立教育獎項「一丹獎」。(資料圖片/李澤彤攝)

總的來說,慈善資本主義發展至今,可謂毀譽參半。批評者普遍認為,慈善資本主義讓透過不公平機制創造財富的富豪,以對自己有利的方式,將財富左手交右手,「再分配」在自己口袋中,整個過程更打着慈善這亮麗招牌,連帶讓社會責任掌握在利用社會謀取私利的人手中。難怪《衛報》專欄作家Owen Jones大字寫道:我們不想要億萬富翁的善款,我們要他們交稅。(We don't want billionaires' charity. We want them to pay their taxes.)

同時,也有人擔心企業家公關思維掛帥,借慈善為名,操控公共事業為實,擔心他們只是用錢買一個自己樂見的將來,但對扭轉財富與權力失衡並無幫助。儘管巨富們承諾贈款金額愈來愈大,達到一般人難以企及的天文數字,但也反映這個「慈善黃金時代」也是一個貧富懸殊迅速擴大的時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立錐無地」,少數人的巨富只會繼續以犧牲窮人為代價而增長。在這個立論上,慈善資本主義無異在延長資本主義壽命,甚至美化它。不過,無可否認,如果可以讓這批聰明的腦袋,以更精簡有效的行事方式,解決社會問題的話,也不失為人類的福祉─前提是,企業家們最好真心誠意以解決問題為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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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213期《香港01》周報(2020年5月11日)《巨額捐款的箇中玄機 解構慈善資本主義》。

更多周報文章︰【01周報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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