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捲入「內鬥」旋渦? 其實,藍黃仲有得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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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有人拒絕用顏色標籤自己,是否就成為了「異類」?當世界僅剩下兩種顏色,社會紛紛歸邊站立場,香港何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社會的撕裂需要停止「內鬥」,站在對立面的雙方只有放下偏見,才有得談如何一起走下去的共識。

承接上文︰【反修例】從百花齊放到只有藍黃:顏色能否代表我?

放低成見,藍黃仲有得傾?

據中大調查,超過六成支持警察人士對「和理非」及「前線」示威者「完全沒有」同情。(資料圖片 / 鄭子峰攝)

反修例運動中產生的新詞彙中,不少都反映出兩個陣營群體的分化。「黃色經濟圈」是指支持者以政治取態作區分所構建的經濟圈,在消費時優先光顧政見及理念相似的「黃店」;「裝修」是勇武派針對公共設施和親北京商家的打砸破壞;「私了」是指雙方以暴力形式私下解決恩怨,造成嚴重後果的事件不在少數。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動機及情感實驗室於去年9月18至29日期間進行網上問卷調查,發現市民對社會上不同群體的情緒反應呈兩極化趨勢—逾六成反修例人士對香港警察、香港政府及親建制人士「完全沒有」同情;同時,超過六成支持警察人士對「和理非」及「前線」示威者「完全沒有」同情。社會失去同理心,意味着意識形態凌駕於一切之上,立場先行令兩派人自說自話,社會走向極端。從現在的情況來看,大家是否真的「冇得傾」呢?

黃文萱以「藍黃是政見,黑白是良知」的口號為例作解釋,這句話裏,藍黃分別認為的「黑白」是不同的,這是「冇得傾」的關鍵原因。再加上政府處理方式差,沒有站在第三方施展公義,而是選擇爭端兩邊的其中一方,這就會令市民覺得連政府都是無法中立的。她表示,站在個人角度,她不會覺得「私了」是正確的處理手法,但她認為這是一種無處發洩的結果:「私了、失去同理心,真的是政府逼出來的—一方的陣營,在警方面前完全不需要害怕,可以橫行,而另一方始終被打壓,沒有發洩的出口。遊行也不行,打又打不贏,要怎麼表達內心訴求呢?」理性溝通,應該沒有人認為是錯的。黃文萱歷經區選,開始地區工作,也曾嘗試過跟街坊「理性討論」,但她發現很多時候,人們根本不是想要「誠心」溝通見解,只當她是「垃圾桶」,對她抱怨和指摘而不去聽她怎麼想。這令她感到挫敗,也就愈來愈不想再跟這些前來「議論」的街坊解釋了。

但相對於「藍營政客」而言,她表示還是更了解「藍色街坊」:「我真是不理解他們那邊政客的世界,不知道他們是真心有信念還是想要利益、上位拿選票。街坊的話,可能會理解一些吧。有一些真的很信奉權力,覺得權威講什麼都對;有一些是作為既得利益者的中產,不想改變信了這麼多年的價值,所以站出來反對任何影響到他們固有價值的事。」她所無法理解的,是那些極端化的人士,並認為淺藍變深藍是為了利益,才會講很「出位」的話,「就像你不會想像田北辰、葉劉(葉劉淑儀)講話會講得很重、很出位的。同時我也無從得知藍色的年輕政客是真的相信這一套信念,還是為了利益?所以在某一程度上,我不知道怎樣跟他們聊。如果是沒什麼良心、為了上位發達,我就真的沒什麼好講的了。」

泛民害怕「藍絲」阿伯,建制同樣怕「後生仔」。 (資料圖片 / 張浩維攝)

「對方有些人對我們的定義太過幼稚,覺得我們聽不進其他聲音。」劉鎮海回應對方陣營的質疑時稱,「起碼我們這些開明建制都是願意聽人意見的。在彼此都願意向前一步的情況下,就是可以溝通的,不一定要把香港打成個死結,愈扯愈緊。」他沒有急着為建制「正名」,只是說社會上被建制派「要麼是既得利益者,要麼是年紀大的人」的刻板印象蒙蔽眼睛。他邊笑邊舉例說,泛民害怕「藍絲」阿伯,建制同樣怕「後生仔」。他們擺街站時,見到戴口罩的年輕人經過都會多留意一點:「會不會過來搞事呢?所以想想,真的不能這麼定義。分藍黃本身就已經錯了,再分年齡層,更是錯上加錯。」劉鎮海和一些來自建制派不同政黨的年輕人組成了一個青年聯盟,會時常一起討論時事及未來出路,有時也會有些「淺黃」朋友加入。「他們是願意溝通的,我們的責任就是去說服他們,起碼大家都承認中央主權,在這個框架下一起爭取點什麼。但裝睡的人叫不醒,不願意溝通的人,我再怎麼『打開懷抱』都做不到的。」說畢,他又坦承了自己的「局限」,即使願意「打開懷抱」跟不同想法的人溝通,但實際上也難脫「同溫層」漩渦—傘運時他經歷了與建制割席的「unfriend潮」,所以現在朋友圈子裏剩下的「異見者」所剩無幾。

藍黃雙方的「溝通」意願、實際情況等,從兩位年輕人身上可見一斑,大家都認為自己是開明一派,但同時也需真正「打開懷抱」,多聆聽、交流,不被「同溫層」吞噬。做過記者,入過政府,「年資」顯然更為豐富的羅永聰表示,自己的朋友什麼立場都有,自己也不會特意幫襯「黃店」、避開「藍店」,因為對他而言,選餐廳吃飯從來只有一個原則—想不想吃。他交朋友也是一樣,友誼並非建基於相似的政治立場。他認為,多元本身是香港的核心價值,所以立場不同很正常,首先是不要去消滅、詆毀不同的意見,而是要去說服:「我不明白為什麼突然之間,所有事都要頂着立場去看,沒有立場就沒得談,我覺得很荒謬。」

羅永聰是「唯才主義」(Meritocracy)的信奉者,也認為香港一路以來最成功的地方就是講求用人為才,所有事情都要講道理,不是講拳頭。大家在不同題目上將自己的立場看法表達出來,爭取不同人的支持,這才是一個公民社會應有的質素。「我和一些朋友早前曾討論,說共產黨都重視『又紅又專』,要求立場堅定的同時,都要『專』—要有能力。很不幸的是,現在我們香港只講『信得過』、『自己人』,對『專』很忽視。」他直言,香港賴以成功的是在市場裏、在世界上、在爭論中不斷打滾的時候,有着汰弱留強的過程,勝出的人就會成為社會領袖,帶着大家向前行。但現在商界也好,「專」界也好,都很少有人站出來帶領香港向前了,因為大家都開始講立場—多麼悲哀。

「為了香港好」,共識可以有?

用兩個顏色分化七百多萬人,簡單粗暴地令社會捲入「內鬥」漩渦。但只要雙方肯摘掉「有色眼鏡」,放下偏見,對話不是沒有可能的。沒有溝通,失去同理心,就會令社會徹底支離破碎。羅永聰指出:「就算讓藍絲全住在東邊,黃絲全住在西邊,雙方的淺藍深藍、深黃中黃又要接着分化。所以要找大家都能接受的共識,雖然這個平衡點比較難找。」

港版國安法令社會「陰雲密布」,但仍存在「共識」。 (資料圖片 / 羅國輝攝)

黃文萱認為,共識還是可以有的,即使在泛民當中,也有很多人想「回歸平靜的生活」:「比如說反修例時候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就算是一個普遍認可吧。誰也不想就這麼過下去,誰想每天對着新聞憤怒呢?其實兩邊都不想的。」劉鎮海也提到當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算是共識,只不過他認為泛民提出這個要求是為了調查警察,他則是為了調查事件本身,警察濫用警權一定要懲處,但如果被冤枉也要調查清楚:「雖然調查目的或對象有點不同,但最後都認可這個結果。所以說,這些訴求怎麼會沒得談呢?有的談嘛,只不過當時沒有去談。就像是國安法,也有得談。中央政府有權立法,但都要收集當地民情,有什麼辦法可以給香港人多點保障呢?比如條文細節,還有我一直想要為港人爭取的一人一票選特首,這都是可以一起討論的。」

羅永聰嘆道,社會變成現在這樣,是香港的「命運」。同時他深感可惜,因為他認為香港從來都是講道理而不是講立場的地方,香港的成功建基於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想要獲得支持就要通過充足的理由和論辯,跟立場沒什麼關係。但漸漸地,立場變得愈來愈重要,兩邊都開始立場先行:「藍黃之爭其實是一個縮影—香港現在對merit(才能)的輕視,不看能力看立場。有人會說『你這套過時了,羅永聰,香港現在不是講這些。』我只能說,我尊重你有這個看法,但我不信,且不會改變我自己對世界的看法。不是說現在不是這麼玩的,我就一定要跟着這個玩法,我會理解,但我不會認同。我知道這是我們舊時代人的看法,但香港真的不再需要了嗎?看,香港現在變成了一個絕對藍黃、絕對對錯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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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217期《香港01》周報(2020年6月8日)《黃藍撕裂墮入「內鬥」 百花齊放的香港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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