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條例】制度維護者問反修例——香港到底贏了什麼？
「我們要贏，就一起繼續贏下去。要輸，我們就要輸十年，我們整個公民社會十年永不翻身。」——7月1日當晚，佔領立法會的示威者摘下口罩的慷慨陳詞，令不少市民動容，紛紛呼籲「不篤灰、不割席、不指摘」。然而，這一幕幕在制度維護者看來，卻是憂心忡忡，不禁要問：「我們香港到底贏了什麼？」
有人會說，經過2019年6月的反修訂《逃犯條例》浪潮，香港人已經贏得全世界的尊重和關注，但對神策研究院政策實驗室總監鍾民杰而言，「其實都沒有贏過，甚至是大家都輸。因為大家破壞了我們原本用來保障所有人的決策機制。日後政府推出任何政策，只要有人不滿意，然後去衝擊、去破壞原有機制，那政府就什麼都不用做了。而如果有另一群人，持完全相反的立場，但用同樣的方式去衝擊、去破壞，那政府又該怎麼決策？到底該聽哪一邊的？」
專注港澳研究的鍾民杰，今年推出《黃絲之亂：戳破香港政治泡沫的原理》一書。讀者乍看書名，很難不把他標籤為「藍絲」、「建制派」、「保皇黨」，但他說：「我從來沒有投過他們的票！我批評所謂『黃絲』，不是批評他們的政治立場，而是批評他們不理解決策機制！」以2014年雨傘運動民主派要求「人大撤回831決議」為例，鍾民杰笑言，「其實人大根本沒有『撤回』這程序，它的決議是單向的，但香港可以透過立法會『否決』。可惜大家都不理解，然後提出一些『無理』的要求（撤回），甚至作出一些破壞機制的行為，這才是對香港最大的傷害。」
時隔五年，他所言的「港人不理解決策機制」，在反修例爭議中仍處處可見。
機制無法如我們所願，所以只能推倒？
依鍾民杰之見，《逃犯條例》的修訂工作本應交由立法會按既定程序修正、通過或否決。不過，反對者們大概會反駁稱，由於保皇派當道，議會不公，未能達成港人所願，故必須以激進行動推倒有關機制。
「這正是最值得大家反思的地方。」鍾民杰指出——首先，「機制」的作用並不是讓我們達成我們想要的結果，而是在「行政主導」的體制下，協助政府在推行政策時，尋求一個各方都可接受的方案，即非促成社會對某事物達成一致的看法；惟該方案未必令所有人滿意，也未必是大部份人原本想要的東西，但總算是大家經過程序商討的結果，日後也可通過機制再修正。其次，反對者們習慣否定與他們持相反意見的持份者的存在，「以『蛇齋餅糉』的批評否定建制派取得議席的認受性、以『我們香港人反對修例』的論述否定支持修例者的存在性」，而這種根本性的否定，正是香港社會撕裂的來源，不斷扭曲支持和反對者之間的協商機制。
大概會有論者反駁道，特區政府和建制派議員恃強凌弱，強行修訂《逃犯條例》，不也是否定反對聲音的存在、扭曲協商機制的表現？
「我經常說，政府施政毫無原則！如果你（政府）認為這件事是對的，就不應該為了讓條例通過，而對某些人退讓；但如果有問題，就應該好好討論，看看問題在哪裏，再加以修正。」鍾民杰並沒有為當局開脫，「商界說有問題，你就退讓了，那其他持份者呢？為何不是一視同仁？難道其他人說的問題都不是問題，只有商界說的才是問題？現在大家上街、衝擊，你就退讓、暫緩了，那如果支持修例的有樣學樣，你讓不讓？你自己也在破壞自己的運行機制啊！」他強調，包括示威者、從政精英、以及不少香港人在內，都不理解維護決策機制的重要，「（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甚至說，『不介意政府現在撤回』，這是很恐怖的事！你怎能拋開維護機制的原則呢？」
也許又會有人辯稱，就是因為當局粗暴行使「制度暴力」，大家才會被迫無奈，「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換言之，兩者之間存在因果關係，故不能把責任歸咎示威者。
就此，鍾民杰提出一個有趣的觀察。「2003年反23條立法、2012年反國教、2014年佔中，再到今年的反修例，你有沒有發現，反對者們總是要求政府『立即撤回』，而不僅僅是『撤回』那麼簡單？」他認為，兩者意涵截然不同，當下政府已停止修例工作，實質等同「撤回」，但反對者從修例之初就要求「立即撤回」，即根本沒有迴旋空間，也不打算與政府透過機制協商。
「『立即撤回』，其實是一個『政治遊戲』的手段。它一開始是政客提出的口號，一傳十、十傳百，但人們未必明白其背後的意義。如果叫『撤回』，現在基本上沒有爭議，如果叫『立即撤回』，遊戲就可以繼續，而的確有人是希望『遊戲』可以一直玩下去的。」鍾民杰解釋，「『立即撤回』意味對方『馬上有損失』，其實很符合我們短視的人性」，但從政治現實而論，「立即撤回」並非合理要求，而只有設定一個無法達成的目標，才能令「遊戲」一直有「敵人（政府）」可以「被攻擊」，躲在「遊戲」背後的人就能藉此獲取政治利益。
反對者們總是說，「暫緩」夜長夢多，必須「撤回」以防死灰復燃。但鍾民杰問：「以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為例，當年被『擱置』後，也沒有『如幽靈重臨』啊。政府真的那麼不可靠嗎？」——事實上，如果認定政府最終會出爾反爾，那麼「撤回」和「暫緩」的結果，不也是一樣？
七一衝擊期間，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勸說示威者冷靜的一幕，令鍾民杰印象深刻。「當時許智峯說，『入面有會開先衝、衝得有價值』，隨即有示威者大叫，『到時我要返工呀』。我就想，原來大家還記得要上班，但是，你上班的時候，你的老闆從來都不聽你的，難道你就要拿起玻璃杯扔向你的老闆嗎？」鍾民杰說，這個比喻未必恰當，但現實是，「社會未必完全跟從我們的意願，有時甚至會忽略我們，可是我們仍然有很多表達機制，而不是衝擊破壞。」
只有重啟政改、建立普選機制，才能為香港解困？
暴力衝擊立法會的示威者在議事廳內發表《七一宣言》時，要求政府徹底撤回修例，收回暴動定性，撤回所有反修例抗爭者控罪，徹底追究警隊濫權情況，並以行政命令解散立法會、立即實行雙真普選；至上周大專學界拒絕與特首林鄭月娥閉門會議並發表公開信，也稱「我們一如以往，堅持民間五大訴求」。
然而，在6月9日及6月16日兩場反修例大遊行當中，民間並沒有要求「實行真普選」，而是直到6月17日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張炳良撰文提倡「重啟政改」之後，民主派才開腔和應，並謂問題根源在於香港未能實行全面普選。問題是，如果普選機制的缺乏是反修例浪潮的根源，民間何不一早提出？而建立普選機制，又是否為香港解困的靈丹妙藥？
「他們說『普選』可以提高香港政府的認受性，但是，港府（一直以來）的認受性，是從香港人自己的選舉而來的嗎？」鍾民杰仍然堅持他在訪問開首的說法，「真正的問題，不在於認受性，而是大家不理解決策機制的運行，甚至是法治意識薄弱，不明白自己有什麼權限和權力。你喜歡不喜歡修訂《逃犯條例》是一回事，但我們必須承認包括議會在內的機制可以幫助我們決策，而不只是選擇性承認。」
談及政府認受性，根據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特區政府施政滿意程度調查」，儘管市民對當局施政滿意度淨值已跌至負53.5個百分點的歷史新低，但在2005年10月下旬，市民對港府施政滿意度淨值卻曾經高見48個百分點，當中有56.5%受訪者滿意，另僅8.5%不滿意，而時任行政長官正是在當年「小圈子」特首補選中因沒有對手而自動當選的曾蔭權。
至曾蔭權於2007年取得逾八成選委支持（649票/800票）而成功連任後，同年10月下旬市民對港府施政滿意度淨值也高達45個百分點。這些數值是什麼概念？根據台灣《風傳媒》對取得逾689萬票的蔡英文在上任總統三周年所發布的民調，有51.4%受訪者滿意其整體施政，另有40.2%感到不滿，即滿意度淨值為11.2個百分點。
鍾民杰又問，如果單靠普選就能解決所有問題，那麼民主三大先驅國家英國、法國、美國，為何至今也仍充滿矛盾，甚至出現脫歐鬧劇、黃背心運動？
「他們一邊衝擊並破壞決策機制，但另一邊又呼籲大家登記做選民，以增強在決策機制中的話語權，這不是很荒謬嗎？你明明要拆毀這個制度，但你又叫人把你們送進這個制度，這不是很矛盾嗎？」談及這個問題，向來慢條斯理的鍾民杰也忍不住有些激動，但他亦強調，「人很多時候都是自相矛盾的」，而類似的「選擇性相信機制事例」也多不勝數，例如有人說相信「香港法治」而不相信「香港警察」，但其實「法治」是由「法院司法」和「警察執法」共同構成的。
回顧示威者「以行政命令解散立法會、立即實行雙真普選」的訴求，也同樣有矛盾之處。首先，根據《基本法》附件一，如要修改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並得到行政長官同意，再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假如特首真的如示威者所願解散立法會，但若要落實普選則仍需立法會審議，那麼，到底還應否解散立法會？
其次，《基本法》第50條規定，如特首拒絕簽署立法會再次通過的法案、或立法會拒絕通過財政預算案及重要政府法案，若經協商後仍未能取得一致意見，特首便可解散立法會；換言之，特首解散立法會的前提，是立法機關運行時出現上述問題，但是，當示威者衝擊議會，又怎麼令議會運行？
香港人不能再輸了，只要傾巢一博，就能改變機制？
「我們要贏，就一起繼續贏下去。要輸，我們就要輸十年，我們整個公民社會十年永不翻身。」—7月1日當晚，佔領立法會的示威者之一、《香港民族論》編者梁繼平摘下口罩的慷慨陳詞，令不少市民動容，紛紛呼籲「不篤灰、不割席、不指摘」。
「他們一直強調，『香港人不能再輸了』、『香港人一定要贏返次』，但他們所謂的『輸贏』，卻只是以人家的『失敗』，作為自己的『成功』，並沒有想過香港會有什麼影響。」鍾民杰問，「他們攻入立法會，就算包圍十天、十個月、十年，大家可以建設什麼？23條也好，國教科也罷，2014年政改如是，撤回的撤回，擱置的擱置，否決的否決，香港實質上得到什麼？就是退回原點，但有什麼好處呢？不是對你個人的好處，而是整個社會有沒有往前走？」
鍾民杰又顯得有些激動了：「我很緊張這些事！負責任的人不應該這樣的！」
有人說，問題不在於香港贏了什麼，而是如果《逃犯條例》通過修訂，香港將會輸掉什麼。而鍾民杰是這樣看的——「如果中共要針對你，根本不需要透過《逃犯條例》。大家經常說，『中共有陰謀』，但『陰謀』都被你看穿，成了『陽謀』，每天都有、每天都在『害怕』。這真的是『恐懼』嗎？還是只是經過人為的操作？」
他續指，有人為了「贏取」這場「遊戲」、獲得改變社會決策的快感，而罔顧香港整體利益，「但他們通常令大家以為，他們就是唯一的正確選擇，即所謂的真理——你聯署、你上街、你衝擊、你傾盡所有，你就是對的，你是民主鬥士；你支持修例，你就是壞人。這就是人性、是人求生的本能，因為人是害怕孤獨的，你不跟大隊的話你就沒有朋友，你的聲音也很容易就會被消滅。」
「我在網上看到一些留言，有些人真的應該被捉起來！」鍾民杰憤斥個別刻意教唆情緒低落人士「不如光榮就義」的網民，「這關乎人命，怎麼能夠這樣？」除此之外，他亦批評有人「消費死者」：「他們同情最近接二連三輕生的人，但為什麼沒有人同情客死異鄉的潘曉穎（陳同佳案死者）？再者，每當不幸事件發生，他們就會為政府貼上『血的政權』標籤、揚言要為死者討回公道、繼承其所追求的價值等等。其實有沒有想過，這種『同情』是有選擇性的？大家真的應該收手了，否則只會鼓動更多人無辜犧牲。而且，『死』這件事，本身就不會影響決策機制。」
他慨嘆：「我們的教育制度很『成功』，令我們懂得批判制度、批判別人，就是不懂得批判自己。如果我們能用批判他人的標準來批判自己，我想，今天有很多事情，我們都不會去做。事到如今，到底要怎樣才能令大家反思呢？太難了，因為『遊戲』太好玩了。」
「他們想贏，可惜沒有讀過老子——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能夠戰勝別人的人有力量，能夠戰勝自我的人才是真正的強者），這絕對不是虛話。」
鍾民杰解釋，他明白不少年輕人對政府施政充滿怨氣，「但有沒有想過，你無法透過現有機制踢走你討厭的人，其實是因為你不夠強，無法爭取到絕大部份人的支持？當然，制度的設計也有所影響，但你有沒有嘗試在現有機制下，讓自己變得更強，以爭取可以慢慢改變機制的力量？機制很難一下子被改變，那你會不會嘗試改變自己的目標，在現有條件下取得最好的成果，而不是用激進手段要求社會遷就你？當你想方設法打倒你所謂的敵人，我們可能一無所得，要贏，就要改進自己，不改進就輸了。」
上文節錄自第170期《香港01》周報（2019年7月8日）的《制度維護者問反修例——香港到底贏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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