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光譜被窄化後,還有無談論、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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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身份的獨特性由《基本法》賦予,港人得以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社會運作。然而,傳統本土主義也在其後的發展中,漸漸被揶揄為「大中華膠」思想,自決、港獨派出現——因為質疑香港能在『一國兩制』下得到高度自治的可能性。「本土」二字被窄化後,還有無談論和發展空間呢?

承接上文:什麼是香港「真.本土」?為何與「分離主義」畫上等號?

(資料圖片 廖雁雄 / 攝)

非常闊的本土光譜

本土主義被窄化為激進分離主義,但無論從定義還是其存在、表現形式來看,我們都不應把它窄化理解。誰有資格談本土,就像是「誰才是真正香港人」的問題一般毫無意義。張炳良認為,香港的本土是一個流動性的概念:「什麼是香港本土?我在香港出生,爸爸媽媽是內地人,我是嗎?很多年輕人也有一樣的背景,梁天琦都是幾歲才來香港。嚴格來講都不算是本土,所以香港的本土,不是這樣來分的,而是要真的以香港為家,並去維護它。」

張炳良笑稱,假如真的講本土,恐怕只有新界原居民或者港英早期已在港做生意的大家族才談得上是。因此,香港的本土性不像很多其他城市般源於地域或文化習俗而發展,而是某些歷史原因造成的,不能從種族(racial)的角度出發,而要從存在(existential)的角度來看。香港存在的方式跟內地不同,《基本法》便賦予了這種身份的法律依據。

(資料圖片 廖雁雄 / 攝)

「香港是一個相當成熟、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城市,市場經濟與公民意識都很發達,『港區國安法』只會壓制一些政治上激進的港獨派,不會壓制整個社會發展,因為不是來摧毀香港資本主義現行機制的。」王耀宗指若「本土」有光譜,那定是相當闊的。對於本土的定義,他認為其實不難理解:「你試試問自己,喜不喜歡廣東歌?從最早的許冠傑、四大天王,到鄭秀文、謝安琪,都包含了很多港式文化。喜不喜歡香港電視劇、廣東話寫作?港式的普羅文化也在其中。如果都有的話,你起碼有『本土主義』的色彩了。就這麼簡單。」

本土的光譜究竟「闊」到什麼程度?只有政黨中的本土派才夠「本土」嗎?早在2017年,民主思路召集人湯家驊、放棄外國身份加入中國籍的蘭桂坊集團主席盛智文、經濟學者雷鼎鳴、行政會議成員李國章、《壹週刊》前副總編輯屈穎妍等18位由「中間」到「深藍」陣營人士,曾經合著《我們是香港真本土》一書,用各自成長的故事,描述地道的香港,用以抗衡在他們眼中嚴重被扭曲甚至騎劫了的「本土」面貌和「本土」精神。

談及《我們是香港真本土》一書時,王耀宗表示,這本由18位本地專業界、教育界、媒體界人士對自己「本土」的定義,雖被很多人認為是建制派「自說自話」,但作者們在「一國兩制」下承認香港獨特性方面,與本土主義光譜中溫和的一派是契合的:「他們在香港土生土長,這不能否認,故即使論述偏建制色彩,也算是建制中的本土派。你看,本土的光譜真的很廣。」

有着政黨經歷和政府問責官員經歷的張炳良,從這兩個層面闡述了「真本土」—以港人利益優先。他表示,在他的年代,建制派也好,反對派也好,對此理念都是沒有異議的。他舉例解釋,九十年代香港需要很多基建,也就需要外地勞工,當時即使被認為是傳統親共工會的工聯會都與一眾工會提出反對:「工聯會對於『本地勞工優先』的旗幟非常鮮明,到今天也是如此。比如說,香港對於家庭僱傭,只接受外傭如菲律賓、印尼人,為何不接受語言方便、地理位置更接近的廣東僱傭?因為在《基本法》下,他們(廣東人)留港七年便可拿永久居留權,就有機會帶來新的人口問題。」

(資料圖片 羅君豪 / 攝)

然而,這種不論黨派都秉持港人優先的共同處事原則,在今天似乎也變了質。對此,張炳良解釋,一旦將「本土」提升至「分離」程度,情況就會更為複雜,分歧也就愈發鮮明。當本土利益的共同準則被黨派之爭淹沒,就很難再看到各方真正從港人利益出發而思考問題,而只有為了挑戰對方從而拿到選票的策略了。

本土未來在何方?

有關香港本土的論述演變,以對「一國兩制」的質疑作為走入下一階段的分界。那麼,本土主義、本土文化、本土思潮,與「一國兩制」真的水火不容嗎?「港區國安法」被認為是對激進本土主義的一次強硬回擊,但即使如王耀宗所言本土主義往後會進入「地下」新階段,那將如何與現行制度共存?

王耀宗表示,本土主義和「一國兩制」不是對立,他直言自己也有本土傾向,這是因為他認同香港具有獨特價值和色彩。正如他所言,承認香港獨特性和本土性才是本土主義的「初心」,雖然其後被逐漸窄化為分離主義,但這並不是說本土主義就是分離主義。因此,即使「港區國安法」生效後,「本土」二字也不會變成談不得的「禁忌」。他還認為,「一國兩制」的實驗在很多方面都未被本土文化表現出來,香港的文學、影視作品還可以再多一點展示香港的獨特性。但他同時表示,由於與分離主義掛鈎,在未來日子裏,本土主義或許只能在文化想像的層面發展,政治的表態就很難了。

(資料圖片 高仲明 / 攝)

本土不能被放棄,放棄本土無異於放棄了香港的獨特性和主體性,但如何才能令其不再極端化?很簡單,回歸最初的起點—承認「一國兩制」下香港的獨特性,在此之下堅持港人利益優先的共同準則。陳冠中在2013年那場演講中表示,讓本土香港人不關注內地並與其脫鈎,就是在否定自己過去的三十年,這樣的本土「脫離現實」且狹隘。張炳良表示,「港區國安法」是來自中央權力層面的施壓,針對的是美國因素及香港本土分離主義,或許其生效後確實能暫緩社會上的激烈衝突,但顯然只是表面上「重回平靜」。「『港區國安法』以外,該如何排解香港的深層次矛盾?這個問題存在這麼多年了,還是要面對的。」張炳良指出的,也是主管港澳事務的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早前強調的從全局、長遠、遠近結合的角度,提出香港經濟、民生深層次問題的解決方案。用本土主義應有的「共同原則」,去解決這些始終未能真正面對的問題—這也是本土主義存在的意義。

對此,王耀宗表示北京方面需在香港的「青年工作」上多下功夫,解決深層次矛盾不可忽視香港年輕人對價值的追求,即從本土角度解決本土問題。他表示在大學執教的多年中與學生交流頗多,較能理解新世代的想法,內地與香港的社會形態存在差異,年輕人的思想與心態也有不同之處:「這些年輕人,在我看來,他們可能工作沒那麼勤奮,做事也只做到『一般般』,但他們對有些價值觀念很執着,比如平等、動物權益、環保這些。他們很重視價值系統。」他直言北京常說重視「青年工作」,但在香港的「青年工作」始終不盡人意,故呼籲中國社會科學院、港澳研究所等機構能多下功夫,真正去了解本土年輕人的價值觀,給領導人做決策上的參考。作為教育工作者,王耀宗也表示自己會主動與學生們溝通、交換看法:「畢竟我們中間隔了兩代,我也很想知道他們在想什麼。」

張炳良認同香港年輕人着重對價值的追求,尤其是過去一年間,年輕人對社會應有的公平正義問題看得比自己的物質追求更重要,但這並不能代表他們對物質追求、經濟民生沒有興趣:「比如住房問題,很多國家地區都有這個問題,更別說在香港了。說香港年輕人關心的不是物質問題、不是住房問題的人,通常他們自己已經『上岸』了。年輕人住劏房真的沒有問題嗎?」

「我能理解北京對香港的擔憂,但我覺得北京一些官員不太理解香港年輕人或香港本土的一些思潮,不太理解深層原因,只覺得『祖國對你們支持這麼多但是你們都不愛國』。但不是這麼簡單的,所以北京方面也要聽多點,理解多點。」張炳良語重心長地說。

上文刊登於第220期《香港01》周報(2020年6月29日)《在「一國」與「兩制」之間摸索 什麼是香港「真.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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