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深合作】三十年悲壯大逃港:深圳特區的催生針

撰文:房暢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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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1月,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到廣東視察,當聽到廣東省委匯報「逃港潮」時,他敏銳地指出:「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此事不是部隊管得了的。」

逃港過程 驚心動魄

逃港方式分為走路、泅渡、坐船三種,路線主要有東線、中線、西線三條。寶安縣以西逃港者往往會選擇西線,即從蛇口、紅樹林一帶游過深圳灣,如果順利,一個多小時就能到新界西北部的元朗。中線逃港者大多持縣級證明(包括假證明),乘火車、汽車進入寶安,夜間伺機在羅湖一帶跨越深圳河,翻過鐵絲網進入香港。東線多從惠州出發,徒步穿過惠東、寶安,翻越梧桐山進入香港。還有一條二次逃港路線,即先偷渡到澳門,再轉往香港。

鄧小平到廣東視察指出:「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生產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決逃港問題。」(視覺中國)

有時甚至出現強行衝關的情況。據寶安縣委《關於制止群眾流港工作的情況匯報》記錄,1962年,廣東出現嚴重饑荒,大量居民逃往香港。在寶安縣由東至西百多公里長的公路上,外流民眾成群結隊,扶老攜幼,如「大軍南下,來勢洶洶」,每人持一根木棒,帶頭者揚言:「誰阻撓我們,我們就用木棍和他們搏鬥,衝過去,就算開槍也不後退!」

逃港原因主要是貧窮與饑荒。當時,寶安縣農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約0.7元人民幣,而香港農民一天的平均收入為70港元,兩者相差約百倍。「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如對面八分錢(指寄信到香港叫親屬匯款回來)。」政治迫害也是逃港的主因之一。中共建政後,土地改革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反右運動、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上山下鄉運動等一系列運動接踵而至,令不少人鋌而走險。廣東海豐人、「中國小提琴第一人」馬思聰是最為典型的代表。文革開始後,時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的他飽受凌辱。1967年,他藉一次到深圳演出的機會乘船逃港,抵港第二天,全港報紙與電台都報道了這一消息,從而掀起了一場以知識份子和知青為主體、長達十年的逃港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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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香港旅客從羅湖口岸鐵路橋前往深圳。(視覺中國)

當時對逃港者的打擊異常嚴厲。凡不經合法手續前往香港者都被視為「叛國投敵」,抓到就處以收容。為了收容逃港者,寶安縣政府新建百多個收容所,但常常人滿為患。而邊防部隊是逃港者最大障礙,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之前,邊防士兵遇到不聽命令的逃港者可隨時開槍,許多逃港者被打死在灘塗和山上。其後因上級嚴令,向逃港者開槍的現象才逐漸消失。

到香港後,絕大多數逃港者都從社會最底層做起,吃盡苦頭,然後經商辦廠,慢慢發達起來,躋身社會上層,為香港成為「亞洲四小龍」作出巨大貢獻。有人統計,在上世紀末香港排名前100位富豪中,有40多人是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

怎麼應對逃港潮?應該拿逃港者怎麼辦?這成為擺在中共領導人面前的一個難題……

節錄)

上文節錄自第229期《香港01》周報(2020年8月31日), 文章原題《三十年悲壯大逃港:深圳特區的催生針》。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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