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港大金融學者林晨：香港發展普惠金融是大勢所趨
透過金融借貸周轉資金、擴大投資已是不少企業慣用的生財之道，但即使是在金融市場非常發達而開放的香港，仍有不少小型企業連小額借貸也會被銀行拒諸門外。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研究與知識交流）林晨早前獲批2,200萬元撥款，開展「金融科技、金融穩定和普惠金融」研究項目，冀能透過大數據、雲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手段，開發一套針對中小企業和消費者的風險評估管理體系，保障普羅大眾平等享用金融服務，推動金融業再發展。
林晨2005及2006年在美國佛羅里達大學沃靈頓商學院分別取得工商管理碩士及博士，隨後來港執教，先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金融學，至2013年加入港大，現任金融創新及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與內地很多負笈海外的經濟學者一樣，林晨學成後，希望透過學術研究促進產業發展，產生政策影響。對於專攻金融的他而言，香港是很適合進行研究工作的金融中心，因為大學和行業之間有密切聯繫，而且香港作為連結中國內地和國際的橋樑，既可觀察國際新興產品及技術的變化，又可掌握內地金融改革的成效及其對金融產業和經濟的影響。
林晨近年做了不少與金融相關的學術研究，而且橫跨不同領域，包括企業財務、金融監管、發展經濟學及金融科技等。今年7月，林晨統籌的「金融科技、金融穩定和普惠金融」研究項目，便成為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轄下研究資助局2020/2021年度的主題研究計劃，獲批2,200萬元撥款；他希望能開發一套針對中小企業和消費者的風險評估管理體系，既保障普羅大眾平等享用金融服務，又加強香港作為地區及國際商業中心的策略地位，從而促進香港從傳統金融中心轉型為金融科技中心。
鄉村銀行乃普惠金融雛型
「普惠金融」由聯合國及世界銀行在2005年提出，即「讓每一個人在有金融需求時都能以合適的價格，享受到及時、有尊嚴、方便、高質量的金融服務」。不過，這並非新概念，有「窮人的銀行家」之稱的孟加拉經濟學者尤努斯（Muhammad Yunus）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創立的鄉村銀行，可說是普惠金融的雛型。
時值孟加拉大饑荒，人民苦不堪言，而傳統銀行基於風險拒絕借貸，導致當地窮人只可向高利貸借錢過活。尤努斯自掏27美元，借給鄉村婦女做小生意，結果她們不但準時還款，還可賺錢改善生活。於是，他在1976年成立格萊珉銀行（Grameen Bank），向窮困村民提供不需抵押的微型貸款，但要求他們結成小組一起借貸，互相擔保和監督，降低違約風險。在群眾壓力下，此模式還款率高，格萊珉銀行於是成為小額貸款的先鋒，在全球遍地開花，尤努斯因而獲得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
不過，鄉村銀行的模式已成過去。當銀行制度向富人傾斜、窮人被主流經濟孤立，格萊珉銀行確能發揮作用，只是，以互相擔保為營業模式，規模難以擴張。林晨指：「在一條村落內或特定場合中可採用互相擔保的模式，但規模很難擴大。如果使用純信用貸款，不需擔保或抵押，如何保證人們借到錢後會還錢？」
管理風險以保金融穩定
隨着科技日新月異，普惠金融不再局限於當初的實踐模式，數字金融或是金融科技已成主要推動手段。但即使部份傳統銀行擴大原有企業和個體融資的覆蓋範圍，當中風險仍不容忽視，畢竟中小企業及消費者普遍缺乏統一收集和處理驗證信息的方法，挑戰金融穩定。
林晨認為，普惠金融與金融穩定之間存在矛盾：「所謂普惠，就是將更多銀行不熟悉、未曾服務過的客戶，納入服務對象之中。但不了解客戶，意味着提供服務會帶來較高風險，較易出現違約、金融欺詐等情況。」「普」是盡力擴大服務範圍；「惠」則是給予可負擔的服務。但健全行業發展並不容易，推動普惠金融的同時，也須確保金融穩定，今年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全球經濟，市場出現巨大波動，銀行業壞賬率大幅上升，造成龐大的系統性風險。如何在推動普惠金融及保持金融穩定間取得平衡，是不可迴避的課題。
如何準確量度微觀及宏觀風險，以進行風險管理？林晨解釋，以往進行風險評估時，每每只限於微觀分析，如分析個人消費行為，再作信貸決策；或是單從宏觀層面思考走勢。而他的項目則要建立微觀分析框架，與宏觀的動態衝擊及商業周期結合在一起，從而建立一個動態、優於傳統金融指標預測力的風險管理體系—充分利用及分析數字足迹、網絡關聯和行為特徵等微觀大數據，同時按照宏觀周期進行動態調整，建立不同模型。
當經濟周期變化愈來愈大且愈見急速時，為了理解更全面的宏觀變化，團隊需大量另類數據，如利用車流、污染、燈光數據了解經濟周期及生產活動的多寡；亦可通過移動設備的數目得知某地的消費或生產強度，實時觀察經濟周期；至於微觀上，團隊會與合作機構一起收集多維度的行為數據，如消費，在可接觸的訓練數據下開展研究工作，找出有效的模型，繼而建立一個宏觀動態風險監測系統。
普惠金融發掘創新機會
全球貧富懸殊日益嚴重，參考樂施會的統計，全球最富有388人的財富，已相當於全球一半最貧窮人口（即36億人）的財富總和；至去年，全球最富裕26人的財富，相當於38億窮人財富總和，可見財富日益集中。金融海嘯以來，各國央行紛紛量化寬鬆挽救經濟，貨幣供應與所產生的信用額增加數十倍或以上，但受惠的往往只是富人。
回望香港，本地銀行對中小企開戶審查甚為嚴格，中小企不易融資，便轉向財務公司借貸。即使近日金管局宣布推出商業數據交換（CDI），幫助銀行經用戶許可獲取商戶數據，加快中小企獲得銀行融資，但相信仍與便利、合理門檻的借貸有一段距離。
小額信貸只是信貸總額的一小部份，卻能創造更多創新機會。金融科技獨角獸螞蟻集團是內地普惠金融的代表，香港卻沒有廣為人知的普惠金融產品。而香港工業貿易署的數據顯示，中小企佔全港企業98%，貢獻全港46%的就業機會，可見普惠金融發展空間之大。
不過，成功實踐並非易事。例如內地早在2012年放寬金融市場管制，令作為普惠金融服務之一的網上點對點（P2P）借貸平台湧現，最高峰時達6,000多間，但後來大量貸款人違約，亦有負責人捲款潛逃，因而出現大量「金融難民」。經政府整頓後，大量平台被勒令關閉。林晨說：「這麼大的行業不見了，投資者損失很大，亦不利於金融穩定。P2P這種普惠金融服務，做得好的並不多。」由此可見，要在金融安全下完成普惠金融框架並不容易。
普惠金融是大勢所趨，已被視為全球政策方向。二十國集團（G20）全球普惠金融合作夥伴組織（GPFI）每年發表進展報告，介紹各地普惠金融發展進度，並提出四大原則：利用數字技術推動發展、平衡數字金融發展中的創新與風險、構建恰當的數字普惠金融法律及監管框架，以及拓展服務基礎設施生態系統。
林晨分析，內地的監管思路較容許試錯，先嘗試，失敗後砍掉重練，目前不再追求高速增長，對金融安全要求更高。但內地與香港進程不同，後者仍處起步階段，他期望研究項目能以綜合框架去考慮問題，非只考慮普惠金融的產品設計，還應考慮金融風險及金融安全，而金融科技是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法，可利用技術完成風險管理。「金融科技研究是一個動態過程，一開始只是想解決問題，通過大數據做到更好的普惠金融服務，不論支付、信貸、保險或財富管理， 但慢慢地大家會期望得到更多私隱保障、數據安全⋯⋯要求日漸變高。」
港金融地位非穩如磐石
2008年，美國《時代》雜誌創造「紐倫港」一詞，香港與紐約、倫敦齊名。但十二年過去，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未必如往日般穩固。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與英國智庫Z/Yen集團每半年聯合編製「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排名，評估全球108個金融中心的營商環境、金融體系發展、基建、人才資本、聲譽等範疇。在9月的最新排名中，紐約、倫敦依次高踞冠亞軍，香港則排第五，低於上海及新加坡。如再細看競爭力指標，香港基建及金融發展水平排名較遜色，分別是第五及第六位。
從金融中心過渡至金融科技中心是必然、也是應然。林晨說，金融科技概念廣泛，其中包括金融監管、信貸科技、支付科技、保險科技及智能理財等，香港一定要擁抱科技，才能保持金融中心的競爭力。「全球最高市值的十間公司，幾乎沒有銀行，全是科技公司。這些科技公司某程度都從事金融業務，如亞馬遜、阿里巴巴及騰訊， Facebook還有自己的貨幣，金融與科技已是密不可分。」他強調，銀行、證券、財富管理、保險及金融行業，不僅運用科技，還要適應科技所帶來的新要求，「如何重新塑造行業及提高適應力，變得很重要。」
更重要的是，在粵港澳大灣區，港深地理相連，當深圳定位為科技中心，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產業與金融科技的結合是非常重要的發展方向。林晨最後提醒，擁抱科技包括對科技的理解，畢竟投資者對企業科技的理解及前景，會影響定價及投資意欲，「不論什麼年代，科技是成就一間偉大公司的真正因素，而非短時間內股票的升幅。」
上文節錄自第241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1月23日）《 專訪港大金融學者林晨 香港發展普惠金融是大勢所趨》。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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