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壟斷】「有形之手」出手 馬雲們顫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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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領域有兩隻著名的手:一隻是亞當斯密的「無形之手」,即市場的手;一隻是凱恩斯的「有形之手」,即政府的手。它們左右互搏,又相互協作,但都不完美—「無形的手」雖富有效率,但經常失靈,甚至會引發金融危機,也無法兼顧公平,因此,需要政府適時調控和監管;「有形的手」不能掌控一切,否則會導致經濟相對欠缺活力,資源配置缺乏效率。這兩隻手左右着資源配置,人們對如何使用這兩隻手亦積累了豐富經驗,形成了相對完整的制度體系,如今在處理經濟問題甚至極端的經濟危機時,基本上能應付自如。

撰文:陸一

互聯網平台演變出「第三隻手」

近年,隨着互聯網對經濟、生活的系統性介入和接管,這種經驗和制度在全球均遭遇挑戰,並在政府和民間引起極大爭論。人們忽然發現,除了政府和市場這兩隻手,又長出來「第三隻手」—互聯網平台的手。互聯網巨頭在自成體系的平台內「呼風喚雨」,這隻手建基於大數據、演算法、雲計算、人工智能(AI)等莫測高深的東西,看得見,卻摸不着,我們姑且稱之為「摸不着的手」。

內地新經濟代表ATM(阿里巴巴、騰訊與美團的合稱)近年在港股市場呼風喚雨,加上網購日益普及,讓「平台經濟」愈加為人所熟悉。人們享受着平台帶來的各種便利,同時產生了各種疑問,引起對交易安全、私隱保障的關注。對監管機構來說,這也是前所未見的新局面,不知道要不要管、該怎麼監管。

12月14日,阿里巴巴旗下公司涉反壟斷,被中國監管當局處罰。(資料圖片/中新社)

當然,把「平台」放在與市場、政府相對等的地位沒什麼理論基礎,之所以說「平台」是「手」,是因為現在的「平台」跟雙邊市場理論中所描述的「平台」有着根本不同。

當前科技巨頭們打造的「平台」有三個特徵:一是用資本聚合串聯起一個以平台為中心的橫向和縱向利益共同體,形成一個跨市場、閉環的產業生態圈;二是向平台內的經營者、用戶提供交易場所、規則、支付、金融、監管等準公共產品,不再以單純的財務指標為回報,其目的在於獲得市場支配力;三是平台內要素按照某種機制組合和流動,價格機制不明顯。由於整個遊戲規則是平台自己「摸着石頭過河」一點一點設計出來,造成平台締造者就是「王」的現象。由此看來,平台肯定需要監管,關鍵是怎樣監管。

根據上述特徵,傳統的反壟斷理論和工具箱,比如所謂相關市場、價格操弄,都沒有切中要害,無法對平台實施有效監管。更荒謬的是,一些反壟斷工具反倒成為某些平台規避監管的擋箭牌。事實上,平台這個經濟組織在形態上已升到新的維度,拿「低維」的武器來監管「高維」的形態,結果可想而知。

正是在這背景下,中央近月動作頻頻,大有遏止科網企業一邊大力發展金融科技,一邊藉科企之名遊走於監管灰色地帶之勢。前有《關於平台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徵求意見稿)》,後有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國家主席習近平親提「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另有輿論喧囂吵雜,從螞蟻集團上市臨時叫停、被指「吸血鬼」,到《人物》雜誌《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一文引發社會共鳴,互聯網巨頭們忽然間被千夫所指,自然加劇它們的焦慮。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強化反壟斷和防資本無序擴張」更有一錘定音的意味。

這現象非中國獨有,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近日便向矽谷巨擘Facebook開刀,把它告上法庭,指其透過收購阻止競爭,要求它出售Instagram與WhatsApp這兩個熱門社交軟件。

一名社運人士戴上Facebook創辦人朱克伯格的面具請願,要求監管Facebook業務。(資料圖片/美聯社)

當然,中央對金融監管的要求與美國不同。中國奉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防止資本無序擴張」這一表述可謂精煉地提出中共所強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制度優勢,那就是:既要充分發揮資本在推動生產力發展中的積極作用,又要防止資本無序擴張。

中國經過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時期的探索,形成了一條不同於前蘇聯和西方的道路,那就是既充分利用資本和市場,又利用社會主義的國家政權,約束資本和市場,讓資本和市場為社會和人民服務。這種模式既不同於前蘇聯的消滅市場,也不同於西方國家讓資本佔據支配地位,而是從生產力水平出發,既充分發揮市場和資本的作用,又把這匹烈馬套上轡頭,不允許市場的作用無限膨脹,不允許資本對社會的支配權力無限擴大。

事實上,這一思想在中國一直有着深厚的歷史淵源。今天中國的私營經濟已與舊中國的私營經濟、西方國家的私營經濟有顯著區別。區別的核心在於中國的私營領域是具有一定社會主義因素的私營經濟,從而可以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組成部份。

中國政府和私營資本之間也是一種新型的關係,在資本和權力之間有一道防火牆,更不像西方國家那樣,大型壟斷資本可以直接影響和操縱政權。總之,任何時候都不能忘了「社會主義」定語,就是要堅持制度優越性,有效防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端。

習近平等中共領導層就強化反壟斷達成共識。(資料圖片/新華社)

平台的演算法歧視壟斷信息

「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不僅是喊口號,但究竟如何做?還得從了解平台運作邏輯開始。首先,必須承認平台某種程度上促進了競爭、提升了效率。平台其實提供了一個接近經典經濟學自由競爭的市場。完全競爭通常需要五個條件:市場上有很多小的買家和賣家;市場上的每個廠商生產同質的商品;買家和賣家能獲得完全的市場信息;沒有交易成本;可以自由進出市場。

可見,平台依托資訊科技搭建了一個接近於完全競爭的市場,因此是富有效率的。所以,平台的巨大成功是科技進步與市場發展的成功。市場對效率的回報也是巨大的,短短幾年時間,就可以從一個小創業公司,迅速成長為市場巨無霸。

而當下平台備受爭議的演算法歧視,其問題實質並不在於歧視,而在於平台用演算法替代了市場機制,發揮平台內的資源配置作用。價格不再反映供求關係,失去了市場訊號的意義。從單個平台看,無法對整個市場的供求關係產生系統性影響,但假如所有平台都這麼做,就可能影響市場供求。不過,這種基於大數據的演算法機制對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是正向的還是反向的,現在還說不清楚。

本質上,演算法歧視是指平台在和消費者交易時,基於大數據佔據了信息優勢。「買的不如賣的精」,這在線下也司空見慣,譬如去街市買菜,菜販心裏怎麼想,買家也不知道,他賣給前邊的人多少錢、後邊的人多少錢,消費者也不知道。價格本身就是市場訊號,買賣雙方據此作決定,只要確保自由交易的權力,不存在強買強賣,消費者完全可以用腳投票。

那麼,該如何處理平台這隻「手」呢?現階段來說,應當立足於打破平台與平台之間分裂割據的狀態,讓市場要素自由流動起來。不是要摧毀平台,而是統一重建規則,任何平台都不能凌駕於法律與一般經濟規則之上。「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統一度量衡」,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能發揮基礎作用,這也是中國國內大循環為主,國際國內雙循環發展新格局的必然要求。用主管金融的副總理劉鶴的話說,就是要打破各種反市場的壁壘,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着力打通堵點,貫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個環節,實現供求動態平衡。

再說一次,把平台上升到比肩市場和政府,缺乏嚴謹論證和理論支撐,其目的在於讓大家意識到平台某程度上具有了這種資源配置的特徵,對平台的監管應當從這個維度來構建框架,用傳統反壟斷的模式已很難覆蓋平台經濟領域的行為。

上文節錄自第245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2月21日)《「有形之手」出手 馬雲們顫抖了?》。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245期《香港01》周報精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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