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荒．二】精英才能讀大學？有限學額削培育人才效率
大學生產潛能被壓抑，無法培育更多人才；坊間卻埋怨學位過多，造成「學歷貶值」。「大學教育的最終目標，應是任何人想讀大學就可讀到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陳偉儀表示，如果將大學教育當作基本教育，那種認為學位應該「貴精不貴多」的說法就會不攻自破；他強調，「大學教育其實真的很基礎。譬如要投票，如果連基本的政治理念都聽不懂，那怎麼投？」可惜，以精英思維主導的教育系統當中，大學教育僅屬「聰明人」的資源，而非基本教育權利，故港府不願提高公立院校的資助學額，又立下嚴苛的入學門檻，極大地削弱高等教育普及性和人才培育的效率。
首先是學額問題。教資會自1994/1995學年開始，每年合共為八間公立大學資助1.45萬個第一年學士學位的學額，至2000年稍微提升至1.5萬個，目前佔每年文憑試考生人數不足兩成。然而，「1.5萬個學額」的釐定既沒合理標準，又已落後時代，純粹是港府當年曾以18%適齡學生入讀大學作為目標，即使後來提出六成大專學生比率的目標，但實際增加的資助學額也只有500個；更可笑的是，教育局曾於2008年指出，資助學額的多少要考慮中學學生數量、入學學生質素、政府財政狀況、香港人力需求等因素，但至今仍然未再修訂。
社會上每次提倡增加資助學額，特區政府都會反駁稱，目前有超過五成學生能夠入讀高等院校。但恒生大學校長何順文澄清，有關數據把副學士和高級文憑的學額計算在內，有「谷數」之嫌，實際上只有約35%學生能入讀本地認可的學士課程，遠低於歐洲和很多成熟經濟體的六成入學率。在他看來，有能力的年輕人應接受完整的大學教育：「我們的核心是，有沒有給年輕人足夠機會和資助去完成四年制課程，而不是去爭取副學士和高級文憑學額。」
何順文所指的35%，已包含資助學額和私立學額。理論上，當公立院校的資助學額有限，私立院校本應積極擔負提高入學率的職責，正如徐立之憶述，2000年，時任特首董建華正正希望社會有多些大學生，呼籲私立機構辦學，才有了現時大批的自資院校。但現實是，自資院校的出現雖然令入學率翻了一倍，但仍遠低於六成的目標，到底原因何在呢？香港大學前校長、香港科學院院長徐立之認為，「學額」的深層次癥結，在於入學門檻過高：「現在最大的問題是，『能夠』入大學的學生人數並不足夠。」他把矛頭指向文憑試的「3-3-2-2」門檻（指文憑試考生考獲中文及英文3等、數學及通識2等，可達到大學收生最低門檻）—與公立院校「供不應求」的學額相比，私立院校年年都要為收生煩惱，學位多是「求過於供」，皆因門入學門檻之高，基本上已排拒三分之二考生就讀學士學位的機會。加上學生人數本來就按年大幅遞減，能夠達到入學門檻的考生就少之又少了。
以2013至2019年間的考生與學額統計為例（表一），文憑試考生人數由近7萬跌至4.7萬，成功考取入學門檻的考生人數亦由2.7萬減至1.97萬；然而，當政府資助學額維持在每年1.5萬個，即符合入學資格而未能獲得資助的考生人數已由1.2萬減少至4,700，但自資學士學位學額卻由6,989個增加至9,881個，可見生源競爭十分激烈。例如本港歷史最悠久、以新聞及傳播學系著稱的私立院校珠海學院，近年收生狀況奇差，連續四年實際收生不達預計學額的四分之一。徐立之慨嘆，「自資院校收生時，是『麵包浸水，渣都唔剩』！」
何順文亦同意「3-3-2-2」門檻應予以調整，「對很多國家來講，香港的收生門檻相對較高。好多學生被迫去外地升學，或者『無得揀』下讀副學士。」他建議，政府可適當放寬收生標準，讓私校可以接納更多有體藝天賦、領袖才能的學生，「公校基本上都『睇星星』啦！現時私校容許3%學生不達門檻，我希望可以擴大到10%，令入讀本科的標準更多元化。」
「3-3-2-2」的門檻不止影響自資院校收生，更令中學教育變得「應試化」，造成學生心理疲勞與迷茫。香港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講座講授賀潔婷早前發表獲政府「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資助研究項目《探討香港學生如何築構未來願景》報告，為有關問題斷症：「大部份學生都希望獲得大學文憑，然而，現實情况是本地大學的錄取率僅約兩三成，這意味着只有少數成績優異的學生才能獲得進大學的入場券。現實和理想的差距讓學生更加感受到來自教育體制的壓力，並形成了心理上的癥結。幾位學生均以『令人窒息』等字眼形容該情况，其中一位更直接指出問題核心：『學校中有太多阻礙學生發展的枷鎖。學生們在這樣的環境中接受教育，然後參加工作，那時候他們發現社會強調的反而是創新和突破。』」
在學額限制與門檻限制下，香港一流的教育資源無法有效地轉化為人才產出。歐洲工商管理學院聯同塔塔通訊（Tata Communications） 發表的《2019年全球人才競爭力指數》顯示，香港排在全球第27位，排名低過首爾、台北、新加坡和東京。其中，培養人才這項的評分有三個細分，分別為主流大學排名、青年入學率和社會連接度，在排名前30的城市中，香港的主流大學得分排名第四，但青年入學率就只有27.9分，排名墊底（表二）。
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2015年的資料， 25歲以上成人的人均教育年數，以色列是12.8年，日本和韓國分別是12.5年和12.2年，香港只有11.6年。蔡洪濱在《建議》中分析「在發達國家和地區幾乎所有人都有9至10年義務教育的情況下，這個差距反映的是成年人獲得大學教育的比例」，可見，香港總體教育水平落後於很多OECD成員國。
基礎教育基層缺位
在落後的總體教育水平背後，存在教育資源分配不公的問題，而且從小學至中學的基礎教育已形成「貧者愈少，富者愈多」的結構困局。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理事、香港未來教育協會總幹事李曉迎直言，雖然特區政府長期聲言推動基礎教育的普及化，卻依然不能擺脫「精英思維」，「你數一數，楊潤雄局長上任後去過幾次基層學校？不會超過十次！」
香港的小、中學教育系統中有官立、津貼、直資及私立學校，然而，私立學校與普通官津學校之間存在極大資源差異。「國際學校是什麼資源？本地課程又是什麼資源？」李曉迎以他所在的國際學校（屬私校）裏的「飛盤運動」舉例道，「我們學校發現最懂飛盤的是西方人，就請了一幫西方老師來教，學校有錢嘛！那沒錢的學校呢？就只能請香港本地的老師，但根本沒有資源讓他去進修，他也沒有參加比賽，這個差別就非常大了！比如說，我們學校有一年就在飛盤比賽裏拿了全國第二。學校都可以給學生提供飛盤這個東西，但這個東西能不能上升到對他升學有用呢？我的學生去哪裏升學都可以說自己是全中國第二，而你的學校只能拿來做個興趣班。」
私立學校雖好，但學費由幾萬到幾十萬元不等，因而基層家庭大多會選擇官立及津貼學校。但是，優質的官津學校對基層亦難言公平。官津學校的收生、派位存在「世襲制度」，亦即有兄姊在校就讀或父母在校任職的學童將有更高的機會入讀名校，這種制度上的精英「保護主義」，令基層很難入讀部份傳統名校。以小一收生為例，官津學校每年入學有約四分之一的學生是「世襲生」，自行收生階段成功獲派學位中有超過一半為「世襲生」（表三）。一些熱門學校由於面向世襲生的自行收生名額供不應求，不得不動用統一派位學額，令普通家庭獲得優質教育的機會大減。以2020年中西區排名第一的聖公會聖彼得小學派位情況為例，今年180人中有120個是「世襲生」，即有三分之二學童是「世襲」入學。
世襲制度令欠缺家世背景的基層進入優質官立學校的機會大減；經濟能力不足的家庭亦很難支持孩子接受直資、私立教育。基層家庭在整個基礎教育系統中尤顯被動。更殘忍的是，被政府所忽視、無法享受公平教育資源的基層孩子其實是香港的多數。據《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近十年來，有兒童住戶的貧窮率維持在兩成以上，即每五戶有兒童家庭，就有一戶為貧窮家庭。對基層乃至貧窮家庭而言，教育本是他們改變命運的賽道，但不公平的起跑線早已將大部份基層孩子擋在大學門外，他們只能淪為精英及中產家庭的陪跑者。
曾任亞太教育研究學會會長的香港教育大學榮休教授鄭燕祥在其著作《香港教改：三部變奏》中，反思教育改革對基層家庭的不公：「教改形成的局面是，弱勢區域及低下階層的高能力學生也處於不利，難於進入英中及較強的中中，而這些中學幾乎壟斷所有政府資助的大學學位及高增值學系。整體來說，低下階層學生升入政府資助大學的機會大減，若要讀其他專上課程，將要自費承擔。」早在2016年，《香港01》據學生資助處資料發現，在2006至2015，公立院校資助學額雖一直增加，但獲得助學金（須經入息審查）的學生人數及比例卻錄得跌幅。鄭燕祥在書中評價道，「就讀於八大的清貧學生，由2006/07學年每10人中有3.8人，減少至2015/16學年的2.4人」，「清貧學生在公營大學的人數及比率在過去十年不斷減少的現象，只是這派位機制弊病的必然後果，非常不公。」
低估應用科目效能
基礎教育的課程設計亦同樣存在問題。應用型教育本是產生科學及技術人才的重要路徑，但在香港卻成了「差生」的標籤。李曉迎說，學科分為應用科和學術科本是「因材施教」，最後卻成了「標籤作用」：「你是學應用科的，說明你學習不好。」。他更直言，社會對應用科存在誤解，反問：「學旅遊就是疊被子、端茶倒水嗎？」據考評局數據，2020年中學文憑試中，報考應用學習科目的中學生人數為3,651人，佔比僅有總考生的6.8%。
社會的偏見不是一日形成的，而是政府由上至下對應用科的忽視，導致整個考評制度的斷層，最終令應用科的認受性大減。本港智庫「團結香港基金」在2019年報告《應用教育：成就非凡多元出路 迎接嶄新數碼時代》中就建議政府應重拾應用教育。報告針對應用課程的低報讀率列出兩大原因：第一，應用科目認受性有限，學術科目考生表現實際可分為七級（一級至五級，五級又設兩個星級），但應用科目最多只有四級，分數上限令學生卻步；第二，職專文憑缺乏升學階梯，修讀職業訓練局青年學院或學校/業界結構提供的文憑課程，不能直接升讀學士學位；職專國際文憑課程成效有待觀察。
據團結香港基金資料，在OECD經濟體中，畢業於應用/職業型課程的高中生平均佔比為42%，但香港只有12%（圖一）。在芬蘭及德國，高中實行職業與學術並列體制，學生完成初中課程後，可選擇升讀職業型或學術型高中，畢業後可升讀普通大學或應用科技大學。根據德國聯邦數據統計，在2018至2019年，德國共有426所高等教育機構，其中216所是應用科技大學，106所是綜合型大學。當地應用科技大學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開始出現，在工程、經濟、社會及資訊科技領域提供應用型高等教育，以培養相關的應用型專才。
反觀香港，政府在發展基礎教育時仍抱着傳統的精英思維，認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低估了應用型教育在整個社會中的重要作用，令整個應用型教育的系統發展滯後於學術型教育。整個基礎教育雖有「多元學科」之名，卻難行「因材施教」之實。李曉迎嘆道：「家長普遍會認為孩子還是選擇學術科比較好，但孩子是不是真的適合學術科呢？」更重要的是，此事不止關於青年的多元出路，更關乎城市發展。應用學科升學渠道阻塞，令科技型人才產出效率大減，香港在未來以科技為核心的經濟競爭只會顯得滯後和被動。
《香港01》曾倡議政府應考慮主流中學以外重辦高級別職專高中。香港中學教育以前有「文法中學」、「工業中學」和「職業先修學校」之分，其中後兩者是為了培育具備工業知識與技能的年輕人。基於時代轉變，工業中學和職業先修學校的課程被視為陳舊過時，有必要改革。政府自1997年起容許相關學校刪除校名中「職業先修」和「工業中學」字眼，隨着時間過去，文法中學、工業中學和職業先修學校最終合流。工業中學和職業先修學校的「死因」在於課程不合時宜，要避免重蹈覆轍，必須讓課程切合時代需要。現在政府希望在創科方面大展拳腳，課程自應以此為設計及投資依據，包括推廣其他高端服務業的價值所在，改變市民的固有認識，培育適合新時代的高技術創新型服務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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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於第251期《香港01》周報（2021年2月1日）《精英思維主導 傳統經濟箝制 香港人才戰略困局》。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 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