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改制．專訪｜經濟民生才是檢驗香港治理效能的核心標準

在本月初舉行的全國「兩會」，雖然最關鍵的議程是「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但香港選舉制度改革卻成了各方關注的焦點，這也是繼《港區國安法》之後北京對「撥亂反正」的又一劑猛藥。圍繞此次修改選舉制度，以及北京今後的治港策略，《香港01》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中國學術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黃平。

香港01：全國人大表決通過的《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簡稱《決定》）中，有兩個說法很值得關注，一個是「香港回歸後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另一個是九項決定裏的第一條——切實提升特區政府的治理效能。我們知道，自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以來，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在中共的論述裏都是並列存在的，您怎麼理解中央對香港也提出體系和能力的要求？

黃平：我的理解未必準確。據我所知，我們常講1949年新中國建立後在制度建設的方面的中國特色，既包括前三十年建立的人民代表大會、黨的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民族區域自治，也包括改革開放之後開始實行的基層選舉與自治和在香港、澳門實行「一國兩制」。自香港、澳門回歸後，「一國兩制」就成了中國的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中的有機組成部份，也是中國的一個制度創新。在香港回歸前，整個香港的治理體系，包括法治層面和憲制層面，都不在中國的治理體系裏面，是屬於英國治理架構之下的。從1997年7月1日開始，香港的憲制和法治就都納入到中國的治理體系之中了。

香港01：所以這次強調「重新納入」，相當於「一國兩制1.0」解決的是主權回歸問題，雖然其時香港治理名義上納入了國家治理體系，但其實過去二十四年並未真正落實，而「一國兩制2.0」的要義，就在於要名副其實。這也意味着接下來香港的治理，尤其是特區政府的治理效能，尤為重要和關鍵。

黃平：我理解「重新納入」這個表述的意思是，在英國人來以前，香港本來是中國當時治理體系的一部份，已經在中國的治理架構中，後來被納入了英國的架構裏，回歸後又重新回到中國的治理架構裏面，香港已經是中國的一個特區，就必然成為中國治理架構中的一個有機部份。

香港01：反過來看，北京也非常有必要自我檢討，回歸這麼多年了，一直到今天才說將香港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去思考香港的治理問題。而且一直到2014年，才有了第一份關於「一國兩制」和香港的白皮書。

黃平：不是現在才納入，而是一回歸就已經重新納入了，具體的當然也是一邊實踐，一邊摸索，老實說也是因為「一國兩制」在歷史上沒有過，當時回歸後有沒有鬆了一口氣的現象？「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而且回歸時香港屬於發達經濟體，似乎什麼都比內地先進和發達，內地還要向香港學習。幾十年下來，內地發展速度愈來愈快，不少城市已經超越香港，這在當年我們是無法想像的。所以你說「自我檢討」，其實都是一個從實踐中學習的過程，要是沒有一次又一次出現問題，哪有今天更加清晰和明確認識？

香港01：歷史地看，中共在香港回歸以前走的是底層路線，但隨着九七的鄰近，為了回歸，採取了官商共治，開始走上層路線，這個路線一直延續至今天，雖然官商共治解決了回歸之際的問題，滿足了當時的需要，但經過這麼多年也積累了不少矛盾，隨着「一國兩制」進入2.0，北京會否調整治港路線？

黃平：至少回歸以來發生了這麼些事情，有的是沒有預料到的，《基本法》第23條立法通不過，2019年的修例風波，甚至一次比一次嚴重。從中央或國家的角度看，除了那些反華亂港者一心一意搗亂乃至破壞之外，我們的具體工作也一定都要反思。其中一個象徵性的是，走到香港的貧民居住的地方去，雖然說這些問題的解決沒有那麼容易，但這一步邁出去了，至少是象徵性的，表明了要關注底層的問題，不是只走上層路線，特區政府也要回到中下層普通民眾和青年中去，關注並妥善解決好民生問題。

香港01：這一次選舉制度改革強調「愛國者治港」，這是最底線的要求，但是外界也很擔心，愛國者會不會是「忠誠的廢物」，不能說把泛民相應地打下去了，好像建制派就天然地愛國了。至少我們看到過去這麼多年，治港者並沒有很好地解決經濟民生問題，愛國的問題可能解決了，但是治理效能的問題卻仍然很突出。

黃平：首先是愛國，這是底線。能力方面不能愈治愈差，例如民生問題，不能愈來愈嚴重，香港不是沒財力，不是當年我做內地貧困研究時的貴州、雲南、甘肅、寧夏等，從最近熱播的《山海情》中也可以看到，內地貧困地區都在一天一天明顯改變。一個更明顯的比較是深圳，與香港一河之隔，深圳起步比香港晚，但變化也快，比較起來，香港卻似乎一天不如一天。這樣的局面，有反對派作對、搗亂的因素，當然也與特區政府的一些官員們的治理能力相關。

與內地相比，香港官員們毫無疑問看上去光鮮亮麗，不僅上班穿西裝、打領帶，而且外語和風度都很好，內地基層的官員則顯得土裏土氣，但是比較一下治理能力就知道看人看事不能只看表面。對很多香港官員來說，修例風波以來也是前所未有的鍛鍊，之前很長時間似乎也沒什麼壓力，過於放任自由的資本主義，美其名曰「小政府、大市場」，在治理上一直採取的是消極干預，經濟上則是積極不干預，這也是官員治理效能總是顯得不盡如人意的緣由吧。

香港01：除了特區政府治理效能之外，目前香港社會至少有六成人，對目前的選舉制度改革是不認可的，對中央也是不信任的，認為這樣的安排抑制了香港社會對於民主的訴求，使得香港的民主進程一夜回到了回歸初期，甚至不乏有人斷言「一國兩制」已死。中央怎麼去面對這樣的難題？

黃平：這個問題不能是看一時的民調，而要取決於怎麼做和做的效果。看文字看規定，看全國人大的決議，常委會屆時對於《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的修改，是一個層面，操作層面的具體落實、確實見效，是另一個層面。至於你說的不認同和不信任的問題，香港的「民意」已經很長時間是扭曲的了，不管出台什麼，第一時間是懷疑，是抵制，是不信任。這次選舉制度改革是要確保愛國者治港這個底線，所以關鍵不在於「民意」現在作何反應，而是看真正執行之後，一年三年、五年十年之後，真正讓香港繁榮穩定，也真正落實好「一國兩制」。

以九七回歸前後為例，1992至1997年回歸前，我也時常來香港，當時一些港人很擔心回歸，叫「九七大限」。6月30日半夜，一些香港人在現場留着眼淚看着英國人走，覺得中共來了、英國人走了，表現出很心疼，很擔憂的樣子。當時就有過一波移民潮，不少人選擇移民加拿大、澳洲，但後來很多又回來了。

所以，回到這一次的選舉制度改革，擋住的只是極少數反對國家在香港行使主權的，擋他們的目的是為了確保「一國兩制」的實施和改善香港的治理和民生，甚至更為長遠的法治與民主。而不是說從此就沒有任何反對派了，從此再沒有爭論了，不是從此任何一個方案就是特區政府或者特首怎麼說就怎麼弄了，而只是把那些本來就不能入局、不該入局的不愛國者，甚至一心一意反對和破壞國家主權和安全的人擋住，以便在確保國家主權安全的前提下，既貫徹好「一國兩制」、維護好香港的繁榮與穩定，也更妥善地解決好包括香港就業和住房在內的民生等深層次問題，再沒有那麼多非法的阻擾和障礙，再不至於什麼事情都一味地泛政治化，甚至一味地反中、亂港。

所以，現在斷言「一國兩制」已死，甚至因為有人選擇離開就認為香港沒有希望了，是非常短視的，也經不起時間的檢驗，關鍵還在於如何實踐，今後的三年到五年很重要。真正的考驗，不只是文字上怎麼斟字酌句，還要看如何實踐和操作。如果實踐的結果是香港的繁榮穩定有保障，就業、住房等民生有改善，社會氛圍和認知也「或快或慢」跟着改變。

香港01：是否可以說，如果香港在新的周期中轉圜得比較好的話，雖然人大「8．31決定」現在是一個爛尾橋，走不下去了，但雙普選還是有可能的？

黃平：這方面還有幾個要跟進的，比如23條立法，「8．31」的後續，再就是下一個二十五年，「一國兩制2.0」如何行穩致遠，特別是香港的經濟和民生，年輕人的就業住房和發展前途，究竟是變得更繁榮更穩定，還是繼續被人搞成壞港、臭港、死港，這是最重要的。當然西方媒體和香港已經形成了某種媒體氛圍，但反過來看，治理本身是實踐，不是憑嘴說出來的。

香港01：我們知道，您一直從事社會學研究，回看過去二十四年，從社會學維度來思考，香港社會除了治理效能不足外，最根本的問題是什麼？為何會一步步走到今天這樣？

黃平：我覺得最大問題是香港的社會結構出問題了，尤其回歸以後某些方面還在繼續惡化。「一國兩制」中的香港那一制，也就是資本主義，有多種多樣的形態。很多國家所走的資本主義道路已經不同於十八、十九世紀早期的資本主義，不再是原始的、野蠻的資本主義，所謂「自由競爭」就是自由掠奪、弱肉強食，但他們也引入了很多社會主義的因素，比如通過二次分配緩解貧富懸殊問題，通過稅收制度和福利政策解決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問題。這在社會政策方面至少部份限制了大資本和資本集團贏者通吃。

就此而言，香港的社會結構，包括階層結構，回歸以後變得更分化、更固化。不但大資本的財富愈來愈多，還壟斷公共資源，按理說公共資源是要政府出面來搞，可在香港很多公共服務和設施也在大資本、大財團和大家族手中。「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是創造性的制度設計和創新，一開始也確實缺乏經驗，在這個過程中，該政府幹的事情交給了資本和市場，有的還是在大資本手上，這個問題不是誰心腸如何，而是社會結構不合理，導致在社會經濟和民生等方面問題積累，時不時由於各種內外氣候變化而爆發。

香港01：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是不是也是這樣認為的？

黃平：我只是政協委員之一，也不能說都這樣認為，但是至少國家正在反思，正在重新思考。我也認識一些老人，有的當年參加過《基本法》起草的老人，他們都在認真思考這個問題。回歸以後，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區，香港居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香港居民在享受「兩制」中的資本主義這一制的同時，作為國家的一員，有如何認同國家的問題，也有在國家大發展的過程中妥善解決好自身的定位和隨着國家整體的發展而發展的問題。在社會公正和社會保障方面，即使仍放在「四小龍」中，香港也是解決得最差的。社會學意義上，香港的社會結構出了問題，社會政策也沒有及時跟進。社會結構上階層固化、貧富懸殊，社會政策至少應該進行相應的調整與緩解，可香港就是沒有跟上，甚至乾脆缺乏相應的社會政策。還有，內地各級幹部每一年都有嚴格的考核、考評、檢查、驗收、審計、紀檢，香港缺乏嚴格的官員考核。

香港01：所以說忠誠的廢物還是有的。

黃平：這個說法欠妥。當然治理能力有大大提高的空間，現在首先是要解決忠誠問題、愛國問題，再一個就是能力問題，如果連個健康碼都搞不定，核酸檢測也要抵制，什麼都一味地向英美看齊，或者泛政治化，或有人反對就不做，那怎麼行呢？

香港01：提到認同感和信任問題，很多人會懷念2008年前後，其時陸港關係達到了空前的高點。那個時候香港也有深層次矛盾，也有23條立法的困難，可為什麼當時會有那麼高的認同感？

黃平：國民心理的形成既和長期的深層次的社會結構、社會政策有關，也受到一時一事的事件影響。你看「9．11」發生後，美國人一下子都特別愛國，「9．11」發生的時候整個社會氛圍很快變了，原來罵政府的都不罵了，同仇敵愾的樣子。汶川大地震這麼大的災難，是自唐山地震之後我們受到的最嚴重的一次地震，很容易形成某種心理層面的共振效應。表現在陸港關係上，就是很廣泛的支援、支持、捐贈，後面是空前的認同感。一些事件可能是偶發的，就可以馬上影響到很多人的心理。

香港01：對於陸港關係變化背後的深層次問題，香港管制團隊也好，中央及涉港機構也罷，有沒有做過深入思考和研究？據我們所知，中央對港研究在回歸後很長一段時間裏是很缺乏的，甚至有時候刻意在迴避。

黃平：我自己認為，我們的研究，包括本地各個社團對香港的研究，很多是不夠深入的。香港也有很優秀的學者，不少是有歐美背景的學者，但他們瞄準的是歐美的學術標準、學術評價、學術排名，寫英文文章跑到歐美雜誌去發表，甚至直接研究歐美，真正做香港研究的學者其實不多。我們也看到的一些很好的學者和研究，還有很多是做評論，在媒體上做點評，內地的香港也很少，港澳研究在內地學術領域裏也是很邊緣的，很小的一個學科。背後的原因，一方面是有難度，接地氣難，另一方面也是政策性激勵不夠，還沒有一套體制機制去鼓勵一流學者專注於研究香港。

香港01：社科院也去的晚了，早一點去就好了。

黃平：至少八十年代我們的學者就去了，或者在研究了，連我們年輕人也到新華社香港分社等掛過職。為了順利回歸做了很多細緻的工作，可回歸後，反而以為萬事大吉了。這個方面學界也確實要反省要檢討，研究層面、學理層面，怎麼跟上、接上，爭取第二個二十五年裏，在經濟、社會、歷史、教育、輿論、民生、就業、住房等諸多方面，下大力氣研究。從這個意義上我認為，為了真正堅持好「一國兩制」不變形、不走樣，國家和內地的研究人員要更積極參與到「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研究中來，而不是「港人治港」就只是當地人的事，好壞由香港人自己承擔，那對於我們學者也是不負責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