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債券.上|全球新趨勢 香港可成綠色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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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全球及未來一代而言,氣候變化是最嚴重的威脅之一,全球日益關注當中涉及的風險,「綠色金融」(Green Finance)亦開始走入公眾視線,其中綠色債券(Green Bond)便是常見的金融工具。中國自2016年起連續四年成為綠色債券發行量最大的國家,而現時全球的金融中心在推動綠色債券上亦不遺餘力,站在發展前沿的香港亦不例外,特區政府除了積極發行綠色債券外,還致力推出不同的便利措施,吸引企業來港籌集資金,包括參與可持續發展並具有環境效益的投資。然而,綠色金融到底是解決全球暖化的關鍵,還是只是隨波逐流、迎合金融業趨勢的工具?兩者之間又該怎樣取得平衡?

近十年來,氣候變化、環境污染等相關議題愈發受到社會關注,不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都日漸重視低碳、具環保效益的項目,因而帶動了綠色金融市場的發展,尤其是綠色債券發行量急速上升,據金融數據調查機構Refinitiv發表的2019年《全球綠色債券的報告》,2019年全球綠債發行額達1,734億美元,較2018年上升31%。氣候債券倡議組織(The Climate Bonds Initiative)估計,2030年前,全球將需要90萬億美元綠色投資,用作對抗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威脅。

現時全球的金融中心在推動綠色債券上亦不遺餘力,站在發展前沿的香港亦不例外。圖為2019年2月金管局舉行的氣候債券倡議組織《香港綠色債券市場報告》發布會。(張浩維攝)

綠色債券是投資於各類環境項目的集資工具,能向投資者提供固定收益,現時主要由政府、金融機構及發展商發債供投資者認購。所籌集的資金僅限用作推展綠色項目及環保產業,如建造綠色建築、可再生能源設備、綠色運輸等,從而解決環境問題,推動綠色經濟發展。

與普通債券相比,綠色債券能讓投資者參與可持續發展並具有環境效益的投資,讓環保與投資並行。

發行成本較低 表現相對穩定

金管局金融學院轄下的香港貨幣及金融研究中心曾提出,企業發行綠色債券可享較低融資成本的好處,一般較傳統債券的借貸成本低約0.033%。對於投資者而言,因綠色企業的客戶忠誠度較高,在市場波動時表現會相對穩定,因此深受投資者歡迎。

2015年7月,風力設備製造商新疆金風科技來港發三億美元的綠色債券,是香港首筆綠債。香港大學經管學院金融學教授、金融創新及發展研究中心副所長湯勇軍從2016年起便專注研究綠色債券及其相關研究,他透露,曾在2019年到訪金風科技的北京總部,當時融資的負責人便表示,節省融資成本及利率較低,是當時來港發行美元綠債的原因之一。

香港大學經管學院金融學教授湯勇軍觀察到,近年綠債在市場上的認受性日漸增強,價格優勢也日漸明顯。(受訪者提供)

可是,發行綠色債券有利亦有弊,與普通債券相比,發行綠色債券並不容易,除了需要專款專用、項目符合既定的綠色要求外,亦需要第三方認證及定期披露進度。「發綠債是麻煩一點,(發行)綠債要有保證(commitment)——需要符合不同要求,要去想有什麼東西可以放到綠債裏,還要尋求外面意見及第三方的認證。」湯勇軍說,如要發行綠色債券,發行者須先訂立非一次性的框架,為日後勾勒發展方向及款項預期用途:「如果願意面對這些麻煩,一方面可以省到錢,另一方面(企業)可以表明決心,是一種轉型的姿態。」

湯勇軍補充,綠色債券的資金成本多寡暫時難下定論,畢竟綠色債券仍屬年輕市場,難以統計,成本最終還是要取決於市場行為,即投資者願意付出多少,如與亞洲相比,歐洲投資者會更願意買綠債,融資成本相對較低。

市場急速發展 全球大興綠利

近年,可持續金融(sustainable finance)和環境、社會及管治(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ESG) 不單是一個不可忽視的趨勢,更漸漸從一個新興機會演化成市場的投資及融資主題。

香港01製圖

發行綠色債券已成大趨勢,而政府的主權債更成為支撐市場的重要力量。港府先後於2019年5月及今年1月底發行綠色債券,而第二批總值25億美元(約195億港元)的政府綠色債券,更是本港歷來最大規模的綠債交易,並分為五年期(10億美元)、十年期(10億美元)及三十年期(5億美元)——其中,五年期及十年期均錄得逾五倍認購;而作為亞洲首個三十年期的政府綠色債券,更獲逾七倍認購,吸引銀行、基金經理、保險公司、中央銀行、主權基金及國際組織熱烈響應。

湯勇軍觀察到近年綠債在市場上的認受性日漸增強,價格優勢日漸明顯,而因為疫情帶來的各種原因,讓大家變得更重視環保,連信貸評級長年低下的意大利也於今年初發行85億歐元(約798億港元)綠色債券,獲接近10倍超額認購,反映綠色債券已成為吹捧對象。他說,儘管綠色債券的發展尚未成熟,但早已經過了嬰兒期階段,相信將會成為主流,估計綠色債券在全球市場中所佔的債券份額會愈來愈重:「將來大多數債券都是綠色債券,因為所有東西都與環境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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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債券成主流,或與全球邁向碳中和發展不無關係。2015年的《巴黎協定》 (The Paris Agreement)設定了減排目標——把全球平均氣溫升幅控制在工業革命前水平以上的攝氐2度之內,而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在《巴黎協定》中承諾在2030年前減少60%至65%碳排放量。

2015年3月,國務院公布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明確表示以節約、保護及自然恢復為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基本國策。而在同年的12月及2016年1月,綠色金融政策框架逐步延伸至金融市場,中國人民銀行與發改委分別發布《綠色債券支持項目目錄》及《綠色債券發行指引》,為內地的綠色債券市場揭開序幕。不足一年內,中國便在綠色債券發行量登上全球首位。內地對於環境保護、潔淨能源及潔淨運輸有着強大的融資需求,需要資金投放於基礎設施、綠色先導項目之上,再加上與「一帶一路」國家合作及參與當地基建投資,未來的金融需求只會有增無減;當局除了在內地積極發債外,亦發行佔總額逾20%至40%的離岸綠色債券。

今年1月,亞投行行長金立群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亞投行將不斷增加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融資比重,到2025年氣候融資佔比達到50%。(新華社)

內地需求龐大 發行量冠全球

參考氣候債券倡議組織(Climate Bonds Initiative,CBI)所發表的《中國綠色債券市場2019研究報告》,2019年,中國綠色債券的全球發行總額達3,862億元人民幣(約4,632億港元),較2018年的2,826億元人民幣(約3,390億港元)的發行量增長了33%;其中符合CBI綠色定義的債券有2,500億元人民幣(約2,999億港元),發行量全球第一。

排放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是全球變暖的主要原因,內地有八成二氧化碳排放來自於煤炭,因此,扭轉對煤炭的倚賴成為當務之急。國家開發銀行於今年3月中向全球投資者發行首單「碳中和」綠色金融債券,規模為200億元人民幣(約240億港元),是目前市場發行金額最大的專項用於助力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綠色債券,集資將用於風電、光伏等共46個碳減排項目。

內地有八成二氧化碳排放來自於煤炭,因此,扭轉對煤炭的倚賴成為當務之急。(Getty Images)

湯勇軍形容,內地市場的主題變化急速,融資目標明確:「內地的資本創造能力很強,如去年有新冠疫情,社會便主打發行社會影響債券(social impact bond),還有抗疫債,用作處理處理一些社會問題,如今年便是發行碳中和債券。」

經濟轉向低碳模式,投資規模快速增長,碳中和債券亦是綠色債券之一,更為明確地將資本引導至綠色項目。去年9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第75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中表示,中國二氧化碳排放「力爭於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即俗稱的「30、60」目標。「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亦成為去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八大重點任務之一,而人民銀行亦將綠色金融確定為今年及「十四五」時期的重點工作,實現碳達峰不單有助國家產業轉型,更會對能源消費等帶來轉變。

與此同時,美國前總統特朗普任內以不利美國經濟為由宣布退出《巴黎協定》。湯勇軍認為,美方退出的舉動讓中國有機會在氣候變化、推動永續發展的議題上成為領導者。他分析:「這是中國政府一個大戰略,如要在科技或其他方面超越美國⋯⋯即所謂的軟實力,是很難的。」過去數十年,中國曾經為了發展經濟而在一定程度上犧牲環境,如今政府不僅視碳排放減半為目標,更視之為外交手段,相信日後有助改善環境、推動經濟轉型。事實上,內地不少企業也是朝此方向發展。

為了在2060年達到「碳中和」的目標,內地對綠色減排項目的資金需求變得迫切。

為了在2060年達到「碳中和」的目標,內地對綠色減排項目的資金需求變得迫切。中國人民銀行預料,內地每年需要至少三至四萬億元人民幣的綠色投資,反映綠色金融有極大發展空間,中國亦因而成為全球綠債發行及綠色融資強力推手。2019年,綠色債券發行量佔全球債券發行量共2.2%,中國是發行量最高的國家,其次是美國和法國。

如何推動應對氣候變化風險的解決方案,或促使資金流向支持過渡至可持續的經濟模式,成為各地政府的當務之急。例如深圳和倫敦兩地於去年中便開始研究ESG投資雙城合作,綠色債券必然是重點所在。2017年6月,國務院批准在浙江、江西、廣東、貴州、新疆五省(區)建設綠色金融改革創新實驗區(包括廣州、湖州、衢州、貴安新區等),積極推動綠色金融,而深圳及上海早已積極為發展綠色金融鋪路,如深圳早於2010年便成立排放權交易所,不但比香港早兩年成立,更是國內首個試行排放交易系統的城市。在2019年8月印發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意見》中,可持續發展是深圳五大戰略定位之一,當局除了持續提升綠化覆蓋率外,亦嘗試建立綠色金融政策體系,如以財政補貼形式支持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等綠色金融產品的創新;參與國家綠色金融標準化工程「中國綠色基金標準」。上海亦在2011年成立環境能源交易所,深交所及上交所更分別與盧森堡證券交易所合作推出綠色債券指數(Green Bond Index),涵蓋了環保、社會責任、治理等ESG主題。

發揮橋樑作用 助國家向綠色轉型

在此消彼長的情況下,香港在發展綠色金融一事上更見迫切。參考金管局的資料,在港安排及發行的綠色債券近年大幅增加,2019年達99億美元(約769億港元,見圖),與2015年相比多出9.9倍;截至2019年底,本地、內地及海外機構在港安排及發行的綠色債券已達260億美元(約2,019億港元),內地機構及企業是最大發行者,佔七成,達約180億美元(約1,397億港元);政府亦先後再次發債,為政府綠色工務項目融資。參考CBI的數據,其中逾六成資金均投放至低碳建築,其餘則為廢物處理、交通、能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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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打算在接下來五個年度發行更多綠色債券,因此在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政府提出擴大「政府綠色債券計劃」 規模,將借款上限提升一倍至2,000億元,為未來五年發債鋪路;政府亦會整合「債券資助先導計劃」及「綠色債券資助計劃」,推出為期三年的「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資助計劃」,資助機構發行綠色債券及參與認證。

可惜的是,作為金融中心的香港,在證券市場中,本地企業不論是市值及成交金額均被內地企業超越,具備發債潛力的並不多。湯勇軍說:「香港的公司創新能力不足,香港市場的本土發債量還是不夠。」金風科技自2015年後便沒有來港再次發債,反而轉向內地市場,除了與內地開放市場、融資需求有關外,香港的綠債市場有何值得反思之處?

香港長年股強債弱,湯勇軍認為,香港的綠債市場缺乏一宗大額的標誌性交易,即使去年螞蟻集團來港上市觸礁,但亦是全球轟動的IPO,反觀香港的債券市場缺乏這類交易:「香港政府是有決心、亦有意發展綠色金融中心,這是值得鼓勵,但從結果來看,是不足夠的。」

中電旗下青山發電的附屬公司成功發行3億美元能源轉型債券,用作在龍鼓灘發電廠增建第二台聯合循環燃氣渦輪機組,取替燃煤發電機。(李澤彤攝)

湯勇軍分析指,綠色債券要求嚴格,本港很多企業沒有綠色項目,因而難以達到發行綠色債券的標準,如中電旗下青山發電的附屬公司便曾於2017年及去年發行能源轉型債券,最新一次發行了三億美元,用作在龍鼓灘發電廠增建第二台聯合循環燃氣渦輪機組,以取替燃煤發電機。

先天不足,但金融基建的發展卻可補救。由金管局及證監會共同領導的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跨機構督導小組 (Green and Sustainable Finance Cross-Agency Steering Group) 於去年5月成立,並在年底提交了策略計劃,除了一些改善監管及推動發展的建議外,其中提到會善用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貢獻國家綠色發展,如鼓勵更多內地企業選用香港的資本市場及金融和專業服務,綠色及可持續項目的投融資及獲取產品認證;並提升與內地金融的合作,協助國家轉型至綠色、低排放和氣候適應型的經濟體系,從而發展香港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的綠色金融中心。

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跨機構督導小組去年底提交了策略計劃,當中提到善用香港的優勢,貢獻國家綠色發展。(余俊亮攝)

中國已成為綠色債券發行量最高的國家,香港作為全球最大的人民幣離岸中心之一,在推動內地綠色債券發行一事上,正可以發揮連接內地發行人和國際投資者之間的作用。港交所董事總經理、首席中國經濟學家巴曙松亦曾在可持續金融會議上提出,如交易平台合作能促進綠色債券交易、清算的相關效率,並降低投資者投資綠色債券的成本,同時還可以發行更多新產品,改善綠色債券的流動性與風險管理。

「全世界的錢都在香港那裏,而且一般而言,香港資金的成本較低,這是其優勢,法規也符合國際的標準;反觀內地資金比較有限,卻較為創新,不需要按全世界的標準來,可以配合自己的發展去做綠債。」香港坐擁大量資金,與內地資本市場關係密切,現時債券通是向國際投資者發行綠色債券及交易在岸綠色債券的重要平台,債券通南向交易將有望在年內開通,滿足境內投資者參與境外綠色債券的需求,往後香港當可發揮更大的橋樑作用,推動及協調大灣區企業綠色融資項目。更甚的是,內地綠債標準並非完全與國際標準接軌,亦因而出現較多自貼標籤、而非得到國際認證的債券。在港發債對公司的形象及資金成本等有一定幫助,湯勇軍亦預測聯通之後,會有更多內地發行商來港發行綠債,同時可吸引內地投資者。

上文節錄自第263期《香港01》周報(2021年5月03日)《綠色債券成新趨勢 香港可成綠色金融中心》。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263期《香港01》周報精選內容:

【封面報道】綠色債券成新趨勢 香港可成綠色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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