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醒年代】有國家不為喜，無國家不為憂？

「有國家不為喜，無國家不為憂。」這觀點並非來自別人，而是來自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陳獨秀。早年他是激進的革命黨，曾和蔡元培在上海研製炸藥，密謀炸死清廷官員。
《覺醒年代》故事的開端正是流亡日本的陳獨秀痛定思痛，認定革命失敗的主因是國民質素太低，政治注定由少數精英來決定。

陳獨秀在《新青年》的發刊詞羅列當代中國新青年的標準，把希望寄託在下一代身上。當時遠在長沙的毛澤東讀後如獲至寶，急忙向青年推介。開啟民智雖說是細水長流的工作，教化百姓掌握自己的命運，難道當權者就不深明將會帶來的後果？當政治危機浪接浪打來，那怕只是置身事外，已不再是擺在知識份子眼前的現實抉擇。

如今「為國人共謀安寧幸福」的想法只能淪為有名無實的宣傳口號，人們或因循惰性，或繼續裝睡。這大概解釋了為何「躺平主義」如斯貼心地與時下青年引起共鳴！這難道不亦正好引證陳獨秀所說：「其愛之也愈殷，其愚也愈甚」？

鄒崇銘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著作有《後就業社會》、《重構香港》、《香港在地農業讀本》及《這一代的鬱悶》等。

第272期《香港01》電子周報《有國家不為喜，無國家不為憂？》拆解「躺平主義」緣何贏得新世代共鳴，剖析為何在歷史劇《覺醒年代》找到答案。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