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FE IS ART 光影藝術祭】人離鄉賤:《守護者》中的香港外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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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者》宣傳海報

上周,講述香港外籍家庭傭工的紀錄片《守護者》(The Helper)在香港百老匯影院只映一場(MOViE MOViE: Life is Art,去年也曾經映過),觀眾坐了滿場。這部紀錄片由英國導演Joanna Bowers拍攝。她來港的第一個星期天,已被成千上萬外傭佔據城市街道的場面所震撼。懷著對於女性艱難處境的敏感與共情,她數年來心心念念關注外傭團體,並眾籌9萬美元攝製此片。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這部外傭紀錄片的白人觀眾不少——甚至將近一半。散場時,零星見到幾位結伴而來的菲律賓女性,衣著得體、妝容明麗。


不過,《守護者》雖情感充溢,卻大抵只是在人生故事層面上處理外傭的普遍經驗,而如此溫情的人道主義敘事也就難以真正觸碰結構性的問題,比如這些母親何以接二連三踏上外傭之路?菲印母親與香港的白人及港人母親,難道不是有著根本性的不同?這些來自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的女傭,多數是已婚女性,許多人為了工作犧牲家庭,有人從孩子一歲起就出國工作,成為與家人在空間上和時間上分隔的跨國家庭(transnational family)。然而,當她們選擇成為事業女性時,卻弔詭地走上了一條回歸家庭之路——在別人的家庭成為女傭;她們作為情感勞工的工作,恰是將第一世界的婦女從繁重的家庭生活中解放出來。而對自己的家庭而言,卻遭受著子女的指摘與不滿,與留守的「家庭主夫」情感疏離。

 

殖民結構下的海外勞工



《守護者》塑造了菲印外傭悲情、堅韌的母親形象,並向世人重申外傭並非只知洗衣做飯的愚昧者,而是富有才華和追求的完整之人。然而,如果不是將這種現象置於文化和歷史脈絡之中,我們將難以理解為何會有如此矛盾的情形——為何影片那些驚人的歌唱天才、表現力驚人且英文出色、談吐風趣的菲律賓女人,會遠赴海外並從事家傭如此辛勞起且不體面的工作?


家傭的個人犧牲以及對香港社會的貢獻,仍然是一種經濟行為,它背後是海外勞工產業在殖民結構下的延續。以菲律賓為例,家庭幫傭其實僅僅是菲律賓整個勞務輸出產業的一個組成部分,而此現象更直接嵌於菲律賓長期以來作為殖民地令人唏噓的歷史,及其在亞洲乃至世界格局中的發展位置。



海外勞工的發展總是與殖民主義擴張有密切關聯。從十六至十九世紀的西班牙殖民時期萌芽,至十九至二十世紀的美殖民時期,大規模有組織的菲律賓海外勞工群體出現,成為美國殖民地勞動力的主要來源。這在最初是一個被動的過程。海外勞工群體不僅是殖民主義剝削的對象,亦是殖民帝國剝削過程中用後即棄(disposable)的「工具」。至1946年菲律賓獨立,美國對菲律賓的政治、經濟與軍事仍有把控,致使其戰後經濟恢復與社會重建舉步維艱。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菲律賓出現嚴重經濟問題,國民收入水準不斷下降,失業率激增,貧困人口增多。1974年頒佈的《勞工法典》(Labor Code of the Philippines)成為緩解就業危機的寶典,推動將國內剩餘勞動力輸出到國際市場。1970年代中後期至1980年代初,菲律賓海外勞工的主要目的地是中東國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東亞的發達地區如香港、日本、新加坡也成為熱門目的地,越來越多女性加入其中。國家將其視為拉動經濟的「民族英雄」(national hero);但是,外勞的苦悶並不會因此削減,其處境依然緊握在雇主(國)手中。



《守護者》影片之中有才華、受過高等教育的菲律賓女傭,多是在1970年以來教育商品化的背景下成長起來。她們往往出身農村,是家庭中接受高等教育的第一代。然而,她們所受的教育也被研究者形容為「沒有出路的教育」,因為如此取得的文憑很難為其帶來體面的工作收入。為擺脫貧窮,在國家鼓勵勞工出國打工的政策驅使,這群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下不得不選擇背井離鄉。在香港每月4210港幣的最低收入,足以令其成為家鄉的中產階級——這點與中國九十年代以來的農民工從農村向城市的流動有所相似。



2017年,中國大陸將高薪引入菲傭的新聞一度在中港引發爭議,而近年,也有不少講述外傭的作品或是外傭的創作進入大眾視野,提供了不同的觀看政治。比如香港的菲傭Leeh Ann Hidalgo便開辦了自己的攝影展。在菲律賓時,她曾是備受尊重的中學教師,但來到香港後,因「我在別人眼中,只是一個傭人」而備感壓抑,直到成為攝影愛好者,開始以手中攝影鏡頭的凝視來回應這座城市的凝視。再比如,普利策獎獲得者阿列克斯·提臧(Alex Tizon)的非虛構作品《洛拉:我家的奴隸》,講述了作者對於家中女傭菲律賓女人洛拉一生的記憶碎片——作為家中無薪的勞工,洛拉成了他們移民美國夢中最為矛盾的部分。

 

阿列克斯·提臧(Alex Tizon)的非虛構作品《洛拉:我家的奴隸》,圖為服侍了作者母親及其兒女一生的菲律賓女傭洛拉。

《守護者》對於外傭真實故事的呈現,多少透露出白人中產階級女性對於少數族裔女性傭工的理解和想像方式——這與她們自身的情感脈搏如此相近:在選擇成為母親還是投身事業的兩難抉擇中,在渴望自我實現卻難以自我實現的苦悶中,她們仍是一個個完整的、有血有肉的人。沒有什麼比《守護者》的影片介紹說得更清楚:「這群女性不僅要照顧雇主的家庭,還需支持自己在遠方的親人。對於很多本地孩子來說,她們可謂是第二個母親,是香港家庭的凝固劑;同時,她們背井離鄉,無法照顧自己的孩子,但為了能夠給他們提供更好的經濟支援而選擇背負思念親人的痛苦。」

 

然而,如此的觀看位置,同時造就了《守護者》的優點與缺陷。「如果不是有這群外傭,香港可能會少了很多成功的事業婦女。」導演在接受採訪時曾如是說。不能否認,《守護者》講述了許多極為動人的真實故事,比如完成養家責任之餘,儲錢完成攀登喜馬拉雅山夢想的外傭Liza Avelino;再比如那些愛好音樂的外傭,參與外籍音樂教師Jane Engelmann創辦,讓外傭以歌唱建立自信的合唱團Unsung Heroes,並在本地音樂節Clockenflap上大放異彩。她們是如此執著地在充斥終日的家務生活之餘、在對家鄉孩子的苦念之中,熱切地尋求著自我的價值,或者可稱之為她們的「香港夢」之類的東西——在一個繁華國際大都會所能做到的最好的自我。這樣的呼聲在Clockenflap的歌唱表演中直抒出來,「你的目標就是讓他們聽到哭」,好心的白人合唱團指揮Jane說——它的確叫人潸然淚下,紀錄片映間不斷有人輕聲啜泣。

《守護者》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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