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井直樹×孫歌:歐洲負責生產理論,亞洲負責生產經驗?|曾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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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嘉慧

「亞洲」、「亞細亞」概念最早的出現,是羅馬帝國對遙遠東方的稱謂,生活在那裡的人並不以此自稱。直到歐洲殖民帝國主義時期,所有在這個地區內遭遇歐洲的人,才第一次知道了自己在他者的分類裡屬於亞洲。而在亞洲長期生活的學者,對「亞洲」的想像在二十世紀也經歷了好幾輪劇烈的變動,從二十世紀二十 - 四十年代的以日本為中心的亞洲主義,到五十 - 七十年代不結盟運動和後殖民興起,到九十年代「亞洲四小龍」,再到今日的中國崛起和「一帶一路」,「亞洲」的概念從未是固定和靜止的,這其中伴隨著世界範圍內的核心命題從政治轉向經濟。

2017年末,中間美術館舉辦展覽「失調的和諧」,將八十 - 九十年代東亞四個區域的當代藝術並置,在這冷戰之交,日韓當代藝術開始與西方接軌,而中、台更偏本地生態建構,此區別也對應各自區域經濟發展和政治環境的區別。以「失調」形容「和諧」,本身即是一種對和諧的挑戰,更深的問題是,四個區域的當代藝術是否有一種可敘述的東亞 / 亞洲共性。自2017年來,中間美術館的展覽便以重分量的學術研討為亮點,致力於將藝術問題意識延伸到更寬廣的思想史領域。此次閉幕演講更是特意請來美國康奈爾大學亞洲研究學科講席教授酒井直樹(Naoki Sakai)和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的孫歌教授就「何為亞洲性」問題討論,而這兩位老朋友,居然是第一次在北京進行對談。

 

北京中間美術館展覽現場

 

酒井直樹:亞洲為什麼不能生產理論?

在廣泛的人文社科研究,尤其是偏保守的區域研究裡,全球被分為「西方和他方」(The West and the Rest),西方生產理論,他方生產經驗,他方的學者長期被視為「本地經驗的報導人」。酒井直樹的發言便直指了西方學術界一個長期潛藏在知識生產之下的預設,「亞洲」和「理論」的不相容性。在他此前的講座和訪談裡,他多次提到亞洲作為歐洲的參數(index),亞洲借由歐洲來生產自身,這種類似主奴間欲望的投射為「文明的移情」。這種結構在早期人類學中頻繁出現,人類學家通過將本地人的經驗翻譯成西方學術界可理解的成果,而本地人則在學術成果裡被啞聲為一種經驗,而忽視了很多時候成果本身是共同合作的結果。齊澤克(Slavoj Žižek)在與格林・戴里(Glyn Daly)的談話裡也曾提及過這種東西方互相注視的結構本質上是一種幻想,東方幻想在被西方注視,或者自覺地用西方注視的角度來工作。

這次在中間美術館的講座,酒井直樹用一個具體的「文明的移情」的實例批評了亞洲和理論的不相容,他追溯到預設的反面,為什麼「歐洲」和「理論」天然相容?歐洲和亞洲在理論能力上的不同,是被誰塑造出來的?

二十世紀早期,率先現代化的西方學者對西方理論能力的自信可以保羅・瓦萊利(Paul Valéry)和胡塞爾(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為代表。作為一名生於奧匈帝國摩拉維亞的猶太人,胡塞爾1928年從弗萊堡大學哲學教授位置退休(這個著名的位置後來留給了海德格爾)。1933年,希特勒在德國上台,法西斯狂熱在歐洲中部集中爆發,歐洲社會的中下層居民急需一個外敵來擺脫社會焦慮,長期遊牧的猶太人就成了最好用的他者的象徵,「歐洲是歐洲人的歐洲」成為一時最受矚目的政治口號,歐洲社會的中下層居民急需一個外敵來擺脫社會焦慮,長期遊牧的猶太人就成了最好用的他者的象徵。很多歐洲知識份子開始公開地談論歐洲的危機。胡塞爾作為深受排擠的猶太人,他談論危機的方法卻是追溯到了更根本的歐洲精神內部。他認為,歐洲科學的根本危機在於科學理性拋棄了「最高的和終極問題」,要克服危機必須回溯其開端,探求科學與文明真實的理性精神基礎。胡塞爾將科學危機界定為「歐洲人的危機」(Crisis of European Man)的表現,其根源在於近代物理學的客觀主義和超越論的主觀主義之間的對立,實證主義的科學觀使哲學與精神喪失了意義維度。在此基礎上,胡塞爾試圖開闢一條超越論現象學的道路,以「生活世界」作為科學理解自身的基礎,希望他的現象學成為歐洲人文主義的歷史化身,並作為歐洲精神的最終代言人。

 

哲學家胡塞爾(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

 

1936年,77歲的胡塞爾出版了一本最初不太引人注意的小書《幾何學的起源》(作為《危機》的附錄),1962年,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將其翻譯成法文,並配有長序。德希達也正是以此為基礎展開了他對形而上學的批評。胡塞爾在此書裡強調古希臘文明是歐洲精神的起源,認為歐洲是從古希臘時代開始就一直存在的。酒井教授認為這是胡塞爾犯的一個嚴重錯誤,因為「歐洲」從不是一個連續的實體,十六世紀時,隨著阿拉伯的入侵,很多歐洲知識份子是從阿拉伯語裡重新撿起拉丁語和古希臘語。而我們現在所理解的「歐洲」概念,也正是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後,歐洲出現了「國際社會」,國與國的關係成為國際交往的主要關係後才出現的。而這段時間,也正是歐洲開始對外擴張、發現並征服美洲的時間,如竹內好所說,「為了歐洲存在,亞洲是絕對必要的」。恰恰是在十八世紀,當歐洲在全球範圍內樹立起主導地位後,西方對自身的歷史才有了連貫敘述。他之後的思想家如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和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對這套歷史建構是有意識的,但胡塞爾卻對此抱有更天真的堅信。而胡塞爾沒看到的是,「西方」概念隨著政治實力的變遷也在內部悄悄轉移。二戰後,美國逐步確立了世界秩序上的新霸主地位,建立了新的學科範式,大量吸收優秀的外國學生和學者來學習和研究,時至今日,美國學術界的霸權地位已經牢不可破。酒井調侃,「多虧資本主義,歐洲中心主義似乎是徹底完蛋了。」

同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日本人對於法西斯的接受可能不如我們之前想像的鐵板一塊。1933年,瀧川事件爆發,京都帝國大學法學部教授瀧川幸辰因對家庭法中一法條持自由主義的不同解釋意見,被攻擊為散佈共產主義學說,首相齋藤實內閣對其發佈停職處分,瀧川被迫停職(此事後來成為黑澤明二戰後第一部電影《我對青春無悔》的故事背景)。而此時大學已形成自治慣例,為抗議首相的做法,京都大學法學部全體教師聯名辭職,引發了一場波及全國的反法西斯運動。幾乎同時,“Fassho”(Fascism的義大利詞源)一詞首次在日語中出現,用來指涉全球範圍內的超國家主義和種族清洗趨勢。不過直到1940年日德意同盟正式結成,受「大東亞共榮圈」多種族帝國主義形態的想像,號稱「將亞洲人民從優越的白種人中解放出來」,日本法西斯主義在種族問題上從來不與納粹完全一致。

至此,酒井教授在破除「歐洲與理論的天然親緣」的努力主要集中在破除「歐洲」的迷信,正是胡塞爾等學者對古希臘文明作為歐洲起源的著迷,而逐步使得歐洲的精神演化成為一種無限超越其古典起源的目的論學說,由此,「歐洲」區別於世界其他地區。

 

《我對青春無悔》劇照

 

孫歌:理論的新形態——形而下之理?

孫歌先回應了酒井的發言,她說,酒井長期致力於砸碎「亞洲」和「歐洲」的區分,她理解他在西方學術前線的戰鬥,「如果真的要打翻歐洲中心論幾個世紀以來留給我們的預設,我們要先去掉以種族為基礎的分類方式」。但孫歌的發言卻在表面上唱了個反調,「我要強調亞洲存在的必要性」。她認為從現在開始的人類史,也許必須要依靠「亞洲式的思考」(Asian Thinking),才能真正地、有效地抵制西方中心論。她主要談了兩個問題,一是我們如何利用亞洲的歷史資源來建立一個普遍性和特殊性關係的理論想像,二是,亞洲如果要生產自己的理論,有沒有一種新的,或者說多種新的理論形態。

孫歌以「普遍性」和「特殊性」兩個詞,取代了常用的「理論」和「經驗」,她從二十世紀美國地理學界的地理學科性質之爭開始。1939年,理查·哈特(Richard Hartshorne)出版了著作《地理學的性質》,以他為代表的區域地理學派提出地理學的性質在於研究區域差異,區域獨特性是地理研究的核心,提出「最優秀的地理學成果應該是那些對於特殊性和由這種特殊性當中透視出相似性的個案研究」。由此,孫歌呼籲,我們能不能借鑒地理學的方法,通過尋找差異,來達成另一種普遍性。

 

《地理學的性質》英文版封面

 

長期以來,「普遍性」和「特殊性」被處理為對立範疇,哲學裡還提出了「個別性」。能夠被抽象出普遍性價值的特殊性是「個別性」,而拒絕被抽象、完全排他的則是「特殊性」,在知識界的討論裡,特殊性常常和文化保守主義聯繫在一起。於是,當我們只有普遍性和特殊性這一對對立範疇時,總會想辦法滅掉特殊性。但是,「特殊性」滅不掉,因為這個世界上現實存在的只有「特殊性」,「普遍性」是一個精神產品。從多樣的特殊性中概括出其共同的要素,提取出「普遍性」,這並非不必要。但很多時候霸權的產生正來自於對某種「普遍性」價值化。如歐洲中心主義——在現實中,它將人類精神產品特殊狀態的歐洲理論變成了普遍性的價值,而同樣作為人類精神產品的亞洲的理論,因為跟歐洲的理論不一樣,就不被視為理論。

另一方面,1930年代締造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軍國主義者們一開始就知道日本的天皇制意識形態不可能融合亞洲的多種族,他們很早就建立了研究伊斯蘭文明的回教圈研究所等。但這並不意味著日本瞭解亞洲的多元性,他們對於不同種族的研究始終服從於建立單一帝國的目標。所以雖然在種族問題上日本和納粹在民族問題上的淺層表現不一致,但他們在多元和一元的關係認識上是一致的,也就是在「多元」之上有個「一元」。

二戰之後,亞非拉的殖民地紛紛開始民族獨立運動,但新興的民族國家們能否真正有效地建立起一種新的國際秩序是令人存疑的。1950年,印度總理尼赫魯在著名的演講「亞洲的動亂」(Ferment in Asia)裡提到,「民族主義在一個沒獨立的國家,它能幫助人們獲得獨立,但在獨立之後的國家裡,它可能是不健康甚至是應激性的」。孫歌認為民族主義的雙刃性是一個至今還沒解決的問題。而隨著亞非拉的獨立運動獲得成果,一種取代歐美舊有普遍性敘述的新的普遍性正在悄悄擴展,但此模式還是以一地之霸權取代另一地是霸權,不過是「新瓶裝舊酒」。

 

印度總理尼赫魯

 

在以上種種前提下,孫歌提出了新的理論形態想像,我們要想像一種「形而下之理」,在這種理論形態裡,必須用具體的問題來呈現它的理論性。普遍性作為媒介出現,憑藉這個媒介,特殊性得以交集。而中國的傳統思想裡已有豐富的「形而下之理」的資源,如莊子的「不齊之齊」,明末思想家李贄的「物之不齊,乃物之情也」等思想都有助於我們重新看待亞洲的問題。「所有的和諧不可能統一為一,它一定是百花齊放的,沒有辦法聚攏成一種形態。這應該是亞洲性的精髓,」而要生產這樣的理論,必須從對問題預設發起質疑開始。

講座的最後,孫歌回應展覽標題,「失調的和諧」,她幽默地說,如果我們不把和諧(harmony)想像為交響樂上(harmonic)的樂符,我們能否想像另一種更真實的和諧,比如,在朝鮮半島,白熱化之前就停住的狀態,也是一種和諧?

(本文轉載自澎湃思想市場,感謝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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