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儒學中的兩個誤區丨周九泉

近年討論儒學的氣氛頗為熱烈。孔子有一句名言：「克己復禮為仁」（《論語‧顏淵》），而正好內地官方也打出「文化自信」的旗幟並大談「復興」。當然，今天所談的「復興」與古時的不一樣，但自古以來，中國每隔一段時間便會有一次「復興」行動，總會有一代人相信我們的老祖宗曾經擁有一些美好的東西，相信做子孫的有責任發揚光大。一個「復」字不僅貫穿儒家思想往後兩千年的發展，也是諸子百家的共識。

自唐代起，佛教得到官方的護持，朝廷設置僧官制度，對佛教進行系統性管理，但其「外來輸入」的本質引起了一些捍衛「本土文化」的知識分子不滿。【註1】唐末的儒學復興運動以韓愈倡導的「華夷之辨」揭開序幕，運動發展到宋明時期又走出了分叉路：理學和心學。籠統而言，學者對這個發展大概有兩種說法：第一種如牟宗三所說，陸九淵、王陽明心學這一脈繼承了孔孟思想，因為孔孟最主要的思想是藉「仁」或「心」向上契合天道，即始終以個人作為本體，這與理學所主張的天命下貫而為「性」有著根本的不同。【註2】

第二種是傳統觀點，也是現在的主流說法，就是以二程和朱子的理學為儒學的正統，並認為陸王心學「太玄」和「佛老」的味道太濃。由於儒學復興運動最初是以反對「佛老」為基礎，所以心學不可能是儒學的正統。如今要復興儒學，順理成章必須褒理學、貶心學。（如讀者不熟悉理學，可以參閱01哲學李麗珠的《朱熹：理學集大成者》。）

從這個論點出發，我們看到研習儒學的第一個誤區是門派成見太深。首先，古今的儒者都習慣以「佛老」去稱呼佛教和道家，不論這個稱呼原本是否中性，但在今天似乎已變得有點貶義了，我建議學術界檢討是否繼續採用這個稱呼。其次，有一些學者以為，既然唐末北宋的儒學復興是以反對佛教和道家為起點，於是便將這個起點視作重點去宣揚。作為研究思想史的發展，這樣做無可厚非，但若將之混雜到儒家思想的傳授之中，便有問題了。儒學之所以復興，與反對佛道這個做法是否合理，當中沒有必然的關係。促使一件好事的理由不一定是好理由。再者，宋明儒者對於佛、道的批評，今天看來其實都站不住腳。

孔子從來沒有想過要好像費希特和黑格爾那樣建立起一套思想系統，在中國第一個有這種想法的人是墨子。宋明儒者為了打造「品牌效應」而不得不築起門派的圍牆，以突顯儒學的價值。這是當時的實際需要，但其實是儒學發展的不幸。歷史證明，宋明儒者自設的圍牆不能阻擋三教合一的大潮流。儒、釋、道取長補短才是真正的正統，否則後來不會出現《菜根譚》這些為人津津樂道的作品了。綜觀今天一些學者的治學態度和觀點，未免與過去一千多年發展出來的文化涵養相左。若然如此，那個「復」字便談不上了。對此，矢志宣揚儒家學說的人務必警惕。

例如一位內地學者便這樣說：

到陽明這個時代，為儒家的生活方式奠定基礎已經不是問題的核心了。這從陽明已經開始講「三教合一」，而不再強調「儒佛之辯」可以看出。在那個時代，佛老思想已經無法跟儒家的正統地位相抗衡了。（楊立華，《宋明理學十五講》，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頁294）

按常理而言，「三教合一」正好反映了佛教和道家都有道理，儒、釋、道都在中國社會紮根，這位學者何以把這種現象曲解為儒學的終極勝利呢？可見門派偏見容易令人背離常理，不可不慎。

不少研究東方哲學的學者可能受到西方哲學影響，覺得分析、比較、邏輯論證才是王道，於是習慣性地把不同的見解對立起來，否則便似不能思辨。雖然研究的方法是一種個人取態，當中難免牽涉個人的喜好，但如果以為以上的態度是自古以來中國人的主流治學態度，這種想法便不正確了。事實上，中國哲學有很多見解都不是從分析、比較、邏輯之中取得的，否則精於此道的墨家和名家一定會成為主流思想。但是，請勿太快聯想到西方辯證法的對立統一。簡單來說，辯證法是將不同的矛盾事物消弭於一個共同點上，例如：國家、民族、主義、神明，即甲和乙可以共存於丙，透過丙來化解甲和乙的矛盾。

東方哲學則不一定存在上述的共同點，其方法是深刻地明白甲是乙亦非乙、乙是甲亦非甲。莊子一針見血地說：「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莊子‧齊物論》）。【註3】佛教和道家尤其擅長這種思考方式。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而佛教說得更明白：「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但這種超越了語言邏輯的方式對西方哲學而言是相當陌生的。有趣地，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他的新書中，不自覺地運用了類似東方哲學的這種方式去回答「什麼是哲學？」，見Agamben, What is Philosophy?, Meridian: Crossing Aesthetics, 2018（留意第27頁）。可見這種思考方式有其用處，而不應簡單地被誤解成「語言偽術」。可是，有人以為儒家學說反對以上「彼此一是非」的方法，這是由於門派之見造成了先入為主。其實儒家也有運用類似的方法，我將在下一節談到。

接著談第二個誤區。學習東方哲學有一個傳統，就是要對古聖先賢有絕對的信心。孔子說：「信而好古」（《論語‧述而》），注意那個「信」字。古人學習時較少講求邏輯論證，因為傳統教育注重「師道」，一開始要先拜師。沒有人會拜一個他不相信的人為師，而一旦拜師後便不應挑戰老師。我常舉一個例子：古人不會質疑為什麼要孝順，質疑孝順就等於問為什麼圓周不是直線。只有現代人才有可能邏輯地、哲學地提出這類質疑。不過，即使能夠邏輯地、哲學地去質疑，但常理會告訴我們其實沒有什麼好質疑的。也就是說，沒有完善的論證並非一個可供挑剔的理由。所以，有一些讀慣西方哲學的人看《老子》和《論語》時可能會覺得乏味，這是由於信心的根基沒有打好，便只好抱著疑心去讀了。這樣讀一輩子都不得其門而入。

因此，讀儒家的典籍要窂窂把握住孔子的本意。那是什麼呢？答案肯定是教育，沒有比教育更重要的事了。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論語‧先進》）意思是說：冉求天性遲緩遇事畏縮，所以孔子鼓勵他前進；子路剛強好勝，所以鼓勵他凡事謙讓。孔子認為教育沒有固定的方法，不管黑貓白貓，最重要是把人教好。假如有一個人，孔子沒有辦法教好他，但若那人喜歡學佛或學道，我相信以孔子的胸襟，不會反對那個人去向釋迦牟尼或老子學習。現代學者似乎很少想過這一點。

這裡舉一個例子。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後人都以為這是孔子談論人類的本性。後來，孟子說人性本善，荀子說人性本惡，很多後人都被弄糊塗了。宋儒除了談「性」和「習」，還多加一個「氣」（資質之別）。孟子說「性善」是強調「性」的方面，而荀子說「性惡」是強調「習」的方面。儘管看似矛盾，實則用意相同，因為「習」不離「性」。若非人人都有能夠學習的本性，教育便無從入手了。說「性善」，是要我們相信人人都可以被教好；說「性惡」，是要我們知道人人都必須接受教育，這兩種說法不一亦不二。宋儒卻以為「性」和「習」不足以解釋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於是加上「氣」；從正面來說是發展了儒學，從負面來說是以自己的方式為性善論辯護，討論的焦點落在人與人之間的差異上，而這一點正是先秦儒家（尤其孔子）勸人不要執著的。可見閱讀儒家典籍時若疏忽了教育這個基本立場，隨時可以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註4】

若然儒、釋、道真的存在重大矛盾，三教合一根本不可能發生。因此，今人研習儒學不應重蹈宋明儒者的兩個誤區：第一是器量太小，以為發揚儒學便非要排斥其他學說不可；第二是純粹把儒學視為一門學問而漠視了它的精神內涵。儘管宋明儒學有其學術價值，但今人實有必要認清當中的問題和缺點，切忌混淆是非或積非成是，以免盲目地接受和傳授之。

注釋

註1：「護持」是佛教的專有名詞，指在家居士供養出家僧侶。儘管有少數皇帝不喜歡佛教（最著名的有唐武宗），但這不妨礙朝廷護持佛法這個歷史潮流。

註2：「中庸首句『天命之謂性』是代表中國的老傳統——從天命、天道下貫而為性這一傳統。北宋諸儒下屆朱子實比較能契接這個傳統，倒反不能契接孔孟的精神。我們前說孔子暫時撇開那老傳統，不直接地從客觀方面說那性命與天道，而卻別開生面，從主體方面，講仁、智、聖，開啟了遙契性與天道的那真生命之門。……陸王倒比較能契接這一面。」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1963年初版，臺北：學生書局，2015年，頁70-71。

註3：後期墨家說：「或一是而一非也。」《墨子‧小取》

註4：孟子說：「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孟子‧告子上》）荀子說：「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荀子‧性惡》）不難看出這兩段話的目的不外乎勸人學習。張載說：「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正蒙‧誠明》）又說：「如氣質惡者學即能移。」（《經學理窟‧氣質》）簡單而言，張載執孟子的「性」而把荀子的「性」視作「氣」。雖然他的看法與孔孟基本一致，但他基於「氣論」而引申出學習的理由是「質惡」（氣質惡劣）和「善反」（回歸善的本性），一方面可以說他對教育的論述比孟、荀更有層次，但另一方面則可以說他對教育的理解比先秦儒家狹隘。